老舍杂文《我怎样写《二马》》

2024-11-26 老舍

　　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原名舒庆春，另有笔名絜青、鸿来、非我等，字舍予。中国现代小说家、著名作家，杰出的语言大师、人民艺术家，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老舍杂文《我怎样写《二马》》，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我怎样写《二马》

　　《二马》中的细腻处是在《老张的哲学》与《赵子曰》里找不到的，“张”与“赵”中的泼辣恣肆处从《二马》以后可是也不多见了。人的思想不必一定随着年纪而往稳健里走，可是文字的风格差不多是“晚节渐于诗律细”的。读与作的经验增多，形式之美自然在心中添了分量，不管个人愿意这样与否。《二马》是我在国外的末一部作品：从“作”的方面说，已经有了些经验;从“读”的方面说，我不但读得多了，而且认识了英国当代作家的著作。心理分析与描写工细是当代文艺的特色;读了它们，不会不使我感到自己的粗劣，我开始决定往“细”里写。

　　《二马》在一开首便把故事最后的一幕提出来，就是这“求细”的证明：先有了结局，自然是对故事的全盘设计已有了个大概，不能再信口开河。可是这还不十分正确;我不仅打算细写，而且要非常的细，要象康拉德那样把故事看成一个球，从任何地方起始它总会滚动的。我本打算把故事的中段放在最前面，而后倒转回来补讲前文，而后再由这里接下去讲——讲马威逃走以后的事。这样，篇首的两节，现在看起来是象尾巴，在原来的计画中本是“腰眼儿”。为什么把腰眼儿变成了尾巴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我到底不能完全把幽默放下，而另换一个风格，于是由心理的分析又走入了姿态上的取笑，笑出以后便没法再使文章萦回逗宕;无论是尾巴吧，还是腰眼吧，放在前面乃全无意义!第二个是时间上的关系：我应在一九二九年的六月离开英国，在动身以前必须把这本书写完寄出去，以免心中老存着块病。时候到了，我只写了那么多，马威逃走以后的事无论如何也赶不出来了，于是一狠心，就把腰眼当作了尾巴，硬行结束。那么，《二马》只是比较的“细”，并非和我的理想一致;到如今我还是没写出一部真正细腻的东西，这或者是天才的限制，没法勉强吧。

　　在文字上可是稍稍有了些变动。这不能不感激亡友白涤洲——他死去快一年了!已经说过，我在“老张”与《赵子曰》里往往把文言与白话夹裹在一处;文字不一致多少能帮助一些矛盾气，好使人发笑。涤洲是头一个指出这一个毛病，而且劝我不要这样讨巧。我当时还不以为然，我写信给他，说我这是想把文言溶解在白话里，以提高白话，使白话成为雅俗共赏的东西。可是不久我就明白过来，利用文言多少是有点偷懒;把文言与白话中容易用的，现成的，都拿过来，而毫不费力的作成公众讲演稿子一类的东西，不是偷懒么?所谓文艺创作不是兼思想与文字二者而言么?那么，在文字方面就必须努力，作出一种简单的，有力的，可读的，而且美好的文章，才算本事。在《二马》中我开始试验这个。请看看那些风景的描写就可以明白了。《红楼梦》的言语是多么漂亮，可是一提到风景便立刻改腔换调而有诗为证了;我试试看：一个洋车夫用自己的言语能否形容一个晚晴或雪景呢?假如他不能的话，让我代他来试试。什么“潺湲”咧，“凄凉”咧，“幽径”咧，“萧条”咧……我都不用，而用顶俗浅的字另想主意。设若我能这样形容得出呢，那就是本事，反之则宁可不去描写。这样描写出来，才是真觉得了物境之美而由心中说出;用文言拼凑只是修辞而已。论味道，英国菜——就是所谓英法大菜的菜——可以算天下最难吃的了;什么几乎都是白水煮或楞烧。可是英国人有个说法——记得好象George Gissing(乔治·吉辛)也这么说过——英国人烹调术的王旨是不假其他材料的帮助，而是把肉与蔬菜的原味，真正的香味，烧出来。我以为，用白话著作倒须用这个方法，把白话的真正香味烧出来;文言中的现成字与辞虽一时无法一概弃斥，可是用在白话文里究竟是有些象酱油与味之素什么的;放上去能使菜的色味俱佳，但不是真正的原味儿。

　　在材料方面，不用说，是我在国外四五年中慢慢积蓄下来的。可是象故事中那些人与事全是想象的，几乎没有一个人一件事曾在伦敦见过或发生过。写这本东西的动机不是由于某人某事的值得一写，而是在比较中国人与英国人的不同处，所以一切人差不多都代表着些什么;我不能完全忽略了他们的个性，可是我更注意他们所代表的民族性。因此，《二马》除了在文字上是没有多大的成功的。其中的人与事是对我所要比较的那点负责，而比较根本是种类似报告的东西。自然，报告能够新颖可喜，假若读者不晓得这些事;但它的取巧处只是这一点，它缺乏文艺的伟大与永久性，至好也不过是一种还不讨厌的报章文学而已。比较是件容易作的事，连个小孩也能看出洋人鼻子高，头发黄;因此也就很难不浮浅。注意在比较，便不能不多取些表面上的差异作资料，而由这些资料里提出判断。脸黄的就是野蛮，与头发卷着的便文明，都是很容易说出而且说着怪高兴的;越是在北平住过一半天的越敢给北平下考语，许多污辱中国的电影，戏剧，与小说，差不多都是仅就表面的观察而后加以主观的判断。《二马》虽然没这样坏，可是究竟也算上了这个当。

　　老马代表老一派的中国人，小马代表晚一辈的，谁也能看出这个来。老马的描写有相当的成功：虽然他只代表了一种中国人，可是到底他是我所最熟识的;他不能普遍的代表老一辈的中国人，但我最熟识的老人确是他那个样子。他不好，也不怎么坏;他对过去的文化负责，所以自尊自傲，对将来他茫然，所以无从努力，也不想努力。他的希望是老年的舒服与有所依靠;若没有自己的子孙，世界是非常孤寂冷酷的。他背后有几千年的文化，面前只有个儿子。他不大爱思想，因为事事已有了准则。这使他很可爱，也很可恨;很安详，也很无聊。至于小马，我又失败了。前者我已经说过，五四运动对我是个旁观者;在写《二马》的时节，正赶上革命军北伐，我又远远的立在一旁，没机会参加。这两个大运动，我都立在外面，实在没有资格去描写比我小十岁的青年。我们在伦敦的一些朋友天天用针插在地图上：革命军前进了，我们狂喜;退却了，懊丧。虽然如此，我们的消息只来自新闻报，我们没亲眼看见血与肉的牺牲，没有听见枪炮的响声。更不明白的是国内青年们的思想。那时在国外读书的，身处异域，自然极爱祖国;再加上看着外国国民如何对国家的事尽职责，也自然使自己想作个好国民，好象一个中国人能象英国人那样作国民便是最高的理想了。个人的私事，如恋爱，如孝悌，都可以不管，自要能有益于国家，什么都可以放在一旁。这就是马威所要代表的。比这再高一点的理想，我还没想到过。先不用管这个理想高明不高明吧，马威反正是这个理想的产儿。他是个空的，一点也不象个活人。他还有缺点，不尽合我的理想，于是另请出一位李子荣来作补充;所以李子荣更没劲!

　　对于英国人，我连半个有人性的也没写出来。他们的褊狭的爱国主义决定了他们的罪案，他们所表现的都是偏见与讨厌，没有别的。自然，猛一看过去，他们确是有这种讨厌而不自觉的地方，可是稍微再细看一看，他们到底还不这么狭小。我专注意了他们与国家的关系，而忽略了他们其他的部分。幸而我是用幽默的口气述说他们，不然他们简直是群可怜的半疯子了。幽默宽恕了他们，正如宽恕了马家父子，把褊狭与浮浅消解在笑声中，万幸!

　　最危险的地方是那些恋爱的穿插，它们极容易使《二马》成为《留东外史》一类的东西。可是我在一动笔时就留着神，设法使这些地方都成为揭露人物性格与民族成见的机会，不准恋爱情节自由的展动。这是我很会办的事，在我的作品中差不多老是把恋爱作为副笔，而把另一些东西摆在正面。这个办法的好处是把我从三角四角恋爱小说中救出来，它的坏处是使我老不敢放胆写这个人生最大的问题——两性间的问题。我一方面在思想上失之平凡，另一方面又在题材上不敢摸这个禁果，所以我的作品即使在结构上文字上有可观，可是总走不上那伟大之路。三角恋爱永不失为好题目，写得好还是好。象我这样一碰即走，对打八卦拳倒许是好办法，对写小说它使我轻浮，激不起心灵的震颤。

　　这本书的写成也差不多费了一年的工夫。写几段，我便对朋友们去朗读，请他们批评，最多的时候是找祝仲谨兄去，他是北平人，自然更能听出句子的顺当与否，和字眼的是否妥当。全篇写完，我又托郦堃厚兄给看了一遍，他很细心的把错字都给挑出来。把它寄出去以后——仍是寄给《小说月报》——我便向伦敦说了“再见”。

　　创作背景

　　《我怎样写〈二马〉》是老舍在创作完《二马》这部小说后，对创作过程、灵感来源、写作心得等进行总结的一篇杂文。其创作背景与《二马》小说的创作背景紧密相关。

　　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正处于新旧交替、思想变革的关键时期。老舍在这一时期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汉语教师，亲身感受到了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和冲突。这种文化差异和冲突不仅体现在生活习惯、社会制度等方面，更深刻地体现在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上。老舍在异国他乡，以弱国子民的身份，深刻体验到了民族屈辱感和文化震惊。这种体验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促使他写下了《二马》这部小说，并通过《我怎样写〈二马〉》这篇杂文，对创作过程进行了详细的回顾和总结。

　　主要内容

　　《我怎样写〈二马〉》这篇杂文，主要介绍了老舍创作《二马》的动机、过程、灵感来源以及写作心得等方面。老舍在文中详细阐述了他是如何将自己对东西方文化的感受和思考融入到小说中的，以及他是如何通过塑造老马、小马等人物形象来展现中西文化冲突和交融的。同时，老舍还分享了自己在创作过程中的一些心得和体会，如如何捕捉灵感、如何塑造人物形象、如何安排情节等。

　　老舍简历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中国现代小说家、作家、语言大师、人民艺术家、北京人艺编剧，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老舍的代表作有小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话剧《茶馆》、《龙须沟》等。他出生于北京一个贫苦旗人家庭，自幼丧父，靠母亲抚养长大。老舍在青少年时期就表现出了对文学的浓厚兴趣，曾在北京师范学校学习，并开始从事文学创作。他的作品以北京为背景，通过描绘北京的风土人情和市民生活，展现了老北京的社会风貌和人们的生活状态。

　　老舍的文学创作生涯跨越了多个时期，他的作品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对世界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创作风格独特，语言幽默风趣，善于运用北京口语和方言来塑造人物形象和展现故事情节。他的作品不仅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人性关怀，还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

　　综上所述，《我怎样写〈二马〉》是老舍在创作完《二马》后的一篇总结性杂文，其创作背景与《二马》小说的创作背景紧密相关。老舍通过这篇杂文，详细回顾了自己的创作过程和心得体会，为我们了解他的创作思路和文学追求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同时，老舍的简历也为我们了解他的生平和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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