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之所以今天还被大多数人知晓，是因为他的诗歌。然而当世的杜牧，却是一个政坛人物，他的理想也不在寄情山水，而在兼济天下。杜牧的祖父杜佑乃大唐名相，一生留下相当的政治业绩。但杜牧在50年短暂的生命里，不仅几无耀眼的政治作为，而且还一度迷失人格，退化为“官场变色龙”。
杜牧生平：
就杜牧的才华而言，他本可以在政坛上有所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文人群中，能武的甚少，而杜牧就是凤毛麟角的能文能武者。他不仅写得一手好诗，而且还懂兵法。杜牧对兵法，既非文人纸上谈兵，也非一知半解。如果说缺乏实战经验的他是个军事家的话有些过，那么说他是个出色的“军事学家”则名至实归。然而，这个出色的“军事学家”长期困扰在牛李党争的夹缝中，难以作为。
在杜牧30岁左右的英年时期，曾经被牛党党首牛僧孺赏识，得监察御史，任上也颇得意，然而昙花一现，此消彼长;另一方面，他在同样是他上司的李德裕那里就看不到好脸色了。在牛李之争中，杜牧曾一时倒向牛僧孺，但李德裕也提拔过杜，当过杜牧的伯乐。所以，杜牧迫于形势，忽左忽右，忽冷忽热。
以人格的代价来换取升迁的机会，这种选择对心高气傲的杜牧来说，无疑是无比痛苦的。但是，即便是他首鼠两端左右逢源，骨子里的孤傲还是被上司看穿了眼。他们都没有从心底把这个人才看定为自己的人。相比那些彻底失魂、从精神上也成为变色龙的同僚，他所遭受的是逆淘汰。史载，当牛党得势后，“凡(李德裕)所薄者，必不次拔擢之”，而唯有杜牧“远弃，其道益艰”，被外调到更远的桐庐。由此可见，杜牧其实并不真正算哪一派，谁也不“待见”他。
长达40年牛李党争，几乎贯穿了杜牧的一生，牛李党争结束了，杜牧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一个文武双全的人杰，在并不太平的世道，终生壮志未酬，升迁无望，报国无门，没有得到大展才华的一点机会，而渐次被废为一个官场的“变色龙”，毁在了窝里斗中，实在是太可惜了！
早期仕途：
杜牧在家族中排行十三，因此根据唐人的习惯，被称为“杜十三”。杜牧政治才华出众，十几岁的时候，正值唐宪宗讨伐藩镇，振作国事。他在读书之余，关心军事，后来杜牧专门研究过孙子，写过十三篇《孙子》注解，也写过许多策论咨文。特别是有一次献计平虏，被宰相李德裕采用，大获成功。
长庆二年（822年），杜牧20岁时，博通经史，尤其专注于治乱与军事。杜牧23岁作出《阿房宫赋》。25岁时，杜牧又写下了长篇五言古诗《感怀诗》，表达他对藩镇问题的见解。此时的杜牧已经很有名气，作品流传。
大和二年（828年），杜牧26岁，进士及第。同年考中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被授弘文馆校书郎、试左武卫兵曹参军。
大和七年（833年），杜牧被淮南节度使牛僧孺授予推官一职，后转为掌书记，负责节度使府的公文往来。京衔是监察御史里行。这时杜牧居住在扬州，特别喜欢宴游。
大和九年（835年），杜牧三十三岁，被朝廷征为监察御史，赴长安任职，分司东都。八月在东都洛阳上任。因此逃过了十一月的甘露之变的险恶风波。在这里他遇到了宣州的故人张好好，写下了著名的《张好好诗》。在洛阳期间，由于职务清闲，他四处凭吊古迹，写下了不少诗篇。
开成二年（838年），杜牧入宣徽观察使崔郸的幕下，被召为宣州团练判官。
开成四年（839年），年底杜牧离开宣州，去长安任左补阙、史馆修撰。开成五年，杜牧升官为膳部员外郎。
成就综述：
杜牧的文学创作有多方面的成就，诗、赋、古文都身趁名家。杜牧主张凡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对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有比较正确的理解。并能吸收、融化前人的长处，以形成自己特殊的风貌。杜牧的古体诗受杜甫、韩愈的影响，题材广阔，笔力峭健。他的近体诗则以文词清丽、情韵跌宕见长。
七律《早雁》用比兴托物的手法，对遭受回纥侵扰而流离失所的北方边塞人民表示怀念，婉曲而有余味。《九日齐山登高》却是以豪放的笔调写自己旷达的胸怀，而又寓有深沉的悲慨。晚唐诗歌的总的趋向是藻绘绮密，杜牧受时代风气影响，也有注重辞采的一面。这种重辞采的共同倾向和他个人“雄姿英发”的特色相结合，风华流美而又神韵疏朗，气势豪宕而又精致婉约。
诗歌成就
林建略《晚唐诗人杜牧之》认为，杜牧的诗可分为两大类：一是豪迈的，一是香艳的，前者“或为遣愁，或为吊古，或为感怀之作，多是用一种拗峭的笔调写成，立意奇特”；后者“大半是用一种清新的笔调来轻描淡写的，所以便不至满纸都脂粉气了”。王叔箱《诗人杜牧》认为，杜牧的“文是那样的陈厚奇变，诗又是那样的英姿雄发”，“他的诗辞旖旎动人，拗峭过甚，正以如此，有时也就流入纤巧了。不过要知道，元稹、白居易、李商隐、温庭筠等都是与他上下同时，他既不愿效风行一时的元白所创作的元和体，又不愿效温李的晦涩；不得不自成一色，力矫时弊，立意必在奇辟。”缪钱《杜牧诗简论》认为，杜牧诗中俊爽的风格，能在峭健之中而又有风华流美之致，在晚唐是杰出的，在整个唐代诗坛中是独创的。这是杜牧平生忧国忧民的壮怀伟抱与伤春伤别的绮思柔情交织在一起而以艺术天才表现出来的特征。
葛晓音《杜牧和他的诗歌》认为，“渴望为国立功的理想给杜牧的诗歌带来了丰富的想象和豪放的气概，但他的务实精神又使他的想象和比喻从不带有神仙世界的险怪色彩。”又由于杜牧在“以直达的语言表现对生活美的敏锐感觉”方面特具的天赋，“他总是能从日常的景色中发现独特的美，并找到某一种与意境最相和谐的情调，通过画面的巧妙组织表现出来。”王西平、张田《杜牧诗歌艺术美浅析》`认为，杜牧诗歌的艺术美在于具有“豪爽健朗的形象美”，“强烈坦荡的诗情美”、“清新明洁的意境美”。王西平《杜牧创作个性与艺术风格综论》指出，杜牧在表现上多用率真直赋；寓理于诗；用拗折法，而反说(翻案法)和设问则是杜牧拗变的主要手段，从而形成了豪爽俊健的风格。吴在庆《杜牧诗歌表现手法初探》认为，“他的诗歌之所以形象鲜明，富有感染力，这与他采用比喻、拟人、寓情于景、以景表情、对比等手法有更密切的关系。而翻案法、掉尾一波、设问深入、应用典故等表现手法对于开拓他诗歌的新意境，深化思想内涵，也不无作用。”“直抒胸臆、语法句式的倒置改变，这对于他古诗的豪爽劲健，惆搅不羁的风格有直接影响”，“而含蓄婉转、掉尾一波、寓情于景，以景表情、设问深入等更明显地有助于他绝句的远韵远神、流情婉转风格特色的形成。”
古诗
杜牧的古诗受杜甫、韩愈的影响，善于将叙事、议论、抒情三者融为一体，气格紧健，造句瘦劲，如《感怀诗》《杜秋娘诗》《张好好诗》《李甘诗》《郡斋独酌》《雪中书怀》《落中送冀处士东游》《送沈处士赴苏州李中压招以诗赠行》《池州送孟迟先辈》《题池州弄水停》等，都是典型的例子。其中更常见的则是散文似的夹叙夹议。杜牧的古诗受韩愈的影响好发议论。但有时他用比喻、形象的语言进行议论，富有抒情胜。杜牧的古诗往往别有境界，写得古朴纯厚，雄豪健朗，如《池州送孟迟先辈》。晚唐诗风，气格卑弱，多是律诗、绝句，很少有人能作长篇古诗，杜牧的古诗在中晚唐诗坛上也是出类拔萃的，他的这一类诗作，和以“俊爽”见称的律、绝佳作，构成了他诗歌创作的三个主要方面。
绝句
杜牧的绝句数量与律诗相当，亦有很高成就，一向享有盛誉。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序例》云：“杜紫微天才横逸，有太白之风，而时出入于梦得。七言绝句一体，殆尤专长。”`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云：“杜紫微诗，惟绝句最多风调，味永趣长，有明月孤映，高霞独举之象，余诗则不能尔。”“沈德潜认为杜牧绝句“托兴幽微”，可称盛唐绝之“嗣响”，把其特色概括为“远韵远神”。他的七绝成就最高，意境幽美、议论警拔、韵味隽永。咏史绝句，立意出奇，史识高绝。杜牧的写景抒情绝句，意境幽美，韵味隽永，于盛唐七绝之外，别开妙境。杜牧善于捕捉自然景物中美的形象，用绝句体小诗加以描写，含蓄精炼，情景交融，在短短的四句中，写出一个完整而幽美的景象，宛如一幅图画，如《江南春绝句》。
律诗
杜牧的律诗，其数量相当可观，在《樊川文集》中约有一百余首，加上《樊川外集》与《别集》，约为一百六七十首。他的律诗在全部诗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艺术成就也很高，尤其是七律。杜牧诗歌俊爽峭健、雄姿英发的风格在律诗中最为突出。后代诗评家都曾指出，“拗峭”是杜牧律诗的特点。宋代刘克庄《后村诗话》云：“杜牧、许浑同时，然各为体。牧于唐律中，常寓少拗峭以矫时弊。”明代杨慎云：“律诗至晚唐，李义山而下，惟杜牧之为最。宋人评其诗豪而艳，宕而丽，于律诗中特寓拗峭，以矫时弊，信然。”杜牧在律诗中之所以“寓少拗峭”或“特寓拗峭”的原因就在于如清人赵翼所说的：“自中唐以后，律诗盛行，竞讲声病，故多音节和谐，风调圆美。杜牧之恐流于弱，特创豪宕波峭一派，以力矫其弊。”拗峭，一方面是指用不依律体格律而加以变化的诗句所造成的陡直峻拔的气势；另一方面是指在律诗中所表现出来的与古体诗有某种相似的豪宕雄浑的意境。杜牧在律体中故作拗句，或出以古意，表现出一种劲直峻峭、气力健举的气势，以力矫诗坛平弱圆熟之风。杜牧的七律有较强的现实性，此外，杜牧的律诗时用古调，豪宕缠绵中别有一种古朴潇洒的风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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