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年少学习的日子里,大家都知道一些经典的文言文吧?文言文作为一种定型化的书面语言,沿用了两三千年,从先秦诸子到明清八股,都属于文言文。那么问题来了,你还记得曾经背过的文言文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新唐书·杜甫传》文言文阅读附答案,欢迎阅读与收藏。
(每小题3分,共12分,)阅读下面两段文言文,完成小题。
杜甫字子美,少贫不自振,客吴越、齐赵间。李邑奇其材,先往见之。举进士不中第,困长安。天宝十三载,玄宗朝献太清宫,飨庙及郊,甫奏赋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数上赋颂,因高自称道,且言:“先臣恕、预以来,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审言,以文章显中宗时。臣赖续业,自七岁属词,且四十年,然衣不盖体,常寄食于人,窃恐转死沟壑,伏惟天子哀怜之。若令执先臣故事,拔泥涂之久辱,则臣之述作,虽不足鼓吹六经,至沉郁顿挫,随时敏给,扬雄、枚皋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弃之?”(节选自《新唐书·杜甫传》)
李白字太白。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龙初,遁还,客巴西。天宝初,白往见贺知章,知章见其文,叹曰:“子,谪仙人也!”言于玄宗。召见金銮殿,论当世事,奏颂一篇。帝赐食,亲为调羹,有诏供奉翰林。白犹与饮徒醉于市。帝坐沉香子亭,意有所感,欲得白为乐章,召入,而时白已醉。稍解,授笔成文,婉丽精切,无留思。帝爱其才,数宴见。白常侍帝,醉,使高力士脱靴。力士素贵,耻之,遂摘( ti)其诗以激杨贵妃,帝欲官白,妃辄沮止。白自知不为亲近所容,益骜放不自修。恳求还山,帝赐金放还。白浮游四方,尝乘舟与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官锦袍坐舟中,旁若无人。(节选自《新唐书·李白传》)
小题1:对下列句子中加线的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A.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徙:调职
B.若令执先臣故事执:继承,发扬
C.少贫不自振振:奋起,振作
D.遁还,客巴西遁:逃走,逃逸
小题2: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线的词的意义和用法不相同的一组是
A.①数上赋颂,因高自称道;②项王即日因留沛公饮。
B.①遂摘其诗以激杨贵妃;②作《师说》以贻之。
C.①有臣如此,陛下其忍弃之;②其孰能讥之乎。
D.①召入,而时白已醉;②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
小题3:下列句子编为四组,其中不能分别表现杜甫“热衷功名”和李白“放荡不羁”的是
A.①不拜,改右卫率府胄曹参军;②白犹与饮徒醉于市。
B.①伏惟天子哀怜之;②益骜放不自修。
C.①数上赋颂,因高自称道;②白常侍帝。
D.①有臣如此,陛下其忍弃之;②著官锦袍坐舟中,旁若无人。
小题4: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杜甫年少时生活贫困,但是很有才能。他客居在吴越等地,李邑很看重他的才能,第一个去看望他。后来他参加进士考试没有中,滞留在了长安。
B.李白文采出众,志向高远,然而政治头脑过于简单,壮志终至成空。在宫中,李白竟“使高力士脱靴”,表现出他性格的天真、孤傲。后来他云游四方,还经常旁若无人的身穿宫廷的锦袍坐在船中。
C.杜甫为了摆脱贫困,一心想“执先臣故事,拔泥涂之久辱”而“数上赋颂”,一方面这是古代文人欲就功名事业、积极进取的表现,另一方面也侧面体现了杜甫郁郁不得志的愁苦思想。
D.李白诗名远扬,被贺知章称为“神仙下凡”。后李白得到玄宗的厚爱,被授予官职,可是他狂骜不训,尝尝和酒友到闹市上喝得烂醉。
小题5:把文言文阅读材料中划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6分)
(1)窃恐转死沟壑,伏惟天子哀怜之。(2分)
(2)力士素贵,耻之,遂摘其诗以激杨贵妃 。(2分)
(3)白自知不为亲近所容,益骜放不自修。(2分)
参考答案:
小题1:A(迁徙)
小题2:D(A于是,就。B来。C语气词,难道。D①表转折,②表递进。)
小题3:C(本题考查对文章信息的筛选,“白常侍帝”只是说明李白经常在皇帝身边。)
小题4:B(表现出他性格的天真、孤傲错。只是说明李白对权贵的不屑。)
小题5:(本题考查翻译能力。采分点为:(1)大意1分,窃、怜1分(2)素、耻各一分。(3)被动句、宾语前置各一分。)
(1)私下里担心会死在荒郊外,还希望皇上同情、怜爱我。
(2)高力士向来高贵,认为这样做是耻辱,就挑出李白的诗句来激怒杨贵妃。
(3)(李白)知道自己不被皇帝亲近的人所容纳,更加桀骜不羁,不注意约束自己的言行。
《新唐书》
《新唐书》是北宋时期宋祁、欧阳修、范镇、吕夏卿等合撰的一部记载唐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属“二十四史”之一。
全书共有225卷,其中包括本纪10卷,志50卷,表15卷,列传150卷。《新唐书》前后修史历经17年,于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完成。
《新唐书》在体例上第一次写出了《兵志》《选举志》,系统论述唐代府兵等军事制度和科举制度。这是我国正史体裁史书的一大开创,为以后《宋史》等所沿袭。
创作背景
五代时期就曾有《唐书》(即《旧唐书》)编成,但宋仁宗认为《旧唐书》“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下诏重修[2]。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七月,仁宗催促“速上所修《唐书》”。前后参预其事的有宋敏求、范镇、欧阳修、宋祁、吕夏卿、梅尧臣,《新唐书》所依据的唐人文献及唐史著作均审慎选择,删除当中的谶纬怪诞内容,裁减旧史本纪十分之七[3]。总的说来,〈列传〉部分主要由宋祁负责编写,〈志〉和〈表〉分别由范镇、吕夏卿负责编写。最后在欧阳修主持下完成。〈本纪〉10卷和〈赞〉〈志〉〈表〉的“序”以及《选举志》《仪卫志》等都出自欧阳修之手。因为〈列传〉部分出自宋祁之手,而欧阳修只是主持了〈志〉〈表〉的编写,出于谦逊,同时欧阳修认为宋祁是前辈,所以他没有对宋祁所写的列传部分从全书整体的角度作统一工作,因而《新唐书》存在着记事矛盾、风格体例不同的弊端。所以《新唐书》署“欧阳修、宋祁撰”。其为二十四史之一。
《新唐书》对〈志〉十分重视,新增《仪卫志》《选举志》和《兵志》。《兵志》附以马政,原有的《天文志》和《历志》篇幅超过《旧唐书》三倍,新〈志〉载有文武百官的.俸禄制度,为旧〈志〉所无[4]。又有屯田、边镇、和籴等,皆旧〈志〉所无。《新唐书》也恢复立〈表〉,立了《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历代官修正史〈表〉多缺略。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新书最佳者志、表,列传次之,本纪最下”[5],王鸣盛同时还指出《新唐书》史表的设置有一些不足,“窃谓史之无表者,固宜补矣,有有表而尤不可以不补者……禁军以宦官掌之,不但朝政尽为所挠,并废立皆出其手,则左右神策中尉亦当表”[6]。宋祁有文名,曾任知制诰、翰林学士等职。他历时十余年完成〈列传〉,于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交齐全部列传的稿子。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擅长古文,他因参加推行“庆历新政”的活动,被贬为地方官,至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才调到朝廷任翰林学士,主持修史工作,等到他写定〈本纪〉〈志〉〈表〉,已是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的事了。[7]
清人王鸣盛以《宋史·宋祁传》《欧阳修传》为据,认为宋祁修书“在仁宗天圣之晚年,历明道、景祐、宝元、康定,至庆历中告成,以书成进左丞云云”;“(欧阳)修之修《唐书》,乃在嘉祐之前至和年间事,距祁稿成时,相去已十余年”,“书成,上距祁稿成约又二十余年矣”。因此,“二公修书不同时明矣”。这一说法,迄今仍为部分学者沿用,都未发现王鸣盛错缪的关键所在。其根源在《宋史·宋祁传》将“诏求直言”的时间误作“景佑中”,而这又是《宋祁传》中唯一的一个年号。
《宋祁传》文中指明宋祁受命纂修《唐书》在“诏求直言”前,故王鸣盛误以为宋祁修《唐书》自天圣至庆历,前后差不多也是17个年头。但《宋史·仁宗纪》景祐年间并无“诏求直言”一类的事,皇祐元年才有“诏台谏非朝廷得失”。《宋祁传》中宋祁“直言对”后紧接“进温成皇后为贵妃”,与《仁宗纪三》的记载相符,时在“皇祐”,而非“景祐”。显然,《宋祁传》是将“皇祐”误作“景祐”了,一下子把时间提前了10多年。王鸣盛提到宋祁“守亳州,以稿自随”,《宋祁传》说得很清楚,是因为“坐其子从张彦方游”。传中虽无明确纪年,但宋祁是附在其兄宋庠传后的,前面《宋庠传》明明白白地写着:皇祐三年,“祁子与越国夫人曹氏客张彦方游”。宋庠受牵连罢相在这一年,宋祁出知亳州也是这一年。此时尚“以稿自随”,仍在修撰中,怎么会在庆历中告成?王鸣盛的失误,一是不知“景祐”当为“皇祐”,二是后来在《蛾术编》卷九考知“祁修书凡七年,而自皇祐元年至三年独秉笔,自此出知亳州,皆书局自随以至于成,凡历十六年也”,却仍然坚持“宋欧修《新唐书》不同时”的结论。《宋史·宋祁传》的这一年号错误,除了《宋景文集》卷二九《直言对》有案语注明“仁宗本纪皇祐三年春三月诏求直言”,“本传作景祐中误”而外,迄今竟似无人知晓,请同仁们注意。
就整个《新唐书》的纂修而言,应当说:新修唐史前后17个年头,前10年宋祁主持编修,后7年欧、宋共同“刊修”。草稿初成,呈宋仁宗审阅。仁宗看后,发现这部史书出于二人之手,体例与文采均不尽相同,于是令欧阳修删改修饰为一体。欧阳修此时却拒不修改,他说:“宋公于我为前辈,且人所见不同,岂可悉如已意?”最后仅校阅过一遍,一无所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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