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楼记》是北宋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范仲淹的名篇，虽历经千余年洗礼，却如醇酒般历久弥香。
岳阳楼为古代四大名楼之一，素以“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而享誉天下。历代文人墨客留下大量赞美岳阳楼胜景的诗文，使岳阳楼闻名遐迩。唐代大诗人孟浩然《临洞庭湖》中描写道：“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生动地表现出洞庭湖的浩瀚气势，成为千古绝唱。到北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并请好友范仲淹写作《岳阳楼记》，从此，岳阳楼更加声名远播。
据说范仲淹并没有到过岳阳楼，更没有游览过洞庭湖，只是凭借友人滕子京寄来的一幅《洞庭晚秋图》而作。这极可能就是《岳阳楼记》没有步前人后尘，避而不写岳阳楼转写洞庭湖的原因。《岳阳楼记》超越了单纯写山水楼观的狭隘境界，将自然界的晦明变化、风雨阴晴和“迁客骚人”的“览物之情”结合起来，从而将全文的重心放到了纵议政治理想方面，提高了文章的境界。
由写作背景“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可知，范仲淹正是借作记之机，含蓄委婉地规劝友人滕子京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试图以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济世情怀和乐观精神感染老友。范仲淹对友人“不以己悲”，于逆境中崛起是持褒扬态度的，体现了自己践行的政治理想“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那么我们不禁要探究，范仲淹这一“忧国忧民”的思想是怎么形成的呢?
范仲淹出生于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父亲范墉于太平兴国三年(978)从吴越王钱归宋，任成德军掌书记，不幸的是范仲淹两岁时父亲因病去世，母亲谢氏贫困无所依靠，改嫁邹平县长山镇朱文翰，少年范仲淹从朱氏宦游，度过了勤奋力学的艰难时光。范仲淹在邹平长白山醴泉寺苦读三年，留下了“断齑划粥”的动人故事，千百年来是教育史上脍炙人口的典范。范仲淹在长白山苦读之际，感到独学而无友，孤陋而寡闻，遂有游学之举，来到应天书院读书，苦读五年，大通“六经”之旨。
青少年时代的范仲淹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经过十几年矢志不渝的勤奋苦学，不仅泛通儒家经典，增长了阅历，打下了毕生受益之学问的扎实基础，而且自觉地磨炼了意志，“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对他的理想人格、道德标准、价值观念的形成有深远的影响。范仲淹“忧思深远”，树立了“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远大目标，坚持“进则尽忧国忧民之诚，退则处乐天乐道之分”的人生信念。这应当是范仲淹“先忧后乐”的思想基础。
“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岳阳楼记》描写“迁客骚人”登上岳阳楼眺望洞庭湖，欣赏到在阴雨天气和晴朗天气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抒发了由此产生的悲喜两重天的感情。阴雨天气及晴朗天气的景象其实也是“迁客骚人”仕宦经历的写照，或坎坷或顺畅，或“感极而悲”或“其喜洋洋”。但“以物喜”、“以己悲”两种览物之情均为作者所扬弃，他追求的'是一种更高的思想境界，即“古仁人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结合其仕宦生涯来考察，范仲淹为官生涯中四进四退，在这起起落落之中，范仲淹始终恪守“进亦忧”、“退亦忧”的忧思情怀。
范仲淹二十七岁进士及第，授广德军司理参军，开始其仕宦生涯。范仲淹三十三岁时调任监泰州西溪盐仓，他在泰州的一大政绩为修筑捍海堰。四十岁时被朝廷召为秘阁校理，跻身馆职清流，开始他的立朝生涯。
天圣七年(1029)，宋仁宗率百官拜贺太后于会庆殿，对于这种“亏君体，损主威”的事，恪守封建礼法和赵宋家法的范仲淹上疏以为不妥。他说：“天子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礼;有南面之位，无北面之仪。若奉亲于内，以行家人礼可也;今顾与百官同列，亏君体，损主威，不可为后世法。”范仲淹的谏诤，惹得刘太后很扫兴。此后范仲淹又上疏，力请太后当卷帘撤班，还政于“春秋已盛”的仁宗皇帝，疏入不报，遂自请补外，出为河中府通判。
明道二年(1033)三月，垂帘听政十年之久的刘太后撒手西归，仁宗亲政，朝政一新，范仲淹被召回京，除为右司谏。七月，范仲淹被命安抚江淮灾伤，以太平州饥民所食乌昧草进御，乞以此宣示六宫贵戚，以抑奢靡。十二月，发生了闹得沸沸扬扬的郭皇后被废事件。郭皇后本来是刘太后强加给仁宗的，刘太后死后，与郭皇后有宿怨的宰相吕夷简建议仁宗将郭皇后废黜，范仲淹力谏劝阻，仁宗拒不采纳。范仲淹因此出知睦州，再放桐庐，又移苏州。当时苏州发大水，灾情严重，范仲淹到任即全力投入“疏五河，导太湖，注之海”的救灾水利工程，回苏州又赈济嗷嗷待哺的千万灾民。为实现自己救民疾于一方的誓言，范仲淹不顾病体未愈，日夜坚持在抗灾第一线。
景二年(1035)三月，范仲淹被召为尚书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跻身侍从。范仲淹到任，不改初衷，冒着风险奏劾专恣弄权、有毒死郭皇后之嫌的权宦阎文应，致其被贬，寻死于外。当时宰相吕夷简重权在握，深受仁宗宠幸，吕夷简执政，官员进退多出其门，免不了以个人好恶、恩怨为标的。论事无所顾忌的范仲淹给仁宗上百官图，指出官吏进退之权柄应握于人主而不应该被宰相操持，指出官吏升迁中哪些是正常的，哪些是不正常的，哪些是为公，哪些是为私。吕夷简诉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宠幸吕夷简的仁宗皇帝下达了范仲淹落职知饶州的处分决定。范仲淹吟出一诗：“三出青城鬓如丝，斋中潇洒过禅师。世间荣辱何须道，塞上衰翁也自知!”后移知润州、越州。
饶州产鸟嘴茶久已充贡，饶民不堪其扰，范仲淹在饶州的德政之一即奏免贡茶，减轻了人民负担。据说他还有另一项奏免已不产银的德兴银冶场贡课的德政。
庆历三年(1043)三月，吕夷简罢相，四月，范仲淹擢除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复除参知政事(副宰相)。范仲淹应诏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整饬吏治、改革科举、兴办学校、注重农桑、减轻徭役、整顿武备、推行法制，史称庆历新政。推行新政目的是解决导致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根本原因，即以冗兵、冗官、冗宗、冗费这“四冗”为主要特征的财政危机。但庆历新政施行仅一年，便因触犯了权贵阶层的利益，因而招致强大的阻力。庆历五年(1045)初，失去了皇帝支持的改革彻底失败，范仲淹被罢参知政事，出知颁州，随后改知邓州。
《岳阳楼记》写于范仲淹知邓州时期，写作此文时范仲淹已58岁，相对于其64岁的一生而言已步入晚年，其实是借此文抒写自己仕宦一生的际遇，对自己仕宦生涯始终践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精神的高度总结。孟子宣扬儒家思想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范仲淹仕途沉浮三十余年，四进四退，无论是“穷”是“达”，他“忧国忧民”之心始终未改。晚年范仲淹曾在家乡苏州创办“义庄”，用自己的俸禄买“义田”千亩，救济贫穷的族人。
“先忧后乐”的思想，究其渊源，即是儒家的仁爱思想。孟子曾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范仲淹将“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要超越个人的忧乐，以天下为己任，以利民为宗旨，不论外界环境如何变迁，心中的这份永恒的信念始终不会动摇。欧阳修撰写的《范公神道碑铭》云：“公少有大节，其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可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正是范仲淹一生尤其是仕宦生涯中始终奉行的行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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