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韩愈的仕途沉浮

2020-11-17 韩愈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郡望昌黎(今属辽宁)。故他又自称昌黎人,世称韩昌黎。

  韩愈的高祖、曾祖、祖、父都做过朝官或地方官。但其“三岁而孤”,由其兄韩会抚养。韩愈在《与凤翔邢尚书书》中自言“生七岁而读书,十三而能文”,可能与韩会的抚育有关。父辈能文者有韩云卿,李白称他“文章盖世”。韩愈也说:“愈叔父当大历世,文辞独行中朝。”由此看来,韩愈既出生于官宦之家,叔父与兄又都以文章名世,这样的门第对于他后来的趋向有一定的影响。韩愈时,家道已中落,而且韩会早死,韩愈随寡嫂颠沛流离,《祭郑夫人文》云:“就食江南,零丁孤苦。”韩愈二十岁时,赴京师求官,又曾“穷不自存”。

  韩愈初到长安谋考进士,在《答崔立之书》中说:“仆始年十六时,未知人事,读圣人之书,以为人之仕者,皆为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时,苦家贫,衣食不足,谋于所亲,然后知仕之不唯为人耳。乃来京师,见有举进士者,人多贵之。仆诚乐之,就求其术。”但此后举进士,三次落第,终于寄食于人。

  直到贞元八年(792),韩愈二十五岁,始中进士。这次考试,由陆贽主考,梁肃、王础为佐,号称得人。“所与及第者,皆赫然有声”。除韩愈外,还有李观、李绛、崔群、欧阳詹、王涯、冯宿等,“皆天下之选”①。韩愈此后又应吏部博学鸿词科考试,但前后三年,终于落选。此后,韩愈便上书宰辅,以求闻达。贞元十一年(795)三月之内三次上书,竟无消息。于是离开京师,到地方为佐吏,先佐汴州,又佐徐州。直到贞元十八年(802),韩愈才得国子监四门博士。贞元十九(803)年十月,又与柳宗元、刘禹锡等同为监察御史。

  韩愈以书生而得官,立即上书言事,却不料《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一奏,即得罪“专政者”,贬为连州阳山令②。十年谋官,两月即贬。当“永贞革新”的期间,韩愈正在贬所。永贞元年(805)八月,宪宗即位,韩愈遇赦,移官江陵,为法曹参军。元和元年(806),奉诏回长安,充国子博士。因避谤毁,求为分司东都,移官洛阳。又因“日与宦者为敌”,降职河南县令。

  韩愈这几年的贬官生涯,对于思想文章都有裨益。可惜贬官不久,又回长安。元和六年(811),迁为尚书职方员外郎,坐论柳涧,调为国子博士。元和八年,迁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元和十二年,因附议裴度用兵淮西,被任为行军司马,功成之后,迁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819),正当宪宗妄图福田,迎接佛骨之时,他又上书直谏。《论佛骨表》一疏,引起宪宗震怒。一封朝奏,夕贬潮阳。一到贬所,他立即上表请罪,长庆元年(821)又返长安做官。由兵部侍郎转吏部侍郎、京兆尹。

  韩愈二十年间,两次贬官,都由极谏,说明其人确有正直的品质。但贬官不久而又升官,则是他的不幸。如果长期被贬,成就可能更高。晚岁定居长安,没有写出更好的文章。

  韩愈卒于长庆四年(824),终年五十七。韩愈的生平事迹,见《旧唐书》卷一六○、《新唐书》卷一七六及皇甫湜所撰《神道碑》、李翱所撰《行状》。著作有《昌黎先生集》。

  行道和明道

  韩愈一生,积极求官,努力为文。据他自己说,求官不仅是为衣食,也是为了行道,为文也不仅是好古人之辞,而是为了明道。韩愈为人所行之道,及其为文所明之道,都可从他一生实践得到证明。概括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韩愈的“道”,是主张“忧天下”而不赞成“独善自养”的,也即是主张“兼济天下”而不赞成“独善其身”。可以看出,他虽然继承了儒家“兼济”的思想,却又有所不同。对于这一点人们一向很少注意,其实应该着重指出。这在当时是相当积极的一种政治态度。其《上宰相书》至于再三,固然是为了做官,但他做官确有行道的目的。

  为了行道,韩愈还曾希望做个谏官。他在《龊龊》诗中说:“愿辱太守荐,得充谏诤官。”做个谏官,这是唐宋两代一些忧国忧民的庶族地主阶级文人的一个共同愿望。因为谏官的地位虽不高,却有言事进谏的机会。韩愈写《争臣论》一文,就曾以言责批评谏议大夫阳城。当他自己一旦做了御史,有了言责,便立即上书言事。《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是一篇体现韩愈行道的重要文章。

  第二,韩愈之道也是主张国家统一、反对藩镇割据的。他反对藩镇割据,还不仅因为自幼身经藩镇割据所造成的生活困苦,主要还是因为他看到了藩镇割据给国家造成的危害。韩愈反对藩镇割据的言行是明显的,最突出的表现是他积极主张讨伐淮蔡,并且亲自参加了这次战役,淮蔡平定之后,韩愈还奉命写了《平淮西碑》,此碑行文鲜明地表达了主张国家统一、反对藩镇割据。其文有云:“四海九州,罔有内外,悉主悉臣。”这是维护皇朝的大一统思想,立场是明确的。

  韩愈反对藩镇割据,维护国家统一的再一个突出的表现,是他奉命宣抚王廷凑一事。长庆元年(821),镇州叛乱,王廷凑自立。二年,韩愈奉命宣抚。当时执行这个使命是有危险的。《新唐书》本传说:“(韩愈)既行,众皆危之。元稹言:‘韩愈可惜。’穆宗亦悔,诏愈度事从宜,无必入。”但韩愈无所畏惧,竟“疾驱入”。他在论辩中正告王廷凑:凡是割据作乱的藩镇,从安禄山、李希烈,到吴元济、李师道,没有一个有好结果的。在这里,韩愈反对割据、维护统一的言行也是突出的。在当时,反对藩镇割据是个重要的政治态度,也是韩愈行道的一个重要内容。

  第三,韩愈的道又是关心社会现实、反对佛老的。在唐代,反对佛教虽不始于韩愈,但兼辟佛老,则以韩愈为最。一篇《原道》竟然提出“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还要“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这是十分激烈的主张。当然,韩愈更激烈的言论还是《论佛骨表》。他在表中首先历数自古帝王长寿者不曾奉佛,而奉佛者大都短命。这话和当年傅奕所言者似乎相同;但因讲话的时间不同,对象不同,韩愈这话就有更强的针对性,也冒更大的风险。这时正当淮蔡初平,宪宗自以为太平天子,幻想福田长寿,而韩愈竟说奉佛短祚,这等于冒“天子”之大不韪,在当时真是敢发狂言。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的情况下,而能独立不惧,是很难能的。

  第四,韩愈之道又是主张重视人材、选拔人材的。重视人材,这是韩愈为人行道的另一个突出的特点。终其一生,始终注意培养人材、推荐人材。《新唐书》本传说他“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韩愈不但自己培养人材,也向别人推荐人材。《行难》一文反复说明选拔人材的重要;《与祠部陆员外书》曾向陆■推荐侯喜、侯云长、刘述古、韦群玉、沈杞、张苰、尉迟汾、李绅、张后余、李翊等。韩愈认为,为国家选拔人材,乃是一种“深思长虑”,是“为国家树根本之道”。

  在唐代,选拔人材也是庶族地主阶级文人的一个共同愿望。韩愈培养人材、重视人材的观点是很有代表性的。在隋唐以前,在贵族世袭的制度之下,庶族地主子弟很少参与政治的机会。韩愈当时重视人材的言论具有新的时代特征。重视人材,这是韩愈行道的又一个重要内容。

  韩文的特点

  在文以明道的信念之下,韩愈写了一系列出色的文章。这些文章的特点之一是“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或“鲠言无所忌”,也就是敢于讲话,而且敢讲真话。这个特点是和他积极的政治态度分不开的。他的几篇奏疏都是敢于揭发事实,敢说“群臣之所未言”的话。《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和《论淮西事宜状》都有这个特点。当然,最有代表性的文章还是《论佛骨表》。其中所讲的就是“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的话。在封建社会里,在皇帝的因为下,在权臣的妒嫉中,敢于说出别人该说而不说的话,这是了不起的胆识。正因此,韩愈这类文章也就有内容、有深度、有力量。再加上韩愈的语言艺术不同凡响,便成为气势磅礴的好文章。

  韩愈文章之“发言真率,无所畏避”,不仅表现于他在皇帝面前敢讲真话,而且还表现于他不顾儒家的传统观念,敢讲违背旧说的话,甚至说了同自己别的文章互相矛盾的话。例如《读墨子》一文曾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这样的言论显然同他尊崇孔孟之道有所牴牾。对于这样的言论,前人指为“刺谬”,其实这正是韩愈虽然尊儒却不墨守的表现。

  韩愈文章之“发言真率,无所畏避”,还不仅敢于不顾儒家的传统观念,有时也敢于突破社会上的流俗之见。例如他写《讳辩》一文,是专为李贺不得应举而发表的意见。李贺之父名晋肃,晋进同音,为了避讳,李贺便不得举进士。对于这样的世俗之见,韩愈是不以为然的。于是他便“考之于经,质之于律,稽之以国家之典”,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写成了极有说服力的一篇《讳辩》。

  韩愈的《师说》一文。也是一篇不同流俗的文章。柳宗元在《答韦中立书》中曾经说过:“今之世不闻有师,……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愈以是得狂名。”又《报严厚与书》说:“仆才能勇敢不如韩退之,故不为人师。”由此可知,在那个时代,不顾流俗,不怕笑侮,抗颜而为师,是要有些勇气的;能够写出《师说》这样的文章,也是相当大胆的。

  韩愈文章的再一个特点是不仅真率大胆,而且慷慨激昂,忧愤甚广。从韩愈的全部文章看,凡是论及人材,便往往愤激不平,别具风概。例如《杂说》有云:“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这就是对于人材不为世用所发的不平之论。同样,《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所谓“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云云,也是宣传选拔人材的一篇宏论。所谓“相为天子得人于朝廷,将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求内外无治,不可得也”云云,这正是韩愈对于国家用人的殷切希望。

  《送董邵南序》更是一篇悲歌慷慨的文章。他写道:“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时,苟慕义强仁者,皆爱惜焉。矧燕赵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尝闻风俗与化移易,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为我吊望诸君之墓,而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乎?为我谢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韩愈自己是屡试而不得志于有司的.,所以对于董邵南“不得志于有司”,便感同身受,无限叹惋。悲歌慷慨,发自肺腑。

  韩愈还有一篇类似俳谐而实质是抒发才高见屈、忧愤甚广的文章《进学解》。历来的论者都说此文源于东方朔的《答客难》和扬雄的《解嘲》,《新唐书》本传也说他“既才高数黜,官又下迁,乃作《进学解》以自喻。”其实这篇文章的意义要比“自喻”广阔得多。其中有“自喻”,却不仅是“自喻”,主要还是宣传选拔人材的观点。文章的开始一段云:“国子先生晨入太学,招诸生立馆下,诲之曰: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方今圣贤相逢,治具毕张,拔去凶邪,登崇畯良。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 庸。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盖有幸而获选,孰云多而不扬?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 这一席话几乎都是反语。自“方今圣贤相逢,治具毕张”至“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究其本意,都是恰恰相反的。韩愈的正面意见应该是:方今之君不圣,相亦不贤,凶邪当道,畯良疏远。才能不被录用,有司不明不公。本来是愤激不平的牢骚,却表现为冠冕堂皇的说教,这大概正是前人所谓韩愈行文的“狡狯”之处。“拔去凶邪,登崇畯良”,“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这是韩愈一贯的选贤任能的主张。这样的观点在《行难》一文里也曾说过,他曾说选举人材,不一定都是“大贤”,只要“贤于人之贤”也就可以入选。这正是“占小善”、“名一艺”都可录用的意思。在《行难》里韩愈是正面发表议论,而在《进学解》里表达的方式有些曲折罢了。韩愈从正面发表这种议论的文章还有《原毁》。他在这篇文章里讲了“责己”和“待人”两个方面。主要是讲“君子”如何“待人”。认为君子待人应该“取其一,不责其二;即其新,不究其旧”。只要有“一善”或“一艺”,就不要求全责备;而且应该不究既往,弃旧图新。但“今之君子”不仅对人求全责备,而且忌才害能。于是韩愈十分愤慨地说:“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呜呼,士之处此世,而望名誉之光、道德之行,难已!”这里讲到为士处世之难,可见感慨并非全为自己而发。当时许多庶族地主阶级的文人学者都是人同此心的。

  韩愈文章的另一特点,是不但真率、大胆、慷慨激昂,而且还写得自然随便、如话家常。这类文章和他的《原道》、《原性》诸篇的面貌不同,不是坐而论道,而是促膝谈心,无所拘束,生动活泼。《与崔群书》、《与孟东野书》、《答崔立之书》、《题李生壁》等,都属这类作品。例如《与崔群书》先说自己对崔群为人的认识,中发贤者不遇之叹,后讲自己困穷之状,是一篇感慨很深的杂文。

  在韩愈看来,崔群是他平生交往之中一个没有缺点的朋友。但是,对于这样的朋友也有人怀疑。于是韩愈十分感叹,他说:“自古贤者少而不肖者多,自省事已来,又见贤者恒不遇,不贤者比肩青紫;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贤者虽得卑位,则旋而死;不贤者或至眉寿。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无乃所好恶与人异心哉?又不知无乃都不省记、任其死生寿夭邪?未可知也。”由崔群之贤,说到贤者不遇,而不贤者反而得势。这样的文章很像司马迁的《伯夷列传》。刘大魁说:“公与崔最相知,故有此家常本色之言,中间感贤士之不遇,尤为郁勃淋漓。”

  “感士不遇”本是历代文章的一个传统题目,韩愈这段文章是比“感士不遇”之文涉及者更为深广的。

  韩愈为文的又一特点是突破传统写法。例如墓志铭这一文体,在韩愈笔下,便颇有新的特征,形式多样,甚至“一人一样”(李涂《文章精义》)。与墓志近似的文体,还有哀祭之文。这类文字韩愈也有独创,不同寻常。例如《祭河南张员外文》,茅坤就评为“奇崛”。姚范以为“他人无此”。刘大櫆也说:“祭文退之独擅。”至于《祭十二郎文》,曾国藩虽然认为这类文章“究以用韵为宜”,但他又说:“韩公如神龙万变,无所不可。”就是说,韩愈之写祭文,也是变化不测的。

  韩愈文章之别开生面者,还有送序一类。在唐代,送序之文是常见的文体,前辈作者如王勃、陈子昂、李白、任华,所为送序,都很出色。但从多数文章的写法看,大抵不出一种格式。先叙离情,后缀风景,情致物态,尚似六朝。林纾所谓“狃于六朝积习”者,即指此类。但到韩愈笔下,送序之文就多种多样了。

  韩愈有的送序之文几乎通篇议论。这是一个突出的特点。林纾曾说:“韩昌黎集中无史论,舍《原道》外,议论之文,多归入赠序与书中。”例如《送水陆运使韩侍御归所治序》,曾国藩就看作“条议时事之文”。

  韩愈的几篇“游戏”之文,也是新体。同前代的俳谐文字比较,是有新的特点的。例如《毛颖传》就是一篇奇文,不可以寻常俳谐之作视之。柳宗元《答杨诲之书》云:“足下所持韩生《毛颖传》来,仆甚奇其书,恐世人非之,今作数百言,知前圣不必罪俳也。”但与此同时,裴度却对这类俳谐之文很不满意。他在《寄李翱书》中说:“昌黎韩愈,仆识之旧矣,中心爱之,不觉惊赏。然其人信美材也。近或闻诸侪类云: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不及之者,当大为防焉尔。”可以看出,裴度是把韩愈的俳谐文字看作“以文为戏”,很不赞成的。

  现在看来,时人“罪俳”,大概不止一个裴度。像柳宗元那样肯定《毛颖传》这类作品者恐是不多的。柳宗元“甚奇其书”,不是无缘无故。因为,自从六朝以来,俳谐之文如张敏的《头责子羽文》、沈约的《修竹弹甘蕉文》等等,虽有寓意,并不深远。而《毛颖传》一篇,则与前此诸作不同。虽说所写不过一篇“兔传”,实际则写一个多才多能而终被废弃之人。文章写到最后,韩愈对毛颖之“以老见疏”无限同情。这里又一次流露了韩愈痛惜人材不尽其用的一贯的思想。这样的俳谐之文,前所未有。

  韩愈行文之超越前辈者,除了上述文体的独创之外,还有吐辞造语之精工,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关于这一方面,前人和今人已经多所称道。例如《进学解》一篇之中就有“业精于勤”、“刮垢磨光”、“贪多务得”、“含英咀华”、“佶屈聱牙”、“同工异曲”、“动辄得咎”、“俱收并蓄”、“投闲置散”等等,都已传为流行的成语;还有一些成语如“提要钩玄”、“焚膏继晷”、“闳中肆外”、“啼饥号寒”等等,也是从这一篇的语句中凝缩而来的。

  自古以来,一篇文章之中能够选出如此大量的历代流传的成语,此文之外,恐不多见。韩愈文章之所以传诵不绝,之所以为一代所师法,历代之典范,其造语之精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样的辞章造诣,在他前后,很少有人企及。

  韩诗的特点

  韩愈的文学成就,主要在文,但其诗亦有特色,为一代大家,对后代有较大的影响。

  就思想内容而言,韩愈为诗,亦如为文,对于国计民生,多所关切。例如《龊龊》一诗有云:

  秋阴欺白日,泥潦不少干。河堤决东郡,老弱随惊湍。天意固有属,谁能诘其端?愿辱太守荐,得充谏诤官。排云叫阊阖,披腹呈琅玕。致君岂无术,自进诚独难。

  这样的作品,与他的《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一文,思想倾向基本一致。这样的思想内容,与安史之乱前后元结、杜甫的某些作品,一脉相承。

  但韩愈为诗的新的特点,还不是表现于这类作品,而在于他那“以文为诗”的一些篇什。例如《山石》一诗发端有云:

  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支子肥。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铺床拂席置羹饭,疏粝亦足饱我饥。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入扉。……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鞿?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

  又如《八月十五日夜赠张功曹》有云:

  纤云四卷天无河,清风吹空月舒波。沙平水息声影绝,一杯相属君当歌。君歌声酸辞且苦,不能听终泪如雨。……君歌且休听我歌,我歌今与君殊科。一年明月今宵多,人生由命非由他,有酒不饮奈明何!

  对于这样的作品,前人多所评论,方东树《昭昧詹言》谓前篇乃“古文手笔”,后篇亦“古文笔法”。这样的“手笔”和“笔法”,和初唐、盛唐的前辈诗人相比,显然有不同者。因此,叶燮《原诗》认为“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所谓“大变”,正是韩愈之诗新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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