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与刘禹锡咏史诗比较

2024-08-25 杜牧

　　杜牧与刘禹锡的咏史诗都可称为经典，他们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与区别呢?

　　一、咏史诗的界说

　　关于咏史诗渊源及其发展，前人已有很详尽的论述，又因为不是本文论述的内容，故不赘笔。但学术界关于咏史诗的界定却很模糊，特别是咏史与怀古两大题材的区分。有的学者把咏史与怀古两种题材统称为咏史或把二者合而观之。有的学者虽然对二者进行区分，却常常张冠李戴。之所以造成上述现象，其主要原因是这两种题材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古”与“史”在一定程度上是相通的。

　　同时，在古人的集子里，有的标题明明是咏史或者怀古，但内容却与之相反。为了更好的说明问题，有必要对咏史诗做一下界说，而这种界说是建立在与怀古诗的区别基础上的。

　　首先，单从字面来看，“咏史” 即“咏叹史实”，中心是事件。而“怀古”是“畅怀古迹”，所着眼点在“物”。

　　其次，由于历史事件由人物活动构成，所以咏史诗又分为咏物和咏人两类，如《赤壁》、《咏荆轲》等，而怀古诗却没有这样的分类。

　　再次，咏史诗的成熟范式不是“质木无文”，只述史事，而是要在咏史的基础上，引起人们的思考，有强烈的现实借鉴意义。从中唐到晚唐，咏史诗逐渐有主客观间杂到客观描述并议论的体式。而怀古诗则不然，虽然它也可能有一定的讽刺意味，但是它描写的对象是历史古迹，是风物。它主要描写今与古的变化，抒发那种沧海桑田的人事代谢。“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乌衣巷》)这是典型的怀古诗，而不是咏史诗。像刘禹锡的《金陵怀古》、《西塞山怀古》都是怀古的基调，把他们划为咏史诗里是不准确的。

　　二、相似的社会、家庭环境与文学思想

　　刘禹锡与杜牧生活的时代，按照时代划分，一个属于中唐，一个属于晚唐。分处两个时期，两人比较得出的结论也许牵强，但按照现在通行的说法，刘禹锡生于唐大历七年(公元722年)，卒于唐武宗会昌三年(公元843年)。杜牧生于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卒于大中六年(公元853年)。可见二人有四十年的时间是相同的。刘禹锡曾经给杜牧的爷爷杜佑写过一封为自己清白解说的信。遗憾的是，在刘禹锡、杜牧的集子里却没有彼此的信息。说明他们并不相识或者没有什么交往。但是，他们却有着许多相似的地方。

　　第一、面临相似的社会环境。从整体来说，有唐一代，从“安史之乱”以后，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唐、晚唐只是一个时间的延续，社会的本质是一样的。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三大顽疾愈演愈列。刘禹锡亲自参加“永贞革新”，结果大半生过着贬谪的生活，杜牧也因为身在党争的圈子里而一生不展身手。刘禹锡对宦官专权的抨击，1对藩镇割据的警惕，都在大量的诗文中有所体现。而杜牧更是如此。他写下的大量军事论文，就是针对当时形势而发。由于他们对现实的敏感，抱着“莫到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的积极进取精神。拯救时政，奋发有为，但都未能遂愿。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悲剧的人生路途，使他们的诗歌都有很强的社会现实意义。抗争失败后的坚韧精神与无可奈何的叹息是他们人生与诗歌中永远的矛盾。

　　第二、相似的家学。刘、杜二人的家学都是以儒学为主，刘禹锡世袭儒学，其父在天宝年间登进士第。关于这方面可以参看刘禹锡的《子刘子自传》一文。杜牧的家族更加显赫，而且都是著名的儒家，杜预则不说，但是杜佑，在唐代就名显一时，是儒学的重要人物。由于二人身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形成了儒家积极入世的人生价值观。这种思想直接激发了他对现实的敏感，他们仰慕圣贤，歌颂能者，从某个侧面反映了自己的远大抱负。

　　第三、相似的文学思想。首先，刘、杜二人，虽不同时，但是所处的文学思潮大致相同。当时元白诗派和韩孟诗派在文坛上十分活跃。但是，二人都保持了自己鲜明的创作个性，这是他们相似的地方。刘禹锡不仅和大历时期的诗人创作体貌大不相同，就是同元白与韩孟诗派的重要作家相比，也是独树一帜，既不流于浅俗又不趋于险怪。刘禹锡在《董氏武陵集记》中说：“风雅体变而兴同，古今调殊而理冥。达于诗者能之。”强调诗歌的创新。清人洪亮吉说：“杜牧之与韩柳、元白同时，而文不同语音韩柳，诗不同于元白，复能于四家外，诗文皆别成一家。”杜牧在《献诗启》中说：“某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这一段话也同样适用于读刘禹锡诗歌创作的评价。他们的创作都没有落入当时的元白、韩孟两派的窠臼。也就是说，他们在创作过程中都保持了一种创新的精神。其次，他们对待古文运动的态度是一样的。刘禹锡是古文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在《唐故中书侍郎平章事韦公集记》中，刘禹锡把古文学家李翱的话直接引在自己的文章里。宋谢采泊说：“唐之文风，大振于贞元，元和之时，韩、柳倡其端，刘、白继其轨。”《密斋日记》刘禹锡鄙弃“沉溺于浮华。”主张文章是“见志之具。”《献权舍人书》(以上详见《刘禹锡集》卞孝宣撰写的前言部分。中华书局。90年版)杜牧对于古文运动的态度，也大致和刘禹锡相同。详见吴在庆的《杜牧与韩柳古文运动的关系》1`。再次，杜牧强调文章的讽谏作用。而刘在实践上也是继承了传统的美刺理论。这一点是他们创作咏史诗的直接动力。

　　另外，他们对于取境优美、精炼含蓄、韵律自然的诗，都非常喜欢。张为的《诗人主客图》中，将刘禹锡列为“瑰奇美丽主”的上入室。这一点杜牧也十分相似。

　　以上这些相似的方面，只是一部分。但是，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就可以能够解释在文学上、思想上与政治上他们二人相似的原因了。之所以单列说明，是为了更好的比较他们在同一题材上的作品――咏史诗。

　　三、刘、杜咏史诗的异同

　　按照上文关于咏史诗的届定，刘、杜二人咏史的数量与前人的有些出入。据统计，刘禹锡有咏史诗18首，这里剔除了像《金陵怀古》、《马嵬行》等怀古的诗篇。占刘集数量2.2%。杜牧共有咏史诗12首。占杜集的4.2%。由于他们在诸多方面都很相似。二人的咏史诗，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讽古喻今，强烈的批判精神。满目疮痍的社会，腐败无能的君主，谄媚构陷的群小，深深地刺痛着诗人的心。他们希望用自己的力量来挽这即将倾倒的大唐帝国。但是，希望一次次的破灭。永贞革新的失败，“八司马”的被贬，使刘禹锡陷入了困境。杜牧也因和“牛李党争”纠缠不清，而在政治上不能施展拳脚。他们耿介的性格，使他们不能随波逐流，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使他们始终对社会抱有希望。封建君主的清明与否往往直接决定着社会的命运。他们在皇帝身上寄托着理想。于是，在他们的咏史诗里，借古讽今，甚至直接取唐代历史题材，对君王进行讽刺。目的是为了使当政皇帝有所醒悟。这就使他的咏史诗有较强的针对性和社会现实的批判性。如刘禹锡的《台城》：

　　台城六代竞豪华，结绮临春事最奢。

　　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

　　“台城”是晋、梁、陈三代的宫殿。这些小朝廷皆腐败君昏。刘禹锡把他们的覆没归结为“只缘一曲后庭花”，这句发人深省的议论句。直接给当朝统治者敲响了警钟。同样，杜牧也有类似的作品，如《过华清宫绝句三首》：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后尘妃子笑，无人只是荔枝来。

　　新丰绿树起尘埃，数骑渔阳探使回。

　　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

　　万国笙歌醉太平，倚天楼殿月分明。

　　云中乱拍禄山舞，风过重峦下笑声。

　　和刘禹锡一样，杜牧希望皇帝能够精明强干，节用爱民。但是，中晚唐的皇帝多昏庸无能，生活上荒淫无耻。这里，杜牧明写玄宗的荒淫生活，实际上批判的是当世。告戒皇帝不要在过“万国笙歌醉太平，倚天楼殿月分明”的生活，否则必将“舞破中原始下来”。此外，像刘禹锡的《咏史二首》、《蜀先主庙》，杜牧的《过骊山作》等都是表现上述意思的。这样的诗作体现了诗人社会责任感和传统爱国文人的忧患意识。

　　(二)在他们的咏史中，通过对怀才不遇的慨叹，通过对历史事件特别是对那些“胜败由人”的事件描写。抒发他们的政治抱负和人生理想。如刘禹锡的《阿娇怨》、《咏史二首》。

　　骠骑非无势，少卿终不去。世道剧颓波，我心如砥柱。

　　贾生明王道，卫绾工车戏。同遇汉文帝，何人居高位?

　　第一首说明，作者不去依附那样当权的小人，而要像少卿那样，始终如一的坚持自己的理想。懂得治国之道的贾谊，一生不得志。而靠玩“车戏”的人却做了高官。作者是鄙视这种人的。表现了作者坚强的意志和崇高的气节。再看他的《观八阵图》：

　　轩皇传上略，蜀相运神机。水落龙蛇出，沙平鹅欢飞。

　　波涛无动势，鳞介避余威。会有知兵者，临流指是非。

　　这首诗首先首先八阵图来历，赞美诸葛亮的神机妙算，然后渲染八阵图的声威，最后两句话表达了作者的理想和抱负：要像诸葛亮那样为国家出谋划策

　　杜牧的很多咏史诗也表现了同样的内容。如《题魏文贞》：

　　蟪蛄宁与雪霜期，贤哲难叫俗士知。

　　可怜贞观太平后，天且不留封德彝。

　　封德彝在贞观初年，向唐太宗建议，书生的言论不可听。但是，唐太宗没有采纳，而是听取了魏征的建议，励精图治，终于有了贞观之治。后来唐太宗看到了一派繁盛的景象，感叹：“惜不令封德彝见之。”杜牧赞扬像唐太宗、魏征那样的人，而鄙视像封德彝那样因循守旧，表示自己要积极进取的政治抱负，希望皇帝有所作为。其他像《赤壁》、《提乌江亭》等都表现了杜牧抱负与人生理想。

　　(三)咏史诗中“论体”的使用。“论体”一词，是我在《艺概・诗概》中看到。“太冲《咏史》似论体，颜延年《五君咏》似传体。”此外，《文选》(译注本)在“咏史”后附何义门译注说：“咏史者，不过美其诗而咏叹之，隐括本传，不加藻饰，此正体也。太冲多摅胸臆，乃又其变。”可见，“太冲之变”正是由“传体”向“论体”的转变。而“论体”也正是作者的“多摅胸臆”，即作者的议论。当然，这种议论也可分为主观与客观的议论。这在下文将有所论述。“论体”虽古已有之，但是在中唐之前并未盛行，李白、杜甫等都有一些咏史诗，但都是“正体”。对史事、人物的议论很少。但是到了刘禹锡、杜牧手里，这种论体的应用非常明显。如上文举的刘禹锡的《咏史二首》“何人居高位?”，如《巫山神女庙》：

　　巫山十二郁苍苍，片石亭亭号女郎。晓雾乍开疑卷幔，山花欲谢似残妆。

　　星河好夜闻清佩，云雨归时带异香。何事神仙九天上，人间来就楚襄王?

　　这首诗看似描写神话，实际上也可看作是咏史诗。天上的仙女怎么会到人间来私会帝王?楚王的高唐之梦本身就是荒诞的。这种拿梦境当现实的昏庸作法不正是当今皇帝的做法吗。这种反问式议论，增强了诗的讽刺意味。杜牧在咏史诗“论体”的运用更加明显。如《题桃花夫人庙》“至竟息亡缘何事?可怜金古坠楼人。”《题商山四皓庙》“南军不袒左边袖，四老安刘是灭刘。”《赤壁》“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乌江亭》“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辱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这种议论的运用，或是抒发作者的情感，或是着眼对史事的评价，都收到引人发醒的目的与耳目一新的感觉。后来这一模式，成了咏史诗最精彩的部分。许浑、李商隐乃至王安石等都善于议论。这种议论的运用，反映了刘、杜二人深深的史学见识与战略者的胸襟。因为刘是第一次正式使用这种论体，而杜牧又是和李商隐一样把这种论体使用最好的例子，故在这里单列说明。

　　以上从三方面大致描绘了刘禹锡与杜牧在咏史诗这一体裁中的相似地方。除了以上说的外，他们在题材选择及诗歌含蓄表达方面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此不赘笔。我们知道，刘禹锡与杜牧二人都因为有鲜明的个性而在中晚唐独树一帜。所以，鲜明的艺术个性是他们的诗歌主要的艺术特征。他们的咏史诗虽然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但是鲜明的个性使他们又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兹论述如下：

　　第一、杜牧咏史诗的一个突出特点便是善于运用“翻案语”。清人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说：“杜牧之作诗，恐流于平弱，故措辞必坳峭，立意必奇辟，多作翻案语，无一平正者。”1如下面几首：

　　吕氏强梁嗣子柔，我于天性岂恩愁?

　　南军不袒左边袖，四老安刘是灭刘。

　　――《题商山四皓庙》

　　折戟沉沙铁未消，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赤壁》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辱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乌江亭》

　　在杜牧看来，安定刘氏天下的商山四皓却是导致吕后乱政的根源，赤壁之战的胜利，也不是周郎的才能，而是借了东风之便;《乌江亭》一诗则更是想翻案历史，杜牧这样的诗作一方面是由于才气的使然，他对历史事件有自己独到的分析，才敢作出惊人的议论。同时，我们从行文当中又好象看见了一个摩拳擦掌、想跃跃欲试的有为人才。而这一点刘禹锡就远远不及了。

　　第二、在体裁的运用上，杜牧的咏史诗大都运用七言绝句，而刘禹锡主要还是以五言古诗为主。这一点非常好理解。在刘禹锡的时代，绝句似乎还没有真正被人们完全认可。而到了杜牧那里，绝句的短小与精悍，更能体现作者的才学与立意的精炼。杜牧的12首咏史诗中9首用绝句，刘禹锡18首里只有4首。

　　最后，从整体上来说，刘禹锡常常将主观情感寓于咏史诗中，在他的咏史诗里主客观相杂，如“我”字在诗中的运用，而杜牧大都进行客观的评价，即使评论也是站在历史的高度。从这一点看，似乎刘的历史见识不及杜牧。在咏史诗这一题材上，刘禹锡与杜牧都有不同的贡献，刘禹锡“论体”的真正尝试，给后人以启迪。但在咏史诗的发展过程中，杜牧的一个突出贡献是，他把咏史诗中写景的成分增加了。后来的咏史诗，对历史事件的本身也进行艺术的描绘，这一点，增加了咏史诗的审美性，加上绝句体的承载，使咏史诗在给人以警示的同时，而不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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