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曹雪芹的性别角色意识与贾宝玉的“男人解放”形象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是一个封建贵族阶级内部的叛逆者形象，是封建社会崩溃前夜的新人形象，这几乎成了今天广大红学研究者和爱好者的共识。而当我们以男人解放思想为背景重读《红楼梦》时，便会发现，曹雪芹对贾宝玉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处处流露出对传统的男性社会性别角色的颠覆。毫不夸张地说，曹雪芹是具有初步两性平权意识与男人解放思想的作家，虽然，受其时代的局限，他可能根本不知道性别角色是怎么回事。但在他塑造的贾宝玉这一人物身上，凝聚了男人解放思想所信奉的诸多理念，这一封建贵族阶级的叛逆者形象，同时又是传统社会性别角色的叛逆者。让我们试以男人解放的视角，重视审视一下宝玉的形象。
1.贾宝玉背叛了“男人应该事业有成”的性别角色意识
儒家文化观念下的理想男人应该是：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贾宝玉是被其所属家庭寄予厚望的一个人物，贾政等人对宝玉的期望，自然是“深精举业”，平步青云，光宗耀祖。然而，贾宝玉一生鄙弃功名利禄，最恨所谓“仕途经济”。这种“不思进取”，是与传统社会性别角色对男人的要求背道而驰的。在贾宝玉那里，与功名相对的，是“风月诗酒”，他沉浸其中而自得其乐。
第五回写宝玉跟着秦氏找午睡之处，先进上房，见挂着一幅画和一副对联，画为《燃藜图》，画的是刘向勤学苦读，而对联为“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宝玉忙说：“快出去，快出去!”对功名厌恶到这种地步。谁若劝他走经济之途，他就斥之为“混帐话”，亦可见其性情。
2.贾宝玉颠覆了“男人远离女性”的性别角色要求
在传统社会性别角色的规范中，男孩子从小便被教育他们是不同于女孩子的，他们应该与女性保持距离。一个“成熟”的男人如果整天和女性混在一起，会被认为“没出息”，沉湎于儿女情长。
贾宝玉毫不理睬这一切，他整日与女孩儿厮混，这实际上是他生活的最主要内容。用史湘云的话说，便是：“你成年家只在我们群里”。而袭人也在三十四回中说：“他偏又好在我们队里闹”。贾母因此说：“想必原是个丫头错投了胎不成。”
男人本应有男人的事情去做，什么事情呢，自然是求取功名。但贾宝玉却偏对女孩子们做的事情感兴趣。这或许出于他的性别平等意识。
传统男性社会性别角色中的重要组成之一，便是男性霸权主义，是高高凌驾于女人之上的那份“权威”。在贾宝玉生活的时代，男人是社会的主宰，女人是奴仆，是被轻视与奴役的。
3.贾宝玉挑战了“男人阳刚”的角色定位
中国传统的社会性别角色对男女差异有着明确的规定，男人的“阳刚”对应女人的“阴柔”。为了塑造这一不同的性别形象，男性和女性在幼年的游戏内容上便有区别，而贾宝玉却要打破这区别。第六十二回，香菱等人斗草，“可巧宝玉见他们斗草，也寻了些花草来凑戏”。这种女孩儿们的游戏，荣宁二府中，恐怕也只有宝玉这一个男性会热衷参与。
那一段“宝玉葬花”更是“女性味儿”十足，也可以说是“兼性”十足：宝玉“将方才的夫妻蕙与并蒂菱用树枝儿抠了一个坑，先抓些落花来铺垫了，将这些菱和好，又将些落花来掩了，方撮土掩埋平服。”这举动，整个一个林黛玉葬花的翻版。
贾宝玉被公认为多情公子，而这多情，也恰是男人的阳刚形象所不容的，是贾宝玉对传统男人性别角色的另一背叛之处。至于说到贾宝玉的爱哭，因为最能体现男人解放的兼性理念，容后专述。
4.贾宝玉不理睬“男人老成持重”的性别塑造
直到今天，“老成持重”、“成熟稳健”的男人仍是社会性别角色要求下的“理想男人”，而宝玉“谤僧毁道”，用袭人的话讲，就是“说话不顾禁忌”，这种性情的自由随意，不受约束，同样是男人解放主义者心目中的理想。
5.宝玉反叛了男性友谊的“君子之交”
在传统社会性别角色下，男人间深刻的友谊受到抑制。儒家文化讲究“君子之交淡如水”。以男人解放理念来考察，这种对男性间亲密情谊的回避根源在于男人的阳刚形象，男人被认为应该是坚强无比的，是可以独自承担一切重轭的。而温情脉脉、甜甜蜜蜜、亲密无间的交往，会使男人显得太“多情”，有损男人的“硬汉”形象，因此像女性之间那样的亲昵友情在男人世界是被禁止的。此外，男人间的距离还导源于“同性恋恐惧症”，即担心男性间交往过密会被别人认为是同性恋伴侣。
男人解放主义者认为，“同性恋恐惧”阻碍了男性的团结与友谊，因此是要破除的。正如女性主义者主张女人间建立深厚的“姐妹情谊”一样，男人解放主义者也主张男人间建立同样深厚的“兄弟情谊”。
而贾宝玉从来便没有想要扮演“硬汉”，他对这一男性理想形象进行了颠覆，同时也颠覆了同性恋恐惧。
宝玉与秦钟的“兄弟情谊”可谓深厚，元春受晋封时，“宁荣两处近日如何热闹，众人如何得意，独他一个皆视有如无，毫不曾介意。因此众人嘲他越发呆了。”为什么不介意呢，因为秦钟的父亲病故，而秦钟亦病危。他与蒋玉菡、柳湘莲等人有密切关系，突出了他与同性的情谊。
事实上，男人解放主义者所提出的“同性恋恐惧”效应在《红楼梦》中已有表现，如第七回写宝玉与秦钟相互敬慕，便“怨不得那起同窗人起了疑”。
实际上，贾宝玉与同性的关系还仅仅停留在友谊层次，而不是同性恋。因此，与薛蟠“动了龙阳之兴”自是不同，甚至与秦钟和香怜的“挤眉弄眼，递暗号儿”也完全不符，更与贾琏“暂将小厮们内有清俊的选来出火”迥异。纵观《红楼梦》全书，虽然多处描写同性间的性爱，即使第十五回里那些暗示性极强的语句，似也仅具有暗示同性间性游戏的层分，而非真正的同性恋关系。
二、贾宝玉周围人士对男人解放倾向的态度
当男人解放作为一种理论提出的今天，在全世界仍有很多的反对者。传统社会性别角色对人奴役之深正在于，它已完成观念内化，成为我们观念世界的一部分，我们受其奴役而又觉察不到，以为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于是，许多持旧性别观的女性，便会觉得解放的男人不符合她们理想中的“好男人”形象。
贾宝玉的生活中，几乎都是这样的反对者。传统男人性别角色的代表人物贾政自不必说，包括贾母、薛宝钗、凤姐、袭人等人在内，亦是这样的反对者。
全书中，宝玉两次被人指责“婆婆妈妈”的，一次是凤姐因为他在秦可卿病床前哭，另一次则是袭人。宝玉因晴雯病而想到海棠花之死，认为是一种应验，袭人笑他：“我待不说，又撑不住，你太也婆婆妈妈的了。这样的话，岂是你读书的男人说的。”按袭人的话推理，同样的话，女人说便可理解，而男人说便是“婆婆妈妈”。“婆婆妈妈”这个词本身便具有贬意，它用于女性也是一种轻蔑，这里又通过将男性归入女性行列完成了对男性的轻蔑。
而到了“宝玉葬花”一段，被香菱看见了，也说：“这又叫做什么?怪道人人说你惯会鬼鬼祟祟，使人肉麻呢。”“肉麻”，和“婆婆妈妈”一样，用来指称某个男人有女人味儿。
第三十五回，借两个婆子之口形容宝玉：“时常没人在眼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说话;见了星星月亮，不是长吁短叹，就是咕咕哝哝的。”
第六十六回，又借兴儿的嘴说：“他长了这么大，独他没有上过正经学堂。我们家从祖宗直到二爷，谁不是寒窗十载，偏他不喜读书。
每日也不习文，也不学武，又怕见人，只爱在丫头群里闹。再者也没刚柔，有时见了我们，喜欢时没上没下，大家乱顽一阵;不喜欢各自走了，他也不理人。我们坐着卧着，见了他也不理，他也不责备。因此没人怕他，只管随便，都过得去。”由此可见，贾宝玉这一男性解放者的形象，不仅为上层阶级反对，也为下层反对，不仅为女性反对，也为男性反对。
宝玉的叛逆，最集中地体现在他摒弃仕途上。当史湘云听贾宝玉说不愿意会见贾雨村时，曾这么劝他：“还是这个情性不改。如今大了，你就不愿读书去考举人进士的，也该常常的会会这些为官做宰的人们，谈谈讲讲些仁途经济的学问，也好将来应酬世务，日后也有个朋友。”谁知宝玉却一点面子也不留：“姑娘请别的姐妹屋里坐坐，我这里仔细污了你知经济学问的。”
贾政是传统男人社会性别角色的典范，热心仕途，追求“成功”之外，还表现在他与宝玉的父子关系上。中国传统男权文化推崇的是严父形象，以“严父”指称贾政再合适不过了，他毒打宝玉，除了嫌他荒疏学业、淫辱母婢，或害怕“窝逃”受害的因素之外，也有恨他“全无一点慷慨挥洒谈吐”，“在外流荡优伶”这些有损传统男子社会性别的行为举止。
林黛玉不仅支持宝玉的“男人解放”，她自己也是一个传统女性社会性别角色的反对者，仅由对待香菱学诗的态度便能够看出来。按理说，香菱更有理由就近向宝钗学诗，但宝钗却笑话她，说：“一个女孩儿家，只管拿着诗作正经事讲起来，叫有学问的人听了，反笑话说不守本分的。”而林黛玉则是极力帮助香菱学诗。由此可见，钗黛二人对于传统女性社会性别角色意识的定位便大相径庭，她们对于男人解放倾向的不同态度也便顺理成章了。
当然，对贾宝玉这一男人解放思想的实践者的最大支持者还是作者曹雪芹。曹雪芹无疑是带着欣赏的眼光来塑造贾宝玉的，宝玉形象寄托了他的理想。此外，曹雪芹在书中也多次流露出两性平权的意识，如对反抗压迫的下层妇女的同情与歌颂。
须知，男人解放主义者在今天仍在主流社会之外，属于“另类”，在当年便要加一个“更”字了。《红楼梦》第十九回有这么一条脂批：“此书中写一宝玉，其宝玉之为人，是我辈于书中见而知有此人，实未目曾亲睹者。又写宝玉之发言，每每令人不解，宝玉之生性，件件令人可笑。不独世上亲见这样的人不曾，即阅今古所有之小说传奇中，亦未见这样的文字。”因此，这位批书人说贾宝玉是“今古未有之一人”。这就说明一个问题，贾宝玉所代表的社会思潮在当时处于“草色遥观近却无”的状态。
三、以两性平权、男人解放视角进行红学研究的意义与潜力
关于贾宝玉这一人物形象，以往的红学研究多强调他的阶级叛逆性，而我们这里试图从性别角色叛逆这一视角，特别是男人解放这一最新理念出发，对其进行审视与解读。阶级叛逆与性别叛逆尽管有时交插错位，但在很多情况下又能彼此关联，相互生发，具有统一性。
首先，社会性别角色是一种文化观念界定。而我们知道，任何文化观念上的界定，都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的色彩，打上了时代与阶级的烙印。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男主女从等社会性别观念，同样是封建统治阶级用来管制人民的一种手段。历来的统治者，在以强权和独裁维护其统治的同时，往往都要依靠包括社会性别角色在内的一整套“伦理规范”，作为其补充手段。而对于一个民主社会来讲，人本主义思想理应受到尊重，每个人都拥有与生俱来的平等权利，两性的平等符合社会进步的理想。
其次，性别角色规范对个人同样具有强制性。可以说，社会性别角色的条条框框，同样是一种对个人独特性的蔑视与剥夺，足以通过强化这些束缚，而将个人控制在既定的统一规范之内，使其个性无从发挥，直至彻底泯灭。因此，性别角色模式的过分强化，同样是一种奴役和剥削。
贾宝玉的背叛，是阶级叛逆与社会性别角色叛逆的统一，正是这一双重叛逆决定了他背叛的彻底性，也使其人物形象变得更生动而鲜明。
引入男人解放的视角，可以使我们对贾宝玉这一人物形象有更深入更全面的认识。比如前面专节论述的贾宝玉的哭，以及贾宝玉诸多被当时主流社会视为女性化的举止和表现，如果单纯以阶级叛逆的观点来解读，有时难以取得十分令人叹服的答案。
再以贾宝玉对男性的态度为例，《红楼梦》全书中，贾宝玉对于男性的态度主要基调是反感的，而他之所以同秦钟等人往来十分密切，以往红学家们基于阶级背叛的观点，对此做出的解释是，贾宝玉反感的男性是上流社会的人士，而他的朋友都是生活在底层的。对于惟一的例外北静王，也有学者引证说，贾宝玉对北静王的友情很快便十分淡漠了。如果以性别背叛为出发点，便会发现贾宝玉的男性朋友，包括北静王，都是眉目清秀、相貌俊朗的青年男子。贾宝玉对他们的喜爱，表现了男性对俊美同性的欣赏，且这种欣赏又不是基于性爱的。而在传统的性别观念中，女性对美丽同性的欣赏受到认同和理解，同样的事情发生在男性身上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或会立即由此联想到同性恋。所以引入男人解放视角，有助于我们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全面体察，以及对一些问题做进一步的深入思考。
如果认真深入地以社会性别角色理论全面解读《红楼梦》，我们还将会有许多重要的发现，可以说两性平权意识贯穿全书。正因为此，我们更有充分的理由说，曹雪芹是一个具备了初步女性主义，以及男人解放主义思想的伟大著作家。
贾宝玉形象赏析
我们就从贾宝玉那句有名的话说起吧。宝玉曾说过：“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觉清爽;见了男人，便觉浊臭逼人”。(第二回)这是宝玉与女儿和男子交往的一条重要原则。但是，我们会发现，宝玉并没有完全依照这条准则行事。比如，他和柳湘莲、秦钟、北静王等人交往十分密切，而对女子，也有另一种看法。那就是“这些人只嫁了一个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样混帐起来，比男人更可杀了”。(第七十七回)对于这种矛盾，孟富本地议会的一条侧批写道：“受气清浊，本无男女别”。这种：“受气说”，在理解贾宝玉的过程中是十分重要的。
“受气说”的系统阐释者是贾雨村。第二回中，当冷子兴说贾宝玉“将来色鬼无疑了”时，贾雨村急忙罕然厉色制止，并说了一通玄而又玄的话。他认为，世间本来有正气和邪气，大贤之人和大恶之人就禀赋着正气或邪气。而当时是“运隆祚永之朝，太平无为之世,清明灵秀之气所秉者，上至朝廷，下至草野，比比皆是”，甚至所余灵气漫无可归，就化作甘露和风，“洽然溉及四海”。在这样的世上，邪气只能充塞在深沟大壑之中，不见天日。如果邪气泄漏而出，因为正邪不相容，便会互相搏击，直至一方消亡为止。这样就产生了“正邪两赋”的人。这种人“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成为大奸大恶”，“聪明灵秀”而又“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他们“弱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抒清贫之家，则为逸世高人;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亦必为奇优名倡。”如果我们把贾宝玉、北静王、秦中、柳湘莲、蒋玉菡等人与贾雨村所列举的三类人进行对照，就会发现他们十分吻合。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红楼梦》的写法是“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据考证，应该是“假语存焉”，与“真事隐去”对应。)，而且发表“受气说”的正是贾雨村。“假作真时真亦假”，贾雨村的这些话也就真假皆有之了。那么，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呢?我的看法是这样的：贾宝玉等人正是秉正邪二气而来的人，但何为正、何为邪，贾雨村说反了。也就是说，充溢于天地之间，漫无所归的，是残忍乖僻的邪气，而充塞于深沟大壑之内不见天日的，正是清明灵秀之正气。
这一点很容易得到证明。贾雨村的立场是封建官僚的立场，在他们那里，抹杀天性、真情的“理”才是最终价值标准。在这种价值标准的支配下，他们根本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我们只要看一下评价宝玉的两首《西江月》就可以知道了。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从书中看到，作者曹雪芹对当时的社会也是抱着失望的态度的。我在这里不多展开，仅指出两点：一，曹公在开头用了女娲补天的神话，脂砚斋在这里批道：“补天济世，勿认真用常言。”为什么要补天呢，因为“天”已经破了。脂砚斋提醒我们要注意神话后的含蕴，即社会已经破败了。二、《红楼梦》中多次写到“末世”，比如甄(士隐)府、林府、贾府等等。在贾雨村出现时，脂砚斋批道“有写一末世男子”。可见，曹雪芹认为当时的社会已经到了末世。
在这样一个“天”都已经破败的末世，充斥世间的只能是邪气。那些偶尔泄出的清明灵秀之气是弥足珍贵的。并正邪二气而来的人同样弥足珍贵。贾宝玉就是这样的人，他的许多性格特征和生命活动都可以由此得到解释。
首先，我们谈一谈“意淫”。“意淫”是相对于“悦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云雨无时，恨不能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兴”的“皮肤淫滥”(第五回)而言的。它“唯心会而不可言传，可神通而不能语达”。这主要体现在对女儿的态度上。当时的社会仅仅把女子作为玩物，而并没有给与她们应有的价值。但是，贾宝玉却视女儿为“阿弥陀佛”“原始天尊”(这本是甄宝玉的话，但“假(贾)作真(甄)时真亦假”二者是相通的)，对她们呵护备至。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反差呢?原因正在正邪二气上。“天地灵秀之气，只钟于女儿”女儿是清秀之气的结晶。而当时的社会，所谓的“天理”(就是理学之理)已经摧残和淹没了人的天性。人们反对人欲，轻视、消解人的独立的价值。女子，天地灵秀之气的结晶，正是男权社会的弱势者、牺牲品。“受气说”来讲，邪气充斥世间，漫无所归，它们是世界的主宰。而清明灵秀之气，只能拘于幽壑之中。一旦有正气泄出，便会因为“正不容邪，邪复妒正”而引起异常激烈的搏击，“必至搏击掀发后始尽”。这种搏击的代价，往往是自由或者生命。我们看到，袭人在一步步的失去她的自由，而晴雯则失去了生命!这正是“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社会原因!在这样的社会里，女子当然不可能有独立的人格和价值。
而宝玉和世人迥异。他天性中有一段“痴性”，这种痴性就是他与生俱来的气质禀赋，使他身上具有的清明灵秀之气。这样一来，他便站在了与世人迥乎不同以至于对立的立场上。同气相求，是人之常情。宝玉这种天生的气质使他对女儿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怜爱。我们可以看到，在周岁“抓周”时，他只抓取脂粉环钗之类;七八岁时，便有“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这样的惊世骇俗之语;及至十三四岁，成人以后，更是“怡红"不已。他曾说自己“这个心操碎了也没人知道”，可见宝玉对女儿珍爱之至。他给麝月梳头，为平儿理妆，为袭人侍药，看龄官画蔷……这一切都远远超越了皮肤淫滥，而是灵魂、人性的对等的交流，也是对对方和自身清明精神的关怀。正是宝玉灵秀之气与女儿灵秀之气的统一，决定了“意淫”的平等性。对女子人格上平等的关爱，在当时的社会，是十分超前的，它具有极高的价值。
“意淫”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它是诗意的、审美的。“情切切良宵花解语”“撕扇子作千金一笑”“白玉钏亲尝莲叶羹”等等故事，都是如诗般的清丽、脱俗。而“杏子荫假凤泣虚凰”一回中，描写了“同性恋”这样一个现在看来还是“丑”的主题。但是我们在品读时，并没有感到厌恶，反而获得了极微妙的审美体验。“意淫”之所以具有这样的诗意和审美性，是于其中“情”的交感密不可分的。关于这一点，在谈到宝黛爱情时再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下面，我们谈一谈宝玉的另一个重要特征，也就是“情榜”中的评价--“情不情”。(脂批显示，“情榜”出现在《红楼梦》一书的最后一回，对全书的主要人物进行评价，评语都以“情”字开头，宝玉居“情榜”之首，评语是“情不情”)我们首先看一下“情不情”的语法结构：第一个“情”用作动词，意思是“用情”;“不情”即“无情”这里用作名词，意思是没有感情(或没有感情交流)的人和物。那么，“情不情”就是用情于无情之物。当然了，既然宝玉能用情于无情，就更能用情于有情了。还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情”是广泛意义上的情，它泛指一切真情的关爱。下面，我们看一看“情不情”的表现。宝玉在铁槛寺边农舍里观看二丫头纺线(第十五回)，赞叹袭人的姨妹妹(第十九回)，提醒龄官避雨(第三十回)，等等。在第三十五回中，傅试家的婆子对贾宝玉的描述正是对“情不情”的最好注解：“时常没人在跟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说话;见了猩猩与月亮，不是长吁短叹，就是股股浓浓的。且连一点刚性也没有，连那些毛丫头的气都受的。”
从这些表现中，我们可以看到出宝玉用情的对象：燕子、鱼、星星、月亮、女儿，等等。他是绝对不会用情于须眉浊物的。从治理，我们会看到宝玉用情的对象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秉赋着天地之灵气。宝玉用情于“不情”，实际上也是自己清明灵秀之气的外化与认可。由此看来，“情不情”与“意淫”有着相同的内在驱动力，那就是气质禀赋的惺惺相惜。在与“不情”的交感中，宝玉可以发现自己，寻找到自己的价值。正因为自己的价值在于这一切清秀之气中，宝玉才把女儿看得极为珍贵，甚至生死以之。事实上，“情不情”与“意淫”的思想内核是相同的，我们可以把“情不情”看作“意淫”在范围上的扩展。
然后，我们来谈谈宝黛爱情。在前面我们说过，宝玉和红楼女儿们都是秉赋着清明灵秀之气的，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也是基于正气的同气相求。而在所有的女儿中，气质禀赋最接近宝玉者，当属黛玉。宝黛的渊源可以追溯到第一回中神瑛侍者和绛珠仙子的神话。绛珠草能够经延岁月，修成女体，是因为有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这里是有明显的象征意义的，即神瑛侍者同绛珠草通过甘露进行生命意识的交流。在现实中，宝黛思想统一的根源，就在三生石畔。
这样一对具有极为相似的气质的儿女既缘定三生，又相逢今世，爱情的产生是必然的，而产生的爱情也必不同寻常。宝黛爱情已经超越了普通的男女挚爱，这是继成的定论。但人们都从政治、阶级角度进行分析，我个人认为是不妥当的。我认为，宝黛爱情之所以超越了普通的男女挚爱，是因为他们的爱情具有无与伦比的美学价值。前面提到的“意淫”的审美性特点，与之相通，这里一并谈谈。
关于宝黛爱情的思想基础，前人已经论述得很充分了。用假报与的话，就是“林妹妹从来不讲那些混账话”。我就不再多说了。我想说的是，爱情，是宝黛二人人生价值得以实现的主要途径和最高形式。
我们先看宝黛二人的人生价值在哪里。我们以宝玉为例，黛玉和他基本相同。宝玉的人生价值不在功名富贵，不在忠孝节义，听听他批判“文死谏，武死战”的酣畅淋漓的话就知道了。这样一来，在整个正统封建社会里，他不可能找到自己的价值。于是，他走向内敛，在自身和女儿、花草虫鱼那里寻求自我，寻求价值。在当时的人看来，他就成了“玩劣异常，极恶读书”“于国于家无望”的“混世魔王”。
宝玉这种生活方式在当时是不可能被世人理解的，但现在，我们多少可以理解一些。我们知道，宝玉是有诗人气质的。这种气质使他不在乎(至少是不重视)世俗的欲求，而向往更高层次的价值--生命在空间上的无限和在时间上的永恒。这并不是我个人妄加臆测的。首先，任何一个有思想的人都会追求无限和永恒，在座各位仔细审视自己的思想，就会发现。事实上，人对无限和永恒的追求同生命的优先和短暂的矛盾正是人生悲哀的来源。其次，我们在《红楼梦》中经常可以听到宝玉对美好事物不能够永存的哀叹。例如，第二十八回中，宝玉听完《葬花吟》后，想到黛玉等女儿、斯处、斯园、斯花、斯柳终有无可寻觅之时，竟恸倒在山坡之上;第五十八回中，宝玉因见杏树“绿叶成荫子满枝”而感伤女子韶华苦短。这种忧虑的背后，正是宝玉对永恒的真挚渴望。无限与永恒是宝玉最终要达到的人生价值的所在。黛玉的情况与之类似，就不再说了。
这种价值的实现过程，是诗意的、审美的。我们常说恋爱的人“在对方身上发现了自己”。这句话的背后，是有这美学依据的。我在这里采用克罗齐的形式派美学进行解释。形式派美学认为，美源于直觉。所谓“直觉”，简要地说，就是关照对象时只看到对象本身，不引起其他任何的联系和认识。在直觉中，还伴随着主体与客体的融合，达到二者的统一，即“物我合一”。这样，直觉产生的过程中，排除了外界的联系，时空也就不存在了。这时，微尘即是大千，刹那就是终古。无限和永恒就这样得以实现。这种实现的过程自然是审美的。
那么，宝黛二人能否达到这种直觉的境界，实现爱情的美学升华呢?这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要排除物我以外的一切事物而达到直觉的境界，必然要求凝神而专一的观照，要求主客体之间进行深入的情感的交流。这种观照和交流要以二者精神的相似点或相同点为基础。前面已经说过，宝黛二人是有极为相似的气质禀赋，因而，他们就具有了这样的基础。当然，仅仅有基础是不够的，还要在基础上进行有效的观照和交流。宝黛二人无时不在进行着这样的活动。他们平时从彼此的一言一行中进行观察，揣测对方的心思;又彼此关怀备至。这是表面的现象，在它们的背后，正是二人精神的沟通。交流过程中自然有得有失，于是就有了“探宝钗黛玉半含酸”“意绵绵日暖玉生香”“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痴情女情重愈斟情”等等精彩的故事。而这种观照和交流的结果也是明显的。黛玉见宝玉所赠旧帕，感而题三绝;宝玉见黛玉所作《桃花行》，不觉泪下;“诉肺腑情迷活宝玉”一回更是明证。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彼此的交流中，他们已经渐渐合而为一，达成了精神的统一。他们自己在对方身上的投射越来越多，得到的反馈也越来越多。这样，他们的世界越来越小，最后只剩下两个人。直觉的审美境界就得以形成了。在爱情的二人世界里，他们可以忘却外界，忘却时空，达到自己的无限与永恒。
这样一来，宝玉和黛玉就在爱情中找到了自身存在的价值。这种价值的实现是审美的，因此，我们常说宝玉和黛玉过着一种诗意的生活。前面提到的“意淫”和“情不情”也是基于清明灵秀之气的交流，因而也具有类似的审美性和诗意。
最后，我们看一看宝玉的最后结局：“悬崖撒手”。此语也多见于脂批，就是至宝玉出家。因为《红楼梦》后几十回佚失，我只能把“悬崖撒手”作为最有可能的一个结局来说说。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宝玉是清明灵秀之气所秉赋者，在当时邪气充斥的社会中不能寻找自己的价值，而只能在与自己气质相近的女儿中寻求。不仅仅如此，当时社会是一个“千红一哭”的悲剧制造场。可以作为宝玉精神寄托的女儿，也承受着社会的威压或异化。“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晴雯、黛玉相继夭亡，美优伶斩情归水月，香菱屈受贪夫棒……最后是大观园诸芳流散!“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中国小说史略》)早在这一切悲剧发生之前，宝玉便看到了这无可抗拒的一切。因此，他日日怡红，并希望自己在中女儿之前死去，让她们的泪流成河，把自己的尸体漂到无人寻觅的去处。是的，他选择了死亡作为自己生命的归宿，希望借死亡摆脱日日熬煎的痛苦。但是，天违人愿，宝玉目睹了众丫环的悲惨遭遇，承受了黛玉夭亡的巨大打击，看到了大观园诸芳流散后的凄凉，见证了贾府“忽喇喇似大厦倾”……在极端的时间里，暴风雨席卷了大观园，席卷了贾府，夺走了宝玉所珍爱的一切。社会击碎了宝玉的梦想，他茕茕孑立，只看见“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生命的价值已经消失了，生命却还在延续，这是多么巨大的打击!!!于是，对社会彻底绝望的宝玉只好选择出嫁，远离这个污浊的社会。但在出家之后真的能找到一方净土吗?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寺院也并非不染凡尘，看看铁槛寺和水月庵，我们就可以知道了。
需要指出的事，宝玉秉正邪两气而来，就不可能完美。他身上会多少有一些纨绔习气。比如，他骂过茜雪，踢过袭人，等等。但瑕不掩瑜，宝玉仍然是十分可贵的。
贾宝玉的心理分析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是一位封建贵族阶级政治上思想上的叛逆者，这已成为当代红学研究者的共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进行审视，便不难发现贾宝玉是一位具有异常心理和变态人格的“特别”的叛逆省。本文拟通过对贾宝玉形象的心理分析，进一步透视曹雪芹的创作心态和独特社会人生见解。更加准确地把握《红楼梦》这部伟大作品丰富而又复杂的文化意蕴。
一、“从心理学的角度，国内学者一般认为:人格和个性含义相同，都是指个人比较稳定的、各种心理特征的总和，包括认知、能力，情绪、气质、性格、行为及身体结构等方面。人格就是一个人的基本精神面貌”[1]，而人格变态就是指个体心理状态“偏离规范”[2]、“偏离常态”[3]，贾宝玉心理、人格的偏离规范与常态，最主要表现在他言行、性格、心理诸方面的女性化，可以这样认为，贾宝玉是一个女性化或半女性化的男性人物形象。
贾宝玉的女性化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爱红的癖好
《红楼梦》第二回冷子兴向贾雨村介绍贾宝玉的奇异之处时，特意介绍宝玉满周岁抓周“伸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玩弄”，这颇具预示性的细节揭示出人物的爱红习性。在第十九回里，当袭人以不离开贾府为条件要求宝玉“再不许弄花儿、弄粉儿、偷着吃人嘴上擦的胭脂，和那爱红的毛病儿”，他虽口头马上答应，但第二天却又“替他们淘澄脂胭膏子”，致使左边腮上都溅上了红;第二十一回，贾宝玉于不觉中欲吃黛玉房中的脂胭，被湘云从身后伸手打落，第四十四回，他又十分在行地向平儿介绍胭脂的调配方法和使用方法，如此种种艺术描写，无不昭示着一个基本事实，作为男性的贾玉玉爱红确已成癖。他不顾父亲和旁人的鄙视指责，硬要分享女儿们的专利，这“不长进的毛病儿”，显然是“偏离常态”的变态行为。
第二、生活女性化
在中国封建社会，男女两性的社会角色各各不相同，生活范围及内容也迥然有别。“正位乎内”的女性以闺房庭院为自己的生活范围，以学习女红、操持家务、生儿育女为自己的人生职责。“正位乎外”的男性则以社会为人生舞台，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之责，因此，“士”阶层中的大多数男性自觉地选择了读书—进仕做官这一人生道路。贾宝玉则与众不同，他自幼喜欢在闺帷中厮混，自从住进大观园后，更是“心满意足，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每日只和姊妹丫环们一处，或读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作画吟诗，以至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无所不至，倒也十分快意”(《红楼梦》第二十三回，以下引此书只注回目)，以女性化的闺房生活为乐，从不考虑自己斥为一个男儿于家于国应尽的责任，诚如作者在第二十回中所言:“并不想自己是男子，须要为子弟之表率。”更有甚者，他“不肯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将八股文斥为“后人饵名的钓禄之所”，从不“潜心玩索。”他曾当面顶撞史湘云的规劝(第三十二回)，并以受惊吓为借口，逃避贾政对自己读书情况的检查(第七十三回)。这一切均表明贾宝玉在有意识的拒绝走传统读书做官、耀祖光宗的人生道路，拒绝进入男性的社会角色定位，完全放弃对功名利禄的追求，悖离“社会期待”。从《红楼梦》前八十回的艺术描写看来，他已经十分习惯并非常喜欢那种“无明无夜和姐妹们鬼混”(第二十一回)的女性化生活，并似乎打算在内帷中长期厮混下去。毫无疑问，这又是一种“偏离规范”的异常表现。
第三、性格女性化
从总体上看，贾宝玉的性格缺少男性应有的阳刚之气，更多地呈现出女性的阴柔特征。他“天生成惯能作小服低，赔身下气，性情体贴，话语缠绵”(第九回)，对黛玉是如此，对袭人、秦钟等也是如此;他胆小，怕见父亲，怕见生人，怕晚上一人睡觉;他遇事无主见，既缺乏基本的应变能力，又缺乏承担责任的勇气，金钏儿被打被撵、晴雯被冤，尽管他心里颇觉不公，但却无胆量挺身而出为她们辩解，当然更无能力去保护她们，除此之外，贾宝玉的多愁善感也相当突出。他常常发呆、掉泪，常常触景生情，感伤不已。听到黛玉的《葬花词》，“不觉恸倒山坡上”，联想不断，以致于“心碎肠断”(第二十八回);看见祝妈创土种竹，打扫竹叶，“顿觉一时魂魄失守，随便坐在一块山石上出神，不觉滴下泪来”(第五十七回);见杏花落听雀儿啼，又伤心感叹，发了呆性(第下十八回)。贾宝玉这种敏锐的感受力、细致的观察力以及丰富的联想、脆弱的感情，无不反映出女性心态与性格特征，对此，可借心理学术语称之为“性倒错”，因为“性倒错在第三性征上更象异性”[4]。
第四、奇特的两性观
在对男女两性的总体看法上，贾宝玉是贬男尊女的。他有一句惊世骇俗的名言:“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第二回)，“他料定天地间灵淑之气，只钟于女子，男儿们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因此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浊物，可有可无”(第二十回)。这种男浊女清、尊女抑男的两性观在封建社会的父系文化系统中确属罕见，尤其出自男儿之口，则更可谓空前，它是贾宝玉“偏离规范”、人格变态的重要标志之一。
此外，贾宝玉“面若中利、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面如傅粉，唇若施脂”(第三回)，如花似玉的容貌更为他增添了几分女性的柔美。
现代心理学家认为，用来定义“变态”的词语包括以下这些:越轨—指明显不同于社会公认的行为标准的行为;异常—指与公认的规范很不同的行动;失调—缺乏行为的整合;稀奇古怪—指与社会公认规范不相同的行为。“决定是否任何一个具体的个体是变态的最一致的标准是:①行为偏离、或不同于)那个社会的规范;②失调行为总是继续和/持续存在;③人们内部和/或人们之间活动的最终破坏程度”[5]。由此，我们可以判定贾宝玉的女性化实属变态，不仅今日的读者能够明显地感觉到他心理和行为的异常、越轨和稀奇古怪，就是《红楼梦》本身也多次指出这一点:小说第三回写黛玉初见宝玉，作者引出所谓“后人”所作的《西江月》词二首，以正话反说的形式表达了自己对这一形象的总体评价，其一曰:
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
作者说此词批得“极确”，它道出了贾宝玉性格行为与众不同、偏僻(即不合正道)乖张(即怪僻不通情理)的特征。在小说中，最疼爱宝玉的贾母也说他就是与众不同，最接近他的袭人说他:“性格异常”“更有几件千奇百怪口不能言的毛病儿。”除此之外。书中还不时直接以“痴”“呆”“傻”“疯”“怪”“狂”等字眼来形容他的变态行为。值得注意的是，贾宝玉的女性化不仅引起了他人的非议，破坏了他与本阶级多数成员的和谐关系，而且导致了他与以贾政为代表的封建家族、封建贵族阶级的尖锐对立，导致了他与整个男权社会的严重脱节，从而也最终导致了他自身的生存危机，这实质上从另一侧面证实了贾宝玉的女性化确为一种偏离规范的人格变态。
二、现代心理学研究成果表明，一个人人格的形成及其存在状态，必定要受其自身先天和后天诸如生理、社会等内外因素的影响，贾宝玉也不例外，《红楼梦》对其变态人格形成的原因作了一定程度的揭示。
1.先天因素影响贾宝玉人格的先天因素既不是现代心理学家们所学的“遗传基因”，也并非美学家们所谓“历史积淀”，而是贾宝玉的前身—被女娲遗弃在青埂峰的石头。秉自然灵秀之气的仙石决定了贾宝玉的聪明灵秀，无补天之才的顽石则决定了他的“于国于家无望”，石头的前身赋予了宝玉正邪两极之性，使“其聪明灵秀之气，则在千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千万人之下”(第二回)。如此天赋，必然铸就贾宝玉具有偏离、异常因素的人格形态。
2.后天因素这里主要指宝玉的生活和成长环境。由于贾母的溺爱，他一直例外地以男性的身分在闺帷内厮混，成天跟姐姐妹妹、小姐丫环们呆在一起，极易染上较多的女儿脂粉气。住进大观园，更是进入了女儿世界，完全生活在女性的庇护、偏爱、温情之中，自己的生活也完全女性化，正如兴儿所说:“他长了这么大，独他没有上过正经学堂，我们家从祖宗直到二爷，谁不是寒窗十载，偏他不喜读书。老太太的宝贝，老爷先还管，如今也不敢管了。……每日也不习文也不学武，又怕见人，只爱在丫头群里闹”(第六十六回)，在如此生活环璄中长大的贾宝玉，人格的女性化在所难免。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意识，一个人后天的生活环境尤其是教育条件在其心理发展上起着重要甚至是主导作用。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现代红学家们更多地强调了后天的因素，认为在大观园这个女儿国内，生活风气比较干净，封建礼教的统治相对薄弱，贾宝玉较少地受到外界污浊风气的影响，可以比较自由的生活，大胆阅读一些具有市民意识和民主要求的杂学野史，有较多的机会了解青年女奴们的美好心灵和不幸遭遇以及贵族少女们的内心苦闷，这一切均有助于他叛逆思想的形成。上述认识本是相当正确、无可非议的，但问题在于叛逆并不意味着要以女性化变态形式表现出来，何况《红楼梦》所提供的生活环境既不能完全说明贾宝玉异端思想形成的原因，正如某些学者所论，贾宝玉那种“已经带有初步民主主义色彩的先进思想，当然不是任何一个生活在十八世纪中叶的少年所能具备的”[6]，更不能充分解释他人格变态这一异常现象。
笔者认为，在《红楼梦》中，曹雪芹更为强调的乃是贾宝玉人格形成的先天素质——与生俱有的顽性劣根，这一点可以从全书石头下凡的基本构思中看出，可以从宝玉一出生就与众不同、自幼便口出怪言中看出，可以从贾府上下之人难以理解宝玉的痴狂中看出。第五回，作者借警幻仙子之口指出“如尔则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第十九回又借袭人的心理活动强调了宝玉变态人格的先天属性，“袭人自幼儿见宝玉性格异常，其淘气憨顽出于众小儿之外，更有几件千奇百怪口不能言的毛病儿。近来仗着祖母溺爱，父母亦不能十分严紧拘管，更觉放纵驰荡，任情恣性，最不喜务正。”十分明显，贾宝玉性格和行为的异常与生俱有，祖母的溺爱、他人的影响以及父母拘管的不严等后天因素仅仅起着“放纵”作用，而非其产生的根本原因。曹雪芹通过大量的艺术描写所要突出的，正是贾宝玉那天生俱有并且后天不能更改的顽愚劣根、痴狂本性，从这一意义上来讲，宝玉人格的女性化最终也是由先天决定的。
当然，石头前身决定贾宝玉的本性和他后天人格的形态，这种构思无疑是非科学的，曹雪芹作如此艺术处理，目的并非要给世人讲一个优美的神话故事，而是巧妙的利用大众审美心理对神话故事所具神奇性的认同与欣赏来实现自己的创作意图。幼年、少年贾宝玉的思想性格显示的乃是成年曹雪芹的思想与人生观，曹雪芹强调宝玉人格形成的先天因素，有利于自己一开篇便集中笔力塑造一位崭新而又奇特的叛逆者形象，有利于从其奇异之处来突出强调这位叛臣逆子的无可救药及其与本阶级的势不两立，从而更为鲜明地表现出自己独到而又深刻的现实人生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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