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马》中，老舍对欧洲文化的态度充满矛盾，主要体现在哪里?
1924年，老舍留学英国，几年的英国生活，使他对中西文化有了更直观和深刻的认识，由此创作了《二马》。关于这部小说，研究者多关注老舍对西方文化的接受，以及在中西文化对比中对“国民性”的探索，但忽视了的一个问题就是：老舍深受欧洲东方学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有自我东方主义的倾向。这种忽视使得研究者对老舍在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困惑、矛盾，以及痛苦的选择的关注还不够。
一、中国人背后的欧洲“镜子”
拉康在论述人的自我意识时提出了著名的“镜子理论”，即人是受镜子里的影像启发而开始认识到自身。“镜子理论”说明人的自我意识不自足时，必须借助于他人的眼光才能认识自己。在老舍看来，《二马》中先进的欧洲文化就如同一面镜子，一面照出守旧中国人老马的愚陋和麻木;一面照出年轻一代小马、李子荣的活力和生气。
在老派中国市民马则仁眼中，英国文化是典型的异国文化。“异”有些是“异国风情”，“‘异’也表示用自己的价值标准去衡量自己所不了解的人、事、地点等。”老马因袭着传统文化的重负，缺乏竞争意识，追求闲适生活。在他看来，英国人就是不懂得生活的乐趣，不近人情。小说中有一个细节也很能显示英国人与老马的区别。伊牧师劝老马写一本东西文化比较的书，老马回答说:“快50岁的人啦,还受那份累!”伊牧师听了很吃惊，很诚恳地对他说:“我的好朋友!你50啦?我60多了!萧伯纳70多了，还一个劲儿写书呢!我问你，你看见过几个英国老头子不做事?人到50就养老，世界上的事都交给谁做呀!”英国人的这种生活态度与他们激烈竞争的社会有关，也与他们的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浮士德、鲁滨逊等不断探索和追求为特征的文学形象就是欧洲文化性格的艺术反映。老舍正是通过中西国民的对比，揶揄中国人身上的弱点。
李子荣和小马身上，全然不见老马身上的毛病，他们有欧洲文化中务实、认真、独立等特性。或者说，老舍心中的理想市民是以英国文化为参照的，是“英国化了的中国人”。李子荣的做事干练、忠于职守，热情诚恳，求实进取等文化品格，恰合老舍对英国人是“很好的公民式办事人”的认识。到上世纪30年代老舍所极力推崇的也仍是英国人的这种“公民式办事人”精神，“他们该办什么就办什么，不必你去套交情，他们不因私交而改变做事情应有的态度”，所以“你可以永远不与他们交朋友……但你一定拿他当个很好的公民或办事人”。这使老舍“不能不佩服他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老舍对老马的揶揄、对李子荣与小马的推崇，标准都来自欧洲文化这面镜子。
二、老舍对东方主义的批判
“东方主义”的概念来自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萨义德(Edward WSaid)，他赋予该词三个方面的含义，即关于东方的一种学术研究学科，以东西方相区分为基础的一种思维方式，以及西方对东方进行描述、殖民、统治的一种权力话语。③
老舍最初写《二马》就是为了驳斥当时欧洲人把中国人写成“一种奇怪可笑的动物”。西方文学中的“中国想象”，特别是那种东方主义激发了老舍的创作冲动。他看到一些没钱到东方旅行的德国人、法国人、美国人到伦敦中国城找写小说、日记和新闻的材料，这些报道把中国人都写成“抽烟，私运军，害死人后把尸首往床底下藏，奸妇女不问老少，和作一切至少该千刀万剐的事情的”。这完全是皮尔逊(CharlesH.Pearson,1830―1894)“黄祸论”的翻版。然后作小说的，写戏剧的，作电影的都按照这种传说来描写中国，而看戏，看电影，念小说的姑娘、小孩、老太太、英国皇帝都把这些都记在脑子里，“于是中国人已经变成世界上最阴险，最污浊，最讨厌，最卑鄙的一种两条腿儿的动物。”这说明老舍在英国也意识到“身份是他人赋予自身的意义”，或者说是一种权力话语。他认识到欧洲人将这种对中国人的看法“知识化”、“真理化”,显示了文化霸权所具有的令人生畏的结构力量。老舍参观大英博物馆时候，看到展览的印度等东方民族的文物时候就感叹过，帝国主义其实真的不简单，灭了别人的国家，还把别人的东西搬到自己国家来研究。所以他也明白帝国主义其实也是有东方学知识谱系的支撑。
老舍对欧洲人这种东方主义自觉的同时，还特别批判了英国人严重的殖民意识和欧洲中心主义思想。伊牧师在中国传教二十多年，是一名中国通，“他真爱中国，半夜睡不着的时候，总是祷告上帝快快地叫中国变成英国的属国;他含着热泪告诉上帝：中国要不叫英国管起来，这群黄脸黑发的东西，怎么也升不了天堂。”《二马》中，小马在保罗先无礼挑衅时奋勇反击。伊太太不能忍受，“她动了怒，完全是因为马威―― 一个中国男孩――敢和保罗打架。一个英国人睁开眼，他或她，看世界都在脚下：香港、印度、埃及、非洲……都是他或她的属地，她不但自己要骄傲，她也要别的民族承认自己确乎是比英国人低下多少倍”。老舍通过对一个英国家庭主妇的'描绘，写尽了欧洲人的殖民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心态。应该说老舍对东方主义批判是深刻的，但他又不可能完全摆脱东方学那种无所不在的影响。
三、老舍与自我东方主义
自我东方主义是德里克(Arif Dirlik)对萨义德东方学的进一步发展。它是指欧洲东方主义的认知和方法在二十世纪已经成为了东方“自我形象的构成”和身份认同的依据。或者说是指“东方文化身份的作家，以西方想象自己的方式来想象自己、创造自己，从自己与西方文化的不同或者差异里去肯定自我和确认自我，在跨文化传播中进行‘自我再现’，而这种‘自我再现’往往与西方论述东方的刻板印象，或固定形象，也就是形象学所说的‘套话’发生吻合，形成了与西方口味相同的‘共谋’关系”。
老舍曾说过他的写作目的是要表现“中国人与英国人不同之处”，而且他强调“我不能完全忽略了他们的个性，可是我更注意他们所代表的民族性”。虽然与“五四”文化精英对西方文化的单纯膜拜有所不同，老舍也有意识地批判了欧洲文化的弊端，但从基本思想上，或者说小说表现“中国人与英国人不同之处”的立足点看，《二马》没有摆脱“五四”时期那种东西方比较的思维。在小说中，英国是一个近代的工商社会，重法理;而中国仍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重礼俗人情。从形象学的角度看，这其实是一种简单的平行比较，而这种比较从根本上讲还是重复着欧洲东方学的“套话”。早期欧洲东方学往往将中西文化做简单比较，这对“五四”中国知识分子也有影响，让中国知识分子以欧洲的思维方式来认识传统：即从社会进化论的原则出发，认为西方文化优于中国文化，中国要发展就必须用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国文化，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自我东方主义。老舍深受“五四”文化影响，而留学又在欧洲文化中心的伦敦，处于那种东方学深厚的伦敦大学，他不可能不受东方主义渗透影响，写作中的那种自我东方主义倾向是完全不自觉的。小说中老舍对英国文化的赞赏表露无遗，老舍塑造的小马等新人很大程度上就是按照英国人的标准来塑造的。关于李子荣这个人物,老舍说：“那时在国外读书的,身处异域,自然极爱祖国;再加上看着外国国民如何对国家的事尽职责,也自然使自己想做个好国民，好像一个中国人能像英国人那样做国民便是最高理想了。”可见，老舍在某种程度上是以欧洲东方学的方式来想象和建构民族文化身份的。
总之，欧洲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对老舍的认知结构等形成制约，让老舍形成某种“自我东方主义”的思维方式，而老舍在小说创作中受这种思维方式影响而不自觉。这种矛盾思想使老舍一直在东方主义和自我东方主义之间做痛苦的斗争，这在老舍后来的创作，诸如《猫城记》等作品中有突出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