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年少学习的日子里，大家都知道一些经典的文言文吧？文言文作为一种定型化的书面语言，沿用了两三千年，从先秦诸子到明清八股，都属于文言文。那么问题来了，你还记得曾经背过的文言文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新唐书·杜甫传》文言文阅读附答案，欢迎阅读与收藏。
（每小题3分，共12分，）阅读下面两段文言文，完成小题。
杜甫字子美，少贫不自振，客吴越、齐赵间。李邑奇其材，先往见之。举进士不中第，困长安。天宝十三载，玄宗朝献太清宫，飨庙及郊，甫奏赋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数上赋颂，因高自称道，且言：“先臣恕、预以来，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审言，以文章显中宗时。臣赖续业，自七岁属词，且四十年，然衣不盖体，常寄食于人，窃恐转死沟壑，伏惟天子哀怜之。若令执先臣故事，拔泥涂之久辱，则臣之述作，虽不足鼓吹六经，至沉郁顿挫，随时敏给，扬雄、枚皋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弃之？”（节选自《新唐书·杜甫传》）
李白字太白。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龙初，遁还，客巴西。天宝初，白往见贺知章，知章见其文，叹曰：“子，谪仙人也！”言于玄宗。召见金銮殿，论当世事，奏颂一篇。帝赐食，亲为调羹，有诏供奉翰林。白犹与饮徒醉于市。帝坐沉香子亭，意有所感，欲得白为乐章，召入，而时白已醉。稍解，授笔成文，婉丽精切，无留思。帝爱其才，数宴见。白常侍帝，醉，使高力士脱靴。力士素贵，耻之，遂摘( ti)其诗以激杨贵妃，帝欲官白，妃辄沮止。白自知不为亲近所容，益骜放不自修。恳求还山，帝赐金放还。白浮游四方，尝乘舟与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官锦袍坐舟中，旁若无人。（节选自《新唐书·李白传》）
小题1:对下列句子中加线的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A．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徙：调职
B．若令执先臣故事执：继承，发扬
C．少贫不自振振：奋起，振作
D．遁还，客巴西遁：逃走，逃逸
小题2: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线的词的意义和用法不相同的一组是
A．①数上赋颂，因高自称道；②项王即日因留沛公饮。
B．①遂摘其诗以激杨贵妃；②作《师说》以贻之。
C．①有臣如此，陛下其忍弃之；②其孰能讥之乎。
D．①召入，而时白已醉；②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
小题3:下列句子编为四组，其中不能分别表现杜甫“热衷功名”和李白“放荡不羁”的是
A．①不拜，改右卫率府胄曹参军；②白犹与饮徒醉于市。
B．①伏惟天子哀怜之；②益骜放不自修。
C．①数上赋颂，因高自称道；②白常侍帝。
D．①有臣如此，陛下其忍弃之；②著官锦袍坐舟中，旁若无人。
小题4: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杜甫年少时生活贫困，但是很有才能。他客居在吴越等地，李邑很看重他的才能，第一个去看望他。后来他参加进士考试没有中，滞留在了长安。
B．李白文采出众，志向高远，然而政治头脑过于简单，壮志终至成空。在宫中，李白竟“使高力士脱靴”，表现出他性格的天真、孤傲。后来他云游四方，还经常旁若无人的身穿宫廷的锦袍坐在船中。
C．杜甫为了摆脱贫困，一心想“执先臣故事，拔泥涂之久辱”而“数上赋颂”，一方面这是古代文人欲就功名事业、积极进取的表现，另一方面也侧面体现了杜甫郁郁不得志的愁苦思想。
D．李白诗名远扬，被贺知章称为“神仙下凡”。后李白得到玄宗的厚爱，被授予官职，可是他狂骜不训，尝尝和酒友到闹市上喝得烂醉。
小题5:把文言文阅读材料中划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6分）
（1）窃恐转死沟壑，伏惟天子哀怜之。（2分）
（2）力士素贵，耻之，遂摘其诗以激杨贵妃 。（2分）
（3）白自知不为亲近所容，益骜放不自修。（2分）
参考答案：
小题1:A（迁徙）
小题2:D（A于是，就。B来。C语气词，难道。D①表转折，②表递进。）
小题3:C（本题考查对文章信息的筛选，“白常侍帝”只是说明李白经常在皇帝身边。）
小题4:B（表现出他性格的天真、孤傲错。只是说明李白对权贵的不屑。）
小题5:（本题考查翻译能力。采分点为：（1）大意1分，窃、怜1分（2）素、耻各一分。（3）被动句、宾语前置各一分。）
（1）私下里担心会死在荒郊外，还希望皇上同情、怜爱我。
（2）高力士向来高贵，认为这样做是耻辱，就挑出李白的诗句来激怒杨贵妃。
（3）（李白）知道自己不被皇帝亲近的人所容纳，更加桀骜不羁，不注意约束自己的言行。
《新唐书》
《新唐书》是北宋时期宋祁、欧阳修、范镇、吕夏卿等合撰的一部记载唐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属“二十四史”之一。
全书共有225卷，其中包括本纪10卷，志50卷，表15卷，列传150卷。《新唐书》前后修史历经17年，于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完成。
《新唐书》在体例上第一次写出了《兵志》《选举志》，系统论述唐代府兵等军事制度和科举制度。这是我国正史体裁史书的一大开创，为以后《宋史》等所沿袭。
创作背景
五代时期就曾有《唐书》（即《旧唐书》）编成，但宋仁宗认为《旧唐书》“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下诏重修[2]。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七月，仁宗催促“速上所修《唐书》”。前后参预其事的有宋敏求、范镇、欧阳修、宋祁、吕夏卿、梅尧臣，《新唐书》所依据的唐人文献及唐史著作均审慎选择，删除当中的谶纬怪诞内容，裁减旧史本纪十分之七[3]。总的说来，〈列传〉部分主要由宋祁负责编写，〈志〉和〈表〉分别由范镇、吕夏卿负责编写。最后在欧阳修主持下完成。〈本纪〉10卷和〈赞〉〈志〉〈表〉的“序”以及《选举志》《仪卫志》等都出自欧阳修之手。因为〈列传〉部分出自宋祁之手，而欧阳修只是主持了〈志〉〈表〉的编写，出于谦逊，同时欧阳修认为宋祁是前辈，所以他没有对宋祁所写的列传部分从全书整体的角度作统一工作，因而《新唐书》存在着记事矛盾、风格体例不同的弊端。所以《新唐书》署“欧阳修、宋祁撰”。其为二十四史之一。
《新唐书》对〈志〉十分重视，新增《仪卫志》《选举志》和《兵志》。《兵志》附以马政，原有的《天文志》和《历志》篇幅超过《旧唐书》三倍，新〈志〉载有文武百官的俸禄制度，为旧〈志〉所无[4]。又有屯田、边镇、和籴等，皆旧〈志〉所无。《新唐书》也恢复立〈表〉，立了《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历代官修正史〈表〉多缺略。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新书最佳者志、表，列传次之，本纪最下”[5]，王鸣盛同时还指出《新唐书》史表的设置有一些不足，“窃谓史之无表者，固宜补矣，有有表而尤不可以不补者……禁军以宦官掌之，不但朝政尽为所挠，并废立皆出其手，则左右神策中尉亦当表”[6]。宋祁有文名，曾任知制诰、翰林学士等职。他历时十余年完成〈列传〉，于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交齐全部列传的稿子。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擅长古文，他因参加推行“庆历新政”的活动，被贬为地方官，至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才调到朝廷任翰林学士，主持修史工作，等到他写定〈本纪〉〈志〉〈表〉，已是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的事了。[7]
清人王鸣盛以《宋史·宋祁传》《欧阳修传》为据，认为宋祁修书“在仁宗天圣之晚年，历明道、景祐、宝元、康定，至庆历中告成，以书成进左丞云云”；“（欧阳）修之修《唐书》，乃在嘉祐之前至和年间事，距祁稿成时，相去已十余年”，“书成，上距祁稿成约又二十余年矣”。因此，“二公修书不同时明矣”。这一说法，迄今仍为部分学者沿用，都未发现王鸣盛错缪的关键所在。其根源在《宋史·宋祁传》将“诏求直言”的时间误作“景佑中”，而这又是《宋祁传》中唯一的一个年号。
《宋祁传》文中指明宋祁受命纂修《唐书》在“诏求直言”前，故王鸣盛误以为宋祁修《唐书》自天圣至庆历，前后差不多也是17个年头。但《宋史·仁宗纪》景祐年间并无“诏求直言”一类的事，皇祐元年才有“诏台谏非朝廷得失”。《宋祁传》中宋祁“直言对”后紧接“进温成皇后为贵妃”，与《仁宗纪三》的记载相符，时在“皇祐”，而非“景祐”。显然，《宋祁传》是将“皇祐”误作“景祐”了，一下子把时间提前了10多年。王鸣盛提到宋祁“守亳州，以稿自随”，《宋祁传》说得很清楚，是因为“坐其子从张彦方游”。传中虽无明确纪年，但宋祁是附在其兄宋庠传后的，前面《宋庠传》明明白白地写着：皇祐三年，“祁子与越国夫人曹氏客张彦方游”。宋庠受牵连罢相在这一年，宋祁出知亳州也是这一年。此时尚“以稿自随”，仍在修撰中，怎么会在庆历中告成？王鸣盛的失误，一是不知“景祐”当为“皇祐”，二是后来在《蛾术编》卷九考知“祁修书凡七年，而自皇祐元年至三年独秉笔，自此出知亳州，皆书局自随以至于成，凡历十六年也”，却仍然坚持“宋欧修《新唐书》不同时”的结论。《宋史·宋祁传》的这一年号错误，除了《宋景文集》卷二九《直言对》有案语注明“仁宗本纪皇祐三年春三月诏求直言”，“本传作景祐中误”而外，迄今竟似无人知晓，请同仁们注意。
就整个《新唐书》的纂修而言，应当说：新修唐史前后17个年头，前10年宋祁主持编修，后7年欧、宋共同“刊修”。草稿初成，呈宋仁宗审阅。仁宗看后，发现这部史书出于二人之手，体例与文采均不尽相同，于是令欧阳修删改修饰为一体。欧阳修此时却拒不修改，他说：“宋公于我为前辈，且人所见不同，岂可悉如已意？”最后仅校阅过一遍，一无所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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