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背景
《老人与海》写的是老渔夫桑提亚哥在海上的捕鱼经历，描写老人制服大鱼后，在返航途中又同鲨鱼进行惊险的搏斗，然而作品中的形象却具有很强的象征意蕴。他用马林鱼象征人生的理想，用鲨鱼象征无法摆脱的悲剧命运，用大海象征变化无常的人类社会，而狮子则为勇武健壮，仇视邪恶，能创造奇迹的象征，桑提亚哥则是人类中的勇于与强大势力搏斗的“硬汉子”代表，他那捕鱼的不幸遭遇象征人类总是与厄运不断抗争。
《老人与海》这部小说是根据真人真事写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海明威移居古巴，认识了老渔民格雷戈里奥。富恩特斯。1930年，海明威乘的船在暴风雨中遇难，富恩特斯搭救了海明威。从此，海明威与富恩特斯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经常一起出海捕鱼。
1936年，富恩特斯出海很远捕到了一条大鱼，但由于这条鱼太大，在海上拖了很长时间，结果在归程中被鲨鱼袭击，回来时只剩下了一副骨架。海明威在《老爷》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通讯《在蓝色的海洋上》报道这件事。当时这件事就给了海明威很深的触动，并觉察到它是很好的小说素材，但却一直也没有机会动笔写它。
1950年圣诞节后不久，海明威产生了极强的创作欲，在古巴哈瓦那郊区的别墅“观景社”，他开始动笔写《老人与海》(起初名为《现有的海》)。到 1951年2月23日就完成了初稿，前后仅用了八周。4月份海明威把手稿送给去古巴访问他的友人们传阅，博得了一致的赞美。海明威本人也认为这是他“这一辈子所能写得最好的一部作品!”
象征意义
老渔人圣地亚哥是海明威塑造的最后一位悲剧英雄，也是他一生塑造的硬汉性格的最后总结。贫穷而又不走运的老渔夫圣地亚哥的命运是悲哀的，而他却又是一个失败的英雄，“打不败的失败者”，海明威的硬汉子品格像精灵一样铮铮依附在圣地亚哥这一人物形象之上，这便是海明威式“硬汉子”精神的象征，他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不管是自觉亦或不自觉，都作为了海明威“冰山原则”的有力体现。
圣地亚哥是一个“独自在湾流里的一只小船上打鱼的老头儿”。生活和岁月给老人的折磨，令他“后颈上凝聚了深刻的皱纹，显得又瘦又憔悴”，“身上的每一部分都显得老迈”了，可是他的那双眼睛“跟海一样蓝，是愉快的，毫不沮丧的”。作品一开始时，老头儿正赶上“背运(那是形象倒霉的一个最坏的字眼儿)”。八十四，整整八十四天，他连一条鱼都没有捉到，这对一个以打鱼为生的渔夫来说，那真是再倒霉不过了。就连跟他在一起很长时间的一个孩子，也不得不在第四十天离开了他。
老渔人的悲惨命运正是海明威的自身遭遇在艺术上的折光反射。海明威曾经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和西班牙战争，人们还未从世界大战的恶梦中醒来，幻灭、失落等种种迷惘困扰着人们。战后的社会是一片混乱、凋敝的景象，战争和社会的种种荒诞现象给海明威的精神和身体上都带来了很深的创伤，可谓九死一生。这也正是老渔人圣地亚哥苍老的表现之一。另外，我们发现从1940年《丧钟为谁而鸣》之后，海明威整整十年没有发表什么重要作品，而1950年出版的《过河入林》又遭到舆论界的一致批评，“众多评论家甚至断言海明威的才智已经枯竭，再也没有什么新鲜东西了”[vii]。这个情形与圣地亚哥老人一开始的景况多么的相似，老人背了运，一连八十四天打不到鱼，当他坐在海滨酒店时，周围的渔夫都在嘲笑他或者对他寄予同情。
圣地亚哥为了证明自己是个“古怪老头儿”，或者说是为了证明自己是有坚强勇气与毅力，为完成只属于自己的那项别人无法替代完成的任务，为了鳏夫的光荣与尊严，圣地亚哥一定要捕到一条大鱼，对于尊严与荣耀，海明威是极其强调的，他曾经一度打算为该文使用“人的尊严”这一标题。对于海明威来说，要写好一篇 “一辈子所能写出的最好的作品”，“从战术上讲，现在发表《老人与海》可以驳倒认为我这个作家已经完蛋的那一派意见”[viii]。海明威意识到《老人与海》的这部作品的完成，将让“别的优秀而成熟的作品与它相比大为逊色”。我“今后还要努力写得更好一些，但这会是非常困难……我是一个专业作家，对这部作品心中有数。”老渔人圣地亚哥也意识到了“85”是个吉利的日子，“可以捉到一千磅的大鱼”。[ix]圣地亚哥老人在捕到他一生捕到过的甚至见到过的最大的鱼后，耗尽了全身了精力，不仅两手空空，而且伤痕累累;而海明威在写完这部最优秀的作品后，直到最后的自杀都未曾发表过任何作品，在写《老人与海》的同时写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海流中的岛屿》都是在1970年他妻子整理后发表的。
虽然海明威说：“人们说什么象征主义，全是胡扯”，笔者认为把老渔人圣地亚哥作为“打不败的失败者”的人物形象进行塑造与对海明威双重性格的探讨也分不开。悲剧超越了他的失败，升华了存在的意义，失败后的言语与行为又折射出海明威的人生观和行为准则。精神上的胜利给了这些失败者和其创造者做人的尊严和勇气，同时又以一副面具去掩盖内心深处的、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懦弱和自然主义宿命论。海明威的恩师格鲁特·斯泰因这样评述海明威的性格：“他用残忍当盾牌，以掩盖他惊人的胆怯和敏感。”《海明威传》的作者库·辛格也这样说：“海明威外表粗鲁健壮而又英勇，颇具男子气概，但在内心里，他有一种女人的直觉、善感、温情、容易落泪。”而著名的海明威学者杰佛里·迈那斯教授却很直接地指出：“在外表上极力压制他性格上多愁善感的一面，装出一副男子豪放不羁的形象”。正是由于海明威本人的精心掩饰，使我们判断失误而在潜意识里对他的硬汉子精神产生了公式化的认定。对于海明威多愁善感的一面在老渔人圣地亚哥身上也有体现。且看圣地亚哥是怎样在清晨喊醒小男孩的， “他轻轻握住孩子的一只脚，然后便一直握着直到孩子醒来”[x]这就是老人的细腻而又温情的一面，这一面却就被海明威极力地掩饰过，这一点也许与他双重性格有密切的关系。在现实和虚构的两个世界里，追逐描写失败而又不承认失败成了海明威内心不安与痛苦的一剂良药。
老人处境的一步步恶化就是为了表现出海明威这一硬汉子在“重压”之下所表现出的“优雅风度”，这样的重压之下，老人的失败才显得尤其悲壮，刚开始时，天天出海，但一连40天没有钓到一条鱼，这种失败就够“倒霉”了，后来小孩儿马洛林的离去更让老人的处理显得黯淡凄凉，最后的遭遇更让人感到凄惨，然而就是这种“从失败仍然是到失败”的境况下，圣地亚哥完善地体现了海明威的硬汉子性格：当他的大鱼被鲨鱼吃得仅剩下一副骨骼时，他自问：“可是，是什么把你打败的呢?”“什么也不是……是我走得太远啦。”老人勇敢地承认了自己的失败，却又绝对相信自我的力量。相信他纵然是失败依然勇敢无比，相信在精神上并没有败给鲨鱼，因为被消灭的是鲨鱼，而不是自己，正是基于对待失败的勇敢、毫不气馁的精神，圣地亚哥体会到：“一旦给打败，事情也就容易办了”。于是“现在只要把船尽可能好好地、灵巧地开往自己的港口去。”当战斗已成往事，辉煌也已逝去，桑提亚哥是那么安详平静地完成剩余的工作，绝好地体现了“重压下的优雅风度”。如果说人生是个竞技场，自然便是人生的大背景。而此刻的圣地亚哥却已完全超越了这个自然，超越了他人生中的磨难、辉煌、成功亦或是失败。
圣地亚哥“重压下的优雅风度”的象征与笔者在前面提到的战争对海明威的身心推残，战争的残酷、统治者的虚伪及其流血的无谓改变了海明威年轻时“拯救世界民主”的宏大抱负。
第一次世界大战铸成了海明威对人类社会的根本看法，严重的影响了创作基调。在海明威眼里，世界充满了暴力与虚伪;死亡不可避免地等待着第一个人。这就是海明威笔下主人公圣地亚哥的悲惨命运的又一象征。在这种社会中生存下去，就必须为自己树立一整套的生存法则，这就是：“在生活中，就是不能取胜，也万万不可以认输，你可以在默默忍受中尽力活下来;放弃感情的纠葛，莫要顾影自怜;在户外的体育运动中寻求欢乐，把‘硬汉性格’作为生命的支柱”[xi]正是这套生存法则让海明威成功地塑造出了典型的硬汉子形象，就算是驾着渔船“上面是一面千疮百孔的帆，上面先后补上了一些面粉袋，如一面标志着被打败的旗帜，” 上天注定了老人失败的命运，但面对失败所表现出来的仍是硬汉子的坦然态度。海明威经过十六年之后，悟出了当年那个老渔夫的故事的真谛，他把古巴渔民的真实故事变成了一个渗透着人生哲理的寓言，海明威不再是单纯地讲述这个故事，而是揉进了自己的人生体验、情感和思想。“八分之一”的来源于生活素材，而余下的 “八分之七”却是需要通过想象去挖掘的艺术真实与象征主义了。
可见圣地亚哥的象征所呈现出寓意的多义性，尽管其中也不乏某种朦胧气息，但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的是圣地亚哥是“海明威式”硬汉子精神的最佳体现者。
马洛林是“硬汉子性格”的最佳补充
“运气是我有了一个好老头儿和一个好孩子，而近来作家们已经忘记还有这些事情”，[xii]海明威在谈到小说成功的因素之时，曾颇为自得地将小男孩与老人相提并论。由此可见，小男孩马洛林在《老人与海》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小说的真实素材《在大海上》这篇通讯里却并无小男孩其人，小说中他却占了不少篇幅，这便是海明威艺术创意与匠心所在，要研究《老人与海》象征因素，小男孩马洛林显然很值得读者与批评家们推敲了。
孩子是从五岁起跟老人上船学习捕鱼的，孩子的个性特征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老人的性格，孩子虽然很小，但并不显很孩子气;从老人那里学到的不仅是捕鱼的本领，还有自尊自强的精神，并学会懂得生活的艰辛与男人的责任。稚嫩的肩膀早已习惯了清早就得出门打鱼的生活的磨砺，纵然是“走路还打瞌睡” [xiii]，仍然说“这算什么，男子汉就得这样。”[xiv]铿锵有力，落地有声的言语充分的展示了“海明威式”的硬汉子精神。
在老人的潜意识里，孩子是自己人生的另一阶段，因为一个人不可能梦到两个自己，所以尽管他与孩子朝夕相处，他“做梦时从没有梦见过孩子”。孩子的离开是孩子家长的决定，老人不愿意也不让孩子为难，于是不让他再跟着自己，不让小男孩也沾上老人的霉运，孩子多次的要求坚持回来，纵然老人的失败就摆在面前，现实证实了老人的失败，老人的多次回决，但始终阻止不了孩子。他不怕失败，蔑视失败，勇敢地面对失败，因为在小男孩心里，圣地亚哥是一个“神钓”、“与众不同”。孩子在回归帮助表现海明威“重压下的优雅风度”，小男孩的出现决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品，是有其象征意蕴的，是人类的未来生命延续的维系物，也是硬汉子不向命运低头的力量源泉。圣地亚哥正是从孩子的鼓励下坚强不屈的拼搏下去，他意识到：“要不是孩子，我早完了，这一点不承认可不行”，在与命运搏斗中，几次想到小孩，“要是孩子在这儿多好啊!”所有有了孩子，生活中才会有痛苦和欢乐，才会有灾难和希望，人类社会也才会生生息息，延绵不绝。
将唯一的一个与老人相依为命的小男孩马洛林从桑地亚哥身旁无情地取走，这也是海明威独到的艺术创意。取走是因为老人“倒霉”，是因为孩子的父母强令孩子另攀高枝。也是因为海明威生活在趋向于腐朽和没落的社会里，海明威作为正直而又清醒的知识分子，一方面看透了社会的虚伪和腐败，然而虽然他有胆有识，又有着自信和坚毅的品质，但长期的搏斗使他觉得力不从心了，认为即使自己再怎么，也无法改变这黑暗的现实。因而他感到苦闷，感到疲倦，感到希望和胜利的渺茫，渐渐地就变成了一个实际上的精神胜利者，渴望用精神的胜利使自己得到慰藉，得到解脱。
正是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海明威流露出对弱者的同情，对有钱人的轻蔑，对贫富差距的不满，于是当老人感到孤寂和痛苦以及失败之后，孩子终于下定决心回到老人的身边，孩子的再次回归，显示他无视父亲的权威与渔民们对运气的迷信，“去他妈的什么运气，我要运气跟我走。”[xv] “家里人说起来，我才不管呢，”[xvi]孩子在回归之前，老人的奋斗也是孤立的，无论如何英勇都注定会失败，孩子的话昭示出他在老人的英雄气概的感召下走向了成熟，在失败之中隐隐约约地又感到了一丝的欢乐与光明的希望。
大海是海明威生存环境的象征
大海在整篇故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是圣地亚哥老人赖以生存的物质世界，是他生活的全部内容，海为他准备了神秘的大鱼，为他提供了展示其无比的勇气和毅力的场所，从美学角度来讲，大海是一幅“意味着许多东西”的写意画。
在苍茫而神秘的大海，她是“仁慈的，十分美丽的，但是她有时竟会这样地残忍，又是来得这样的突然，那些在海面上飞翔的鸟儿，不得不一面点水搜寻，一现发出微细而凄惨的叫喊……”，可是“老头儿总是把海当作一个女性，当作施宠或者不施宠的一个女人。”“为什么盗贼鸟和强大的鸟把像海燕一样的鸟儿弄得那样柔弱、那样纤细，海洋有时竟能够如此残忍呢?”
圣地亚哥虽然也想到“海洋仁慈又十分美丽”，但是，他所强调的是“海洋就是能够如此的残忍，又是来得这样的突然”，那些弱小的鸟儿只能发也“微弱而凄惨的叫声”。圣地亚哥在这里流露的分明是对海洋残忍的不满，是对海燕一类弱小鸟儿的同情，如果我们联系当时的美国现实，当时麦卡锡主义在美国猖獗横行 [xvii]，民主与进步力量遭到疯狂的迫害，整个美国社会弥漫着疑惧和恐怖的气息，圣地亚哥关于海洋会突然变的残忍。又为什么要反复交待圣地亚哥对大海上小鸟的同情呢?作者只提到属于同类的海上的两种鸟儿，海燕和黑色的小海燕，而“尤其为弱不禁风的黑色小海燕伤心”。当反共的麦卡锡主义在美国猖獗时，美国共产党人却没有形成一支对抗力量，众多的共产党人和民主进步人士遭受审判和监禁，美国人民经历着空前的大劫难。海明威正是在这特定的残酷现实面前，把 “海燕一类的鸟儿”写成了无法抗拒风浪的生灵，并把它选作受害于“海洋残忍”的代表。小说中“海燕一类的鸟儿”即象征美国共产党、人和民主进步人士。我们又注意到大海一律都是“暗黑的”，“黑漆漆的”或是其它黑暗的色调，仿佛大海是一个穿着黑衣，带着黑色的面纱，海洋又是“如此的残忍”这又不正象征着麦卡锡主义把美国搞得天昏地暗的社会现实么?
但海明威却又给大海赋予了女性的身体和灵魂。海的女性，让她自身蕴含着大量的生殖力和可能性，所以才能为老人准备好一个巨大无比的鱼，她的宽广足以使老人驶入体验不可知的和未知的现实奥秘的领域，她的浩大足以允许老人生活的永恒之中。圣地亚哥与自然的关系也主要体现在他与大海的依存又斗争的关系之上，美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文化的海洋上汇合并经由海洋而输入美国，美国文化的源头也必须追溯至欧洲文化的爱琴海文化。这也是海明威选择“大海”作为渔夫圣地亚哥生存环境的重要原因，而文化的博大精深也非“仁慈、善良”的女性才可容纳的。
独自在海上的日子，圣地亚哥看日升日落、观月隐月现，与鱼鸟作伴，和风水对话，他也变成了大海的一部分。“海洋是仁慈的，十分美丽的，”最终给予了老人一条“比小船还长两英尺”的大马林鱼。可是海洋又是残忍的——那此成群结队而来鲨鱼夺走了他辛苦追捕到的大鱼，粉碎了他的“光荣”。老人的孤独与快乐、斗争与失败都和大海相联系。老人与大海的关系是既依存于大海又要与大海斗争。他不仅仅从大海获得生存条件、生存技巧，还从大海获得朋友和对手。大海是他的生活场所和战斗场所，也将成为他的最后归宿，这与海明威有极其重要的关系。
海明威只是一个描写男人的作家，他描写的是能在“重压下表现优雅风度”的男人，“海明威没有一部可以称得上是专门以女人为中心主角或以妇女读者为主要对象的作品”[xviii]，与海明威同时代的评论家艾德蒙·威尔逊说：“他笔下的女性是不真实的”[xix]，这是由于母亲的清高自负、骄纵自私给海明威留下终生影响，母亲十足的男性气质与专横令海明威极其反感，甚至在他母亲死后多年，海明威还在朋友面前愤愤地说他的母亲是雌雄同体，母亲的“男性化”行为造成了海明威心里障碍——认为自己缺少真正的母爱，这就让他在恋爱时表现出明显的恋母情结，总是爱恋年龄比他大的女人，这一事实也间接地反映出他在前半生中不断寻找一位理想母亲替代者的渴望与决心，“女人是使他不安的最大根源”[xx]，父母在婚姻上的不谐调与海明威(1899年)大7岁的阿格尼丝(1882年)的拒婚对海明威的伤害反映出海明威性格极为脆弱的一面。这一现实令海明威内心不安与痛苦，于是精神上的寄托成为了医治他内心的一剂良药。那么“仁慈的、美丽的大海”成为他内心的理想化身。
因此，这幅“意味着许多东西”的写意画成了海明威生存环境的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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