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师说》原文及翻译

2024-10-23 韩愈

　　《师说》是唐代文学家韩愈创作的一篇议论文。文章阐说从师求学的道理，讽刺耻于相师的世态，教育了青年，起到转变风气的作用。以下是小编整理的韩愈《师说》原文及翻译，欢迎阅读。

　　师说

　　唐代：韩愈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译文

　　古代求学人一定有老师。老师，是（可以）依靠来传授道理、教授学业、解答疑难问题。人不是生下来就懂得道理，谁能没有疑惑？（有了）疑惑，如果不跟从老师（学习），那些成为疑难问题，就最终不能理解了。生在我前面，他懂得道理本来就早于我，我（应该）跟从（他）把他当作老师；生在我后面，（如果）他懂得道理也早于我，我（也应该）跟从（他）把他当作老师。我（是向他）学习道理啊，哪管他生年比我早还是比我晚呢？因此，无论地位高低贵贱，无论年纪大小，道理存在地方，就是老师存在地方。

　　唉，（古代）从师（学习）风尚不流传已经很久了，想要人没有疑惑难啊!古代圣人，他们超出一般人很远，尚且跟从老师而请教；现在一般人，他们（才智）低于圣人很远，却以向老师学习为耻。因此圣人就更加圣明，愚人就更加愚昧。圣人之所以能成为圣人，愚人之所以能成为愚人，大概都出于这吧？（人们）爱他们孩子，就选择老师来教他，（但是）对于他自己呢，却以跟从老师（学习）为可耻，真是糊涂啊!那些孩子们老师，是教他们读书，（帮助他们）学习断句，不是我所说能传授那些道理，解答那些疑难问题。（一方面）不通晓句读，（另一方面）不能解决疑惑，有（句读）向老师学习，有（疑惑）却不向老师学习；小方面倒要学习，大方面反而放弃（不学），我没看出那种人是明智。巫医乐师与各种工匠这些人，不以互相学习为耻。士大夫这类人，（听到）称“老师”称“弟子”，就成群聚在一起讥笑人家。问他们（为什么讥笑），就说：“他与他年龄差不多，道德学问也差不多，（以）地位低（人为师），就觉得羞耻，（以）官职高（人为师），就近乎谄媚了。”唉!（古代那种）跟从老师学习风尚不能恢复，（从这些话里就）可以明白了。巫医乐师与各种工匠这些人，君子们不屑一提，现在他们见识竟反而赶不上（这些人），真是令人奇怪啊!

　　圣人没有固定老师。孔子曾以郯子、苌弘、师襄、老聃为师。郯子这些人，他们贤能都比不上孔子。孔子说：“几个人一起走，（其中）一定有（可以当）我老师（人）。”因此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不一定比学生贤能，听到道理有早有晚，学问技艺各有专长，如此罢了。

　　李家孩子蟠，年龄十七，喜欢古文，六经经文与传文都普遍地学习了，不受时俗拘束，向我学习。我赞许他能够遵行古人（从师）途径，写这篇《师说》来赠送他。

　　鉴赏

　　韩愈作《师说》时候，有人以为是在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这大致是可信。这年韩愈35岁，刚由洛阳闲居进入国子监，为四门学博士，这是一个“从七品”学官。但他早已有名。他所提倡与不断实践古文运动，在那一两年内，正走出少数爱好者范围，形成一个广泛性运动，他俨然成为这个运动年轻领袖。他用古文来宣传他主张。维护先秦儒家思想，反对当代特别盛行佛老思想；提倡先秦两汉古文，反对“俗下文字”即魏晋以来“饰其辞而遗其意”骈文：这就是古文运动内容。这个运动所以逐渐形成于唐德宗统治后期，是有现实社会条件。它是为维护唐王朝统一、反对藩镇割据政治目服务。而这除军阀、大地主外，正是当时广大社会阶层现实利益要求。韩愈积极努力，对这个运动开展与形成，起了不断促进作用。就古文来说，他不仅自己刻苦努力，从理论到实践，表现了优秀成绩；更重要是他不顾流俗非笑，努力提倡，特别表现在给青年们热情鼓励与指示。《师说》正是这种努力所引起一篇具有进步意义与解放精神文章。

　　韩愈由于幼年家庭教养与天宝以来复古主义思潮影响，从青年时代起，就以一个传道古文家自命。这也是他在科举与仕宦阶梯上十年不能得意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他并不悔，还愈来愈有自信。最初他到汴州参加宣武节度使董晋幕府时候（796—798），先教李翱学古文；由于孟郊介绍，不久又教张籍学古文。后来逃难到徐州（799），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安置他在符离，又教一个青年人张彻读古书，学古文。张建封死后，仕途不通，到洛阳闲居（800—801）。向他请教青年愈来愈多，他对青年们非常热情，奖励有加。他在《重答李翊书》中说：“言辞之不酬，礼貌之不答，虽孔子不得行于互乡，宜乎余之不为也。苟来者，吾斯进之而已矣，乌待其礼逾而情过乎？”为了“广圣人之道”，他以热情、有礼貌态度对待一切向他请教青年，他认为这并不是什么“礼逾”与“情过”问题。他回答许多青年信，指示怎样做人，怎样作文。在韩愈看来，文章是作者人格修养表现，做人与作文应该是一致。他进了国子监后，对待青年依然非常热情。

　　韩愈这样不断地同青年后学交往，给他们奖励与指示，这是魏晋以后所没有现象，当然要引起人们奇怪，以至纷纷议论与责难。一切向韩愈投书请益青年便自然地被目为韩门弟子，因而韩愈“好为人师”古怪面貌也就非常突出了。但韩愈是早有自信，他不管人们怎样陷害，依然大胆地回答青年们来信。他在《答胡生书》中说：“夫别是非，分贤与不肖，公卿贵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于是。如生之徒，于我厚者，知其贤，时或道之，于生未有益也。不知者乃用是为谤！不敢自爱，惧生之无益而有伤也，如之何？”他对那些恶意中伤陷害，表示愤慨，也为向他请教青年担忧。《师说》最后一段，声明写作由来，说这是为了一个“好古文”“能行古道”，跟他学习青年李蟠而作。实际上他是借此对那些陷害者来一个公开答复与严正驳斥。他是有放矢。

　　在这篇文章里，他首先（第1段）肯定从古以来师对于任何人总是不可少，因为人不能“生而知之”，谁也不能没有“惑”──茫然不解东西。因此，他认为师并不是什么特殊人物，而是一种“传道受业解惑”人。他还认为人人都可以为师，没有社会地位（贵贱）或年龄（长少）限制，只问他有没有“道”，有就可以为师，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接着（第2段），他慨叹古来“师道”久已失传。现在一般人，既不能“无惑”，又“耻学于师”，所以越来越愚蠢。然后列举事例，论证这种“耻学于师”风气实在是愚蠢而奇怪。他说有一种人，即士大夫，对于儿子，则“择师而教之”；但对于自己，“则耻师焉”：这就是他们不明。又有一种现象，广大各行各业人，即“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以彼此相师为耻；而“士大夫之族”，如果有人谈到谁是师，谁是弟子，则大家共同非笑，问其理由，无非是年龄、地位云云，这又证明了他们智慧反而在他们所瞧不起巫医等等之下，这不是很奇怪吗？再看（第3段），“士大夫之族”所崇拜“圣人”没有一定师，孔子师有郯子、苌弘等，这些人都“不及孔子”。而且孔子还说过，三个人里面，一定有一个人是他师。因此，作者得到另一个重要论点，师与弟子关系是相对，“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就是说，弟子可以为师，师也可以为弟子。所以师与弟子关系存在，最后结论很简单，不过是因为“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缘故。这也还是前文所提出论点，即能者为师。

　　由此可见，《师说》不仅严正地驳斥了那些愚蠢陷害者，更可贵是提出了三点崭新、进步“师道”思想：师是“传道受业解惑”人；人人都可以为师，只要具有那样能力；师与弟子关系是相对，某一方面比我好，在这一方面他就是我师。这些思想把师神秘性、权威性、封建性大大地减轻了；把师与弟子关系合理化了，平等化了，把师法或家法保守壁垒打破了。这些思想是与他后来发展“道统”思想矛盾。这些思想是具有解放精神、具有深刻人民性思想。这是唐德宗时代在相对稳定局面之下，城市繁荣、商业经济发展反映。

　　因此，可以想象，这篇《师说》流布，鼓舞与吸引了更多青年后学，也因而招致了更多顽固“士大夫之族”反对。实际上，韩愈也确乎因此官更难作，不断地遭到当权者排挤。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贞元十九年（803），韩愈在监察御史职位，第一次被当权官僚集团赶出了长安，贬到阳山（今广东阳山），就是在作《师说》一年后。他这次被贬，原因可能很复杂，但照柳宗元所说，这篇《师说》至少是重要原因之一，因为他由此“狂名”更大，为更多顽固派所疾恶，更容易遭到莫名排挤。然而韩愈在奖励后学这一点上，态度始终不变，只是到了元与以后，声势没有在贞元末年那么大就是了。到了宋代，有人为韩愈辩解，说他“非好为人师者也”（《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二引“洪曰”），这是说，由于学者归附，韩愈是不得已而“作之师”。又有人以为韩愈“作《师说》，盖以师道自任”，但充其量不过“以传道受业解惑为事，则世俗训导之师，口耳之学耳”（俞文豹《吹剑三录》），这是指韩愈把师封建作用大大地降低了。可见这篇《师说》解放精神是不容易为一般封建士大夫所接受。因此，它在当时重大意义也就不难理解了。

　　【注释】

　　［1］学者：求学的人。

　　［2］道：指儒家孔子、孟轲的哲学、政治等原理、原则。可以参看本书上面所选韩愈《原道》。

　　［3］受：通“授”。传授。

　　［4］业：泛指古代经、史、诸子之学及古文写作，可以参看本书下面所选韩愈《进学解》中所述作者治学内容。

　　［5］人非生而知之者：人不是生下来就懂得道理。之，指知识和道理。语本《论语·述而》：“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论语·季氏》：“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孔子承认有生而知之的人，但认为自己并非这样。韩愈则进一步明确没有生而知之的人。

　　［6］其为惑也:他所存在的疑惑。

　　［7］闻道：语本《论语·里仁》：“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闻，听见，引伸为懂得。道：这里作动词用，学习、从师的意思。

　　［8］从而师之：跟从（他），拜他为老师。师之，即以之为师。

　　［9］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哪管他的生年是比我早还是比我晚呢？庸，岂，哪。知，了解，知道。

　　［10］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知识、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存在的（地方）。意思是谁懂得道理，谁就是自己的老师。

　　［11］师道：以师为道。即学道。道，这里有风尚的意思。

　　［12］出人：超出（一般）人。

　　［13］众人：普通人。

　　［14］耻学于师：以向老师学习为耻。

　　［15］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因此圣人更加圣明，愚人更加愚昧。益，更加，越发。

　　［16］惑矣：（真）糊涂啊！

　　［17］彼童子之师：那些教小孩子的（启蒙）老师。

　　［18］句读（dòu逗）：也叫句逗。古代称文辞意尽处为句，语意未尽而须停顿处为读（逗），句号为圈，逗号为点。古代书籍上没有标点，老师教学童读书时要进行句逗的教学。读，通“逗”。

　　［19］或师焉，或不（fǒu）焉：有的（指“句读之不知”这样的小事）请教老师，有的（指“惑之不解”这样的大事）却不问老师。“不”同“否”。此句翻译时应注意交错翻译，详见下文翻译。

　　［20］小学而大遗：小的方面（句读之不知）倒要学习，大的方面（惑之不解）却放弃了。

　　［21］巫医：古代用祝祷、占卜等迷信方法或兼用药物医治疾病为业的人，连称为巫医。《逸周书·大聚》有关于“巫医”的记载。《论语·季氏》：“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视为一种低下的职业。

　　［22］百工：泛指手工业者。

　　［23］相若：相象，差不多的意思。

　　［24］位卑则足羞：(以)地位低（的人为师），就感到耻辱。

　　［25］谀（yú）：阿谀、奉承。

　　［26］复：恢复。

　　［27］君子：古代“君子”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地位高的人，一是指品德高的人。这里用前一种意思，相当于士大夫。

　　［28］不齿：不屑与之同列，即看不起。或作“鄙之”。

　　［29］其可怪也欤：难道值得奇怪吗？其，语气词，起加强反问语气作用。

　　［30］圣人无常师：《论语·子张》：“子贡曰‘……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夫子，老师，指孔子。子贡说他何处不学，又为什么要有一定的老师呢！

　　［31］郯（tán）子：春秋时郯国（今山东郯城一带）的国君，孔子曾向他请教过少皞（ｈàｏ浩）氏（传说中古代帝王）时代的官职名称。

　　［32］苌（cháng）弘：东周敬王时候的大夫，孔子曾向他请教古乐。师襄：春秋时鲁国的乐官，名襄，孔子曾向他学习弹琴。师，乐师。

　　［33］老聃（dān丹）：即老子，春秋时楚国人，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曾向他请教礼仪。

　　［34］三人行句：语本《论语·述而》：“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35］不必：不一定。

　　［36］术业有专攻：学问和技艺上（各）自有（各的）专门研究。攻：学习、研究。

　　［37］李氏子蟠：李蟠（pán盘），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进士。

　　［38］六艺经传（zhuàn）：六艺的经文和传文。六艺：指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儒家经典。经：两汉及其以前的散文。传：注解经典的著作。

　　［39］不拘于时：不被时俗所限制。时，时俗，指当时士大夫中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于，被

　　［40］余嘉其能行古道。嘉：赞许

　　［41］贻：赠送

　　［42］不齿：不屑与之同列，表示鄙视。齿，原指年龄，也引伸为排列。幼马每年生一齿，故以齿计马岁数，也以指人的年龄。古人常依年龄长少相互排列次序。本句反映封建阶级的传统偏见。

　　创作背景

　　《师说》大约是作者于贞元十七年至十八年（801—802），在京任国子监四门博士时所作。贞元十七年（801），辞退徐州官职，闲居洛阳传道授徒的作者，经过两次赴京调选，方于当年十月授予国子监四门博士之职。此时的作者决心借助国子监这个平台来振兴儒教、改革文坛，以实现其报国之志。但来到国子监上任后，却发现科场黑暗，朝政的腐败，吏制弊端重重，致使不少学子对科举入仕失去信心，因而放松学业；当时的上层社会，看不起教书之人。在士大夫阶层中存在着既不愿求师，又“羞于为师”的观念，直接影响到国子监的教学和管理。作者对此痛心疾首，借用回答李蟠的提问撰写这篇文章，以澄清人们在“求师”和“为师”上的模糊认识。

　　作者简介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内河阳（今河南孟县）人。因其郡望在昌黎，故世称“韩昌黎”。德宗贞元八年（792）登进士第。贞元十九年（803），因言关中旱灾，触怒权臣，被贬为阳山令。宪宗元和元年（806）召拜国子博士。元和十二年（817）从裴度讨淮西吴元济有功，升任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上表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后历任国子祭酒、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大力倡导古文运动，其散文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主张“以文为诗”，作诗力求新奇，且多议论。《全唐诗》存其诗十卷。有诗文合编《昌黎先生文集》。

　　文学创作

　　文学创作理论上：他认为道(即仁义)是目的和内容，文是手段和形式，强调文以载道，文道合一，以道为主。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古文，并博取兼资庄周、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诸家作品。主张学古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坚持词必己出、陈言务去。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提出养气论，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提出不平则鸣的论点。认为作者对现实的不平情绪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在作品风格方面，他强调奇，以奇诡为善。

　　韩愈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又将他与杜甫并提，有杜诗韩文之称。

　　诗歌创作

　　他在诗歌创作上也有新的探索。所谓以文为诗，别开生面，用韵险怪，开创了说理诗派的诗风。当然，他的诗也存在着过分散文化、议论化的缺点，对后代有不良影响。

　　论说文

　　韩愈在论说文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尊儒反佛为主要内容的中、长篇，有《原道》、《论佛骨表》、《原性》、《师说》等，它们大都格局严整，层次分明。嘲讽社会现状的杂文，短篇如《杂说》、《获麟解》，比喻巧妙，寄慨深远;长篇如《送穷文》、《进学解》，运用问答形式，笔触幽默，构思奇特，锋芒毕露。论述文学思想和写作经验的，体裁多样，文笔多变，形象奇幻，理论精湛。叙事文在韩文中比重较大。学习儒家经书的，如《平淮西碑》，用《尚书》和《雅》、《颂》体裁，篇幅宏大，语句奇重，酣畅淋漓;《画记》直叙众多人物，写法脱化于《尚书·顾命》、《周礼·考工记·梓人职》。继承《史记》历史散文传统的，如名篇《张中丞传后叙》，融叙事、议论、抒情于一炉。学《史记》、《汉书》，描绘人物生动奇特而不用议论的，如《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清河张君墓志铭》等。记文学挚友，能突出不同作家特色的，如《柳子厚墓志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贞曜先生墓志铭》等。但在大量墓碑和墓志铭中，韩愈也有些谀墓(指为死者歌功颂德，在墓志铭中不论其功绩如何，一概夸大其词予以赞颂的行为)之作，当时已受讥斥。抒情文中的祭文，一类写骨肉深情，用散文形式，突破四言押韵常规，如《祭十二郎文》;一类写朋友交谊和患难生活，四言押韵，如《祭河南张员外文》、《祭柳子厚文》。此外，书信如《与孟东野书》、赠序如《送杨少尹序》等，也都是具有一定感染力的佳作。韩愈另有一些散文，如《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之类，完全出于虚构，接近传奇小说。韩愈散文气势充沛，纵横开合，奇偶交错，巧譬善喻;或诡谲，或严正，艺术特色多样化;扫荡了六朝以来柔靡骈俪的文风。

　　他善于扬弃前人语言，提炼当时的口语，如蝇营狗苟(《送穷文》)、同工异曲、俱收并蓄(《进学解》)等新颖词语，韩文中较多。他主张文从字顺，创造了一种在口语基础上提炼出来的书面散文语言，扩大了文言文体的表达功能。但他也有一种佶屈聱牙的文句。自谓不可时施，只以自嬉(《送穷文》)，对后世有一定影响。韩愈也是诗歌名家，艺术特色以奇特雄伟、光怪陆离为主。如《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月蚀诗效玉川子作》等怪怪奇奇，内容深刻;《南山诗》、《岳阳楼别窦司直》、《孟东野失子》等，境界雄奇。但韩诗在求奇中往往流于填砌生字僻语、押险韵。韩愈也有一类朴素无华、本色自然的诗。韩诗古体工而近体少，但律诗、绝句亦有佳篇。如七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答张十一功曹》、《题驿梁》，七绝《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题楚昭王庙》等。韩集古本，以南宋魏怀忠《五百家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为最善;廖莹中世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遗文》(明徐氏东雅堂翻刻)最为通行。清代顾嗣立、方世举各有诗集单行注本。今人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是另行系年的集注本。另外，为韩集作校勘或补注而不列正文者，有宋方崧卿、朱熹，清陈景云、王元启、沈钦韩、方成和今人徐震。年谱以宋洪兴祖《韩子年谱》最为详备。赵翼《瓯北诗话》、方东树《昭昧詹言》、林纾《韩柳文研究法》中有关部分，是评论其诗文的代表著作。《马说》被选入初中课本。

　　散文作品

　　韩愈散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语言鲜明简炼，新颖生动，为古文运动树立了典范。韩文风格雄健奔放，曲折自如。其散文作品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①论说文，可分为两类，一是宣扬道统和儒家思想，如《原道》、《原性》、《原人》;另一类也或多或少存在着明道倾向，但重在反映现实，作不平之鸣，而且不少文章有一种反流俗、反传统的力量，并在行文中夹杂着强烈的感情倾向，如最有代表性的《师说》、《马说》。

　　②杂文，与论说文相比，杂文更为自由随便，或长或短，或庄或谐，文随事异，各当其用。如《进学解》通过设问设答的方式，反话正说，全文多用辞赋铺陈的手法排比对偶，行文轻松活泼。杂文中最可瞩目的是那些嘲讽现实、议论犀利的精悍短文，如《杂说》、《获麟解》等，形式活泼，不拘一格，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③序文(即赠序)，大都言简意赅，别出心裁，表现对现实社会的各种感慨，如《张中丞传后叙》、《送李愿归盘谷序》、《送孟东野序》等。此外，韩愈还在传记、碑志中表现出状物叙事的杰出才能，如《毛颖传》《柳子厚墓志铭》等。

　　④传记、抒情散文，韩愈的传记文继承《史记》传统，叙事中刻画人物，议论、抒情妥帖巧妙。《张中丞传后叙》是公认的名篇。他的抒情文中的

　　《祭十二郎文》又是祭文中的千年绝调，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

　　思想意义

　　韩愈是我国唐代著名的文学家，他领导了中唐时期的古文运动，在散文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被苏轼誉为文起八代之衰;在诗歌创作方面，针对大历以来诗人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以为己有(皎然《诗式》)的浮荡习气，往往涉于齐梁绮靡婉丽(高仲武《中兴间气集》)的诗风，自觉地继承和发扬李白、杜甫在诗歌创作上的业绩，力图恢复盛唐气象。因此，他在诗歌创作上勇于创造，大胆革新，另辟蹊径，独树一帜，较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成为中唐时期诗坛上一个影响较大的诗人。但是，一些文学史和有关韩愈研究的论著，以反映人民疾苦为评价韩愈诗歌的准则，也就是政治标准第一，因而认为韩愈反映现实的诗歌数量不多，没有像白居易那样继承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意义不大。如游国恩诸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有这样的意见：从创作实践来看，韩愈主要是继承李白的自由豪放，和杜甫的体格变化、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艺术传统，独立开拓道路。和白居易着重继承杜甫现实主义精神有所不同。詹锳先生《唐诗》也是这样说的：在韩愈诗里也有些反映现实的。但这样的诗数量不多，而且往往和个人的不幸交织在一起，认识不够深刻。张燕瑾同志《唐诗选析》认为：韩愈的诗歌追求奇险，形成了宏伟奇崛和以文为诗的特色。但反映社会重大生活内容少，比较肤浅。类似的意见还有，这里不一一列举。我以为上述诸先生的论断值得进一步探讨。韩愈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在数量上不及杜甫和白居易，但反映人民疾苦不是评价作家作品的唯一标准，就韩愈而论，他的诗歌既有深切同情人民苦难，揭露统治集团罪恶的篇章，也有不少是反对藩镇割据，维护国家统一的佳什，更有猛烈抨击佛、道二教危害之作，还有指斥当权者压抑人才，抒发怀才不遇的作品。这些都从不同方面较为深刻地反映了中唐时期社会的重大生活，有强烈的战斗性，应该说也是现实主义的优秀作品。

【韩愈《师说》原文及翻译】相关文章：

韩愈师说翻译1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