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从创作数量还是作品影响上来讲，贾平凹都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作家之一。
作为一个具有人文精神的知识分子，他的文学创作充分体现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融合和冲突。一方面，他小说的文化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从老庄、苏轼到鲁迅、沈从文等古今思想家、文学家身上，汲取着文化思想和文学艺术的养料;另一方面，他又深受西方现代文化的洗礼，从现代作家如马尔克斯、川端康成等身上汲取着思想与艺术的营养。20世纪90年代后，面对社会“文化失范”的局面，贾平凹的文学创作着眼于当下人生存状态的展示和精神家园的重建，思考着具有民族意义的文化建构命题，寻求民族灵魂救赎的途径。
从1993年创作出颇具影响的《废都》开始，贾平凹先后出版了《白夜》(1995)、《土门》(1996)、《高老庄》(1998)等一系列长篇小说。四部小说中，《废都》和《白夜》属于都市叙事，《土门》和《高老庄》则是乡村叙事。如果说作为都市叙事的《废都》、《白夜》重在言说民族文化心理(民族灵魂)迷失的焦虑与困惑，并试图予以拯救，那么《土门》、《高老庄》则是重在思考和寻求精神家园的重新建构。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开始转型，城市化进程加快，知识分子也面临着急剧转型。但随着文化理想的破灭和社会经济的升温，知识分子当中普遍充满着彷徨感、虚无感的情绪，不知该往何处去。这时，他们就特别容易陷入一种迷茫、徘徊的情境。《废都》以西安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氛围为原型，以“著名作家”庄之蝶的命运为主线，写出了他在早已成为历史陈迹的“废都”中，由一位“文化精英”堕落成一个“文化闲人”的生活历程。当昔日的社会理想与文化雄心不复存在时，他便陷入难以自拔的沉沦和委靡。他企望在“性”中追求美，但这除了给他带来短暂的精神慰藉和肉体快乐外，根本无法使他获得精神的复苏，等待他的只能是灵魂的迷失。《废都》中的一群文化人，就在失态的精神支配下做着失态事，走向沉沦。透过西京“四大名人”庄之蝶等人灵魂的沉浮，贾平凹深刻描写了当代文化人的人生悲剧和精神悲剧。主人公庄之蝶的人生与精神悲剧，从客观上说是外在社会的浊流席卷了他，但从主观上说则源于他生命本体的失落和灵魂的迷惘。他是一位典型的传统知识分子，在他身上充满了传统文化与现实生活的矛盾。他既想保留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品格，却又不得不面对现实生存境遇。传统的文化心理制约着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尽管他清醒地意识到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可抗拒性，甚至也想努力去适应现实，但最终还是没有冲出灵魂迷失的桎梏，于是便演绎出一幕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文化精神悲剧。
1995年8月，“当贾平凹从《废都》的文化圈以及悲怆与自戕中挣扎出来面对市井俗世的城市之后，就有了《白夜》”。谈到自己《废都》之后的《白夜》，贾平凹曾说：“《白夜》进一步在做关于人的自身的思考，这人当然是中国的，是中国20世纪末的。”因此，从这一点上来说，《白夜》和《废都》一样，都充满着浓郁的文化意蕴和形而上的哲学意蕴，体现了贾平凹对于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刻展示以及对于民族灵魂的虔诚拯救之情。《白夜》的笔触相当深广，贩夫走卒、文人雅士、闲汉无赖、高官名流等，差不多市井生活中的芸芸众生相都得到了精当的刻画。《白夜》中的.夜郎、虞自，和《废都》中的庄之蝶一样，可以说是最能体现和表现贾平凹生命情感与文化精神的艺术形象，彰显着浓厚而深刻的文化意蕴。
作为对民族文化心态进行艺术观照的都市叙事，《废都》和《白夜》较为深刻地呈现了贾平凹对于民族文化重构与民族灵魂救赎的个人理想。这为贾平凹在其后创作《土门》和《高老庄》时继续进行人文精神建构、追寻家园乡情提供了最真实、最广阔的情感与文化铺垫。
《废都》、《白夜》之后，贾平凹又开始从都市叙事转向了乡村叙事，并于1996年出版了《土门》。在《土门》后记里贾平凹曾说，“写《土门》，有缘就有了一片街叫土门”。在我看来，与其说土门是一个地方，不如说它是一种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就是作者对乡村文明的感伤流连，对现代化负面效应的忧患警觉。仁厚村的人们最后失去的是安身立命的家园，但更是内心深处的精神家园。
贾平凹在这部长篇小说里，依然“执著地选择当下社会生活变革给人们生存和精神带来的巨大震荡作为自己的表达对象，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切中了这个时代的精神创伤，揭示了迈向幸福承诺过程中的人们巨大的感奋、矛盾与痛苦。这种关注现实生活，透视世道人心的人世精神，则又表达了贾平凹及其作品的另一个侧面”。这“另一个侧面”便是他对于人类失去精神家园的关怀与重建企望，并试图为人类的灵魂与精神找到一处皈依之所。在《土门》中，贾平凹对乡村的观照改变了他80年代乡村叙事诗意化的视角，对于仁厚村村民们盲目而自以为是的守成观念以及传统文明带给乡村愚顽和落后的一面，贾平凹的叙事态度是理性的，带着批判的锋芒。在这部小说里，贾平凹对乡土温情以及乡土生存方式的消逝和没落秉持一种挽歌的情调。
生存的家园失去了，精神的家园亦不复存在。当现代化的城市文明彻底粉碎了人们乌托邦式的乡村家园理想时，他们又如何建构自己的精神家园，找到安放自己灵魂的诗意之所?带着《土门》中这一经久思考的问题，贾平凹开始了《高老庄》的创作。
1998年，《高老庄》在读者们的无比期待中面世。作品主要描写进城做了大学教授的高子路携其年轻漂亮的画家妻子西夏，返回故里高老庄探亲的故事。在这部小说里，贾平凹以更加平实的笔调写了高老庄里的一段生活，写了一群底层的人物，借以继续表达他家园建构的理想。《高老庄》在日常生活的叙述中显现出更为复杂的文化意蕴，触及到中国现代性更为深层的问题，即：寻找根本，寻找灵魂，寻找文化根基，寻找精神家园。
如果说高子路由乡村进入城市，又从城市返回乡村，再从乡村回到城市的这一人生历程意味着现代文明对于传统文化的让步，并透露出贾平凹寄希望于子路进行精神家园重建的几许无奈的话，那么西夏这个人物形象则意味着传统文化对于现代文明的同构。作为一个都市化的现代女性，西夏来到高老庄后很快就接受了乡村的生活规范和价值判断，并在短短的时间里被传统文化的内蕴力量改造成了一位温柔贤惠的女性，当子路最终选择逃离故乡的时候，她却毅然选择了留下，她的留下意味着现代文明对于传统文化的皈依。西夏的这一文化胸怀从另一个侧面深深体现着贾平凹的一种文化理想：以原始的民间本土文化为基础，同时吸收外来优秀的现代文明，并在此基础上融合滋生出一种新质的文化，从而藉以重建精神的家园。
从《废都》到《白夜》，贾平凹一直在进行民族文化心理重铸和民族灵魂拯救的文化实践，并试图在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的冲突中转化旧质，创造新质，建构一种融洽的文化风范与健康的文化心态;而从《土门》到《高老庄》，贾平凹又一直在找寻理想的能够诗意栖居的家园，并在找寻中希望能为失去生存家园的人们重建精神的家园。尽管他为此所作的这些主观努力或许没有达到他所期望的客观结果，但其小说因此体现出来的文化意蕴却是深刻而厚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