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是一篇课文，有阿累写的，课文分两部分，先回忆“我”同鲁迅先生的一面之交，后讲述“一面”对我的影响和激励。下面和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一九三二年，就是一·二八那年的秋天我在上海英商汽车公司当卖票。
一天中午，我赶到虹口公园去接班，天空正飞着牛毛细雨，六路车早班的最后一趟还没回来——还要等半个钟头的样子。心里想：到内山书店去吧，在那里躲一会儿雨，顺便歇歇也好。因为接连一个礼拜的夜班，每天都要在车上摇晃十一个钟头，已经使我困软得象一团棉花了。 店里空荡荡没有一个顾客，只有店后面长台子旁边有两个人用日本话在谈笑。他们说得很快，听不清说些什么。有时忽然一阵大笑，象孩子一样的天真。那笑声里，仿佛带着一点“非日本”的什么东西；我向里面望了一下——阴天，暗得很，只能模糊辨出坐在南首的是一个瘦瘦的，五十上下的中国人，穿一件牙黄的长衫，嘴里咬着一枝烟嘴，跟着那火光的一亮一亮，腾起一阵一阵烟雾。 我把帆布袋，夹剪，票板放在一个角落的地板上，开始翻南面一排社会科学杂书。翻了一会，觉得没有什么适意的，就踱到北面。 门外，细雨烟似地被秋风扭着卷着，不分方向地乱飞。店里冷得象地窖一样，冷气从裤管里向上钻。忽然，我看见架上横排着一列中文的《毁灭》。《毁灭》？我记得一本什么杂志上介绍过，说是一本好书。看一下那书脊，赫然印着“鲁迅译”三个字，我便象得到了保证似地，立刻从书架上抽下一本。 我先看那后记（我读鲁迅先生的书一向是这么古怪地读法），但是看完第一面就翻不开了：书没有切边。一个结实而矮的日本中年人——内山老板定了过来。 “先生这本书多少钱？”对于同情中国的内山老板，我总是带着敬爱和感激，叫先生的，虽然并没有什么根据。
他殷勤地点头，接过书翻了翻底页：
“一块四。”
一杯冒着热气的茶放在我左手的桌角上了。象我，穿着一身黄卡叽布的工人制服，嵌着“ Conductor！X X”蓝磁牌的制帽歪戴在后脑勺上，平素看惯了西装同胞的嘴脸，现在忽然受着这样的优遇，简直有点窘了起来。
我不好意思地笑一下，鞠了一个“半躬”，摸摸里衫上的袋袋——里只剩一块多钱，那是我和一个同住的失业工友那几天的饭费。我有些懊悔自己的莽撞了。我红了脸说：
“贵了。”
他没有注意到我的窘相，扬着眉毛，一半正经一半好像故意逗人笑似地用他那肥厚的手掌在书上拍一拍，又用粗短的手指哧啦哧啦捻那张灰绿色厚布纹纸的封面： “哪里贵？你看这纸……” 很厚的洋纸，印得很清楚，相当厚的一大本书。摸在手里，有一种怪舒服的感觉。 “你买一本吧，这书是很好的。” 我真踌躇起来了；饭是不能不吃的，然而书也太好了，买一本放在床头，交班回来，带着那种软绵绵的疲倦躺着看这么几十页，该多好！我摩挲着那本书，舍不得丢开，也不说买，不买。 内山老板大概这时看出点什么苗头，就笑着回头对里面说了一句日本话，原先和内山说话的那个老人咬着烟嘴走了出来。 他的面孔是黄里带白，瘦得教人担心，好像大病新愈的人，但是精神很好，没有一点颓唐的样子。头发约莫一寸长，原是瓦片头，显然好久没剪了，却一根一根精神抖擞地直竖着。胡须很打眼，好像浓墨写的隶体“一”字。 “你要买这本书？”他看了我一眼。那种正直而好心肠的眼光，使我立刻感到身上受了父亲的抚摩，严肃和慈爱交综着的抚摩似的。 “是的。”我低低地说。 他从架上扳下一本书来，版式纸张和《毁灭》一模一样，只是厚一点点，封面上印着两个八分体的字：《铁流》。 他用竹枝似的手指递给我，小袖管紧包在腕子上： “你买这本书吧——这本比那一本好。” 他是谁？对这样一个平日被人轻视的工人下那样诚恳的劝告？我一进门的时候原就有点疑惑；现在更加疑惑了，虽然猜不出是谁，但自己断定：一定是一个不平常的人。
我一翻那定价：一元八角！
“先生，我买不起，我的钱不够……”我的话低得自己都听不见了，我不知道怎样才好。
我低了头——头脑里轰隆轰隆的。我不敢看他的脸。我只听见一个声音在问我：
“一块钱你有没有？一块钱！”
“有！”我抬起头，顿时恢复了勇气。
“我卖给你，两本，一块钱。”
什么？我很惊异地望着他：黄里带白的脸，瘦得教人担心。头上直竖着寸把长的头发。牙黄羽纱的长衫。隶体“一”字似的胡须。左手里捏着一枝黄色烟嘴，安烟的一头已经熏黑了——这时，我忽然记起哪本杂志上的一段访问记——
“哦！您，您就是？……”
我结结巴巴的，欢喜得快要跳起来了。一定是他！不会错，一定是他！那个名字在我的心里乱蹦，我向四周望了一望，可没有把它蹦出来。
他微笑，默认地点了点头，好像我心里想就要说的，他已经统统知道了一样。
这一来不会错了，正是他！站在前进行列最前面的我们的同志，朋友，父亲和师傅！憎恶黑暗有如魔鬼，把一生的时光完全交给了我们，越老越顽强的战士！我又仔细地看他的脸——瘦！我们这位宝贵的战士的健康，差不多已完全给没有休息的艰苦工作毁坏了。他带着奖励似的微笑，对我说明： “这书（指着《铁流》）本来可以不要钱的，但是是曹先生的书，现在只收你一块钱本钱；我那一本，是送你的。” 我费力地从里衫的袋里（公司为防止我们“揩油”，衣衫上一只袋都没有缝）掏出那块带着体温的银元，放到他的手里——他的手多瘦啊！我鼻子里陡然一阵酸，象要哭出来。我恭敬地鞠了一躬，把书塞进帆布袋，背起便走出书店的门。 这到现在，已经隔了四年；在这四年里，我历尽了艰苦，受尽了非人的虐待，我咬紧了牙，哼都不哼一声。就是在我被人随意辱骂、踢打……的时候，我总是昂着头。我对自己说： “鲁迅先生是同我们一起的！” 这样我就更加坚强起来。 现在，先生是死了！我们不愿放肆地悲痛，这还不是我们放肆悲痛的时候；我们也不愿计算我们的损失，也是难于计算的；前面是一条路，先生没有走完就倒下了，我们只有踏着他的血的足印，继续前进。
在前进中，我不能自已，写下了上面的话。
创作背景
此文写于1936年10月鲁迅逝世的时候。1932年的秋天，作者阿累在自己青年时代和鲁迅有过一次见面，此文即是以这次见面为内容，真实再现鲁迅热爱劳动人民、关心进步青年的品格。
文学赏析
此文从艺术上看，其最大的特点是运用了雕刻家那种细腻的笔触，多方位、多角度地刻画鲁迅的崇高形象，艺术地再现鲁迅的音容笑貌，使读者有亲切贴近之感。
运用反复，刻画外貌
这篇文章的重点是写鲁迅可敬可亲的形象，作者紧紧抓住一个“瘦”字，反复地进行外貌刻画，反复之多，全文竟达六次。
比较集中的描写有三次：第一次是作者刚进入书店时，由于“阴天，暗得很”，加上距离较远，只能模糊辨出人物形象：外形，瘦瘦的；年龄，五十上下；衣着，“穿着一件牙黄的长衫”；嗜好，“嘴里咬着一枝烟嘴”。由于抓住了人物特点，虽然只是模糊辨认，却给读者以鲜明的印象。第二次是鲁迅从里面走出来时，作者从近处细致地观察的外貌，“他的面孔黄里带白，瘦得教人担心，好像大病新愈的人”。接着又描写了他的头发和胡须。“头发约莫一寸长，显然好久没剪了却一根一根精神抖擞地直竖着。胡须很打眼，好像浓墨写的隶体一字。”作者抓住人物外貌中最主要的特征加以描写，虽疏淡的几笔，却刻画了鲁迅外形瘦弱而精神矍铄、顽强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的性格。第三次是作者与鲁迅直接接触，除了脸色、头发和胡须这些带有特征性的描写以外，对其“长衫”和“烟嘴”又进行了更细致的刻画，不仅连长衫和烟嘴的颜色，甚至连长衫的质地“羽纱”、烟嘴的一头“已经熏黑”，也看得十分清晰、明了。在内容上，这次描写完全是前两次印象的合写，有些语言也是重复地使用。但这是作者“有意为之”，就像雕刻家有意把其刀锋在已经刻过的地方再次加深那样。
上述三次集中描写，作者不避重复，由远到近，由粗到细，抓住“瘦”字，反复着墨，深沉地表现了鲁迅把整个生命献给革命事业的崇高品质和顽强意志，给人留了深刻的印象。
文章中，还有三次对“瘦”的直接描写：鲁迅递《铁流》给作者时，“竹枝似的手指”，是用比喻写“瘦”；鲁迅点头默认自己的身份后，“我又仔细地看他的脸——瘦！”作者掏出银元放到他的手里，看到“他的手多瘦啊！”这三处描写，犹如电影艺术中的三个特写镜头，与整体画面紧密配合并穿插在集中描写之中。
作者就是这样一次次、一笔笔地反复着，加深着，把鲁迅的形象雕刻了下来。唯有反复，鲁迅的形象才能如此清晰而深刻地浮现在人们的眼前。
抒写感受，刻画形象
作者在描写鲁迅外貌的同时，用自己的内心活动映衬和烘托其光辉形象。作者一步步把他对鲁迅的深切感受自白出来，使读者对先生形象的认识，一层层加深。
作者先写对鲁迅笑声的感受：“有时忽然一阵大笑，像孩子一样的天真。”鲁迅对于人民大众，有着天真的赤子之心，“俯首甘为孺子牛”，正是他的自我写照。
作者同鲁迅初见面时，他的感受是：“那种正直而慈祥的眼光，使我立刻感到身上受了父亲的抚摩——严肃和慈爱交织的抚摩似的。”这里的“正直而慈祥”，正是鲁迅对于人民的忠诚与热爱
作者第二次描写鲁迅的外貌时，有对人物精神的感受：“精神很好，没有一点颓唐的样子。”并且突出头发“精神抖擞地直竖着”等细节，烘托出鲁迅对旧社会的不调和的战斗精神。
另外，文章六处写鲁迅的“瘦”，三处写面容，两处写手肢，一处写体态。作者有意强调和反复刻画鲁迅“瘦”的特征，正是有意强调鲁迅“把一生的时光完全交给了我们”，而他的身体“差不多已完全给没有休息的艰苦工作毁坏了。”当作者把带着体温的银元放到鲁迅瘦竹般的手里时，“鼻子里陡然一阵酸，像要哭出来”，急匆匆带书出店了。这种情景，这种感受，把读者的满眼热泪，催到再也无法控制的程度了。
运用对比，形象鲜明
对比能使形象鲜明，艺术效果加强。《一面》一文多处运用了这种手法。一是把天气的阴冷与作者在书店里得到的精神温暖进行对比；二是把“西装同胞”的嘴脸与外国友人（内山老板）的同情进行对比；三是把内山老板诚心推荐鲁迅译著与鲁迅推荐购买他人之书进行对比；四是把旧社会对普通工人的虐待、歧视与鲁迅对工人父亲般的慈爱进行对比；五是把鲁迅对黑暗势力的无比憎恨与他对人民大众的无限关怀进行对比。通过这些对比，鲜明地刻画了鲁迅的形象，也充分表达了作者在同鲁迅的一面接触中所体验到的许多深刻感受。
名家点评
绍兴文理学院中文系主任王松泉：本文记叙了作者偶然同鲁迅会见的事，热情赞颂了鲁迅热爱劳苦大众、关怀进步青年的深厚感情，表达了作者决心踏着鲁迅先生的足迹继续前进的意志。文章通过外貌神态描写，很好地表现了人物的思想。板书可按课文内容分为两部分，着重标明偶然一面中的三次外貌描写，突出鲁迅先生的高贵思想。（《中学语文导读图示全集》）[5]
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胡林声：大凡读过初中的人都知道《一面》这篇课文。作者阿累以摄影机似的笔触，引领我们进入当时的内山书店，实录往事，聚光于鲁迅，使鲁迅的形象光彩照人。尤其阿累对鲁迅“一”字胡须的描写，更是传神，是许多大家不能为的。作为教书匠的我，对《一面》更熟悉，曾经讲授过多遍，几乎能背下来。（《淋湿的思绪》）[6]
北京版高中语文课本编委薛川东：《一面》使人难忘的自然还是这一句：我“掏出那块带有体温的银元，放到他的手里他的手多瘦啊至此万籁俱寂，只有心灵的震颤。古人云：“不精不诚，不能感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哭可示哀也可示诚；阿累没有哭，只是“鼻子里陡然一阵酸，象要哭出来”，便以“恭敬地鞠一躬”与先生辞别了。一个“象”字遏住了泪水，却使文章高蹈入境——穷苦工人之于伟大文豪的情谊可谓“至精至诚”。阿累与鲁迅的“一面”倏忽而过了，可那块“带有体温的银元”永远不会冷却，那双瘦瘦的手“偷得”天火，已把温暖播送到劳苦大众的心间。读过《一面》的人，都觉得与鲁迅有了难以忘怀的一面”。公允地说，阿累的《一面》不仅仅是对文坛的贡献了。（《现代散文鉴赏辞典》）
作者简介
阿累（1909—1987年），真名朱凡，原名朱一苇，当代哲学家、小说家、散文家，1909年1月出生，江苏涟水县人。在南京金陵大学附中、上海立达学园、同文书院学习过，毕业于上海艺术大学。1932年参加“左翼剧联”，同年8月入上海英商公共汽车公司当售票员，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因参加工人罢工被捕判刑，1935年经人保释出狱，后赴马来西亚，参加马来西亚共产党活动，被迫令出境。1936年夏返上海，从事写作和翻译。1937年参加新四军，解放后，历任湖南革命大学副校长、湖南大学校长等职，1983年离休。代表作品有《一面》，翻译作品有《鲁迅是一把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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