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人称为“诗圣”，他的诗被称为“诗史”。后世称其杜拾遗、杜工部，也称他杜少陵、杜草堂。
今年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诞辰1300周年，不仅是时间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庄严的契机，我与杜甫、朋友与杜甫的不解之缘，也为我们提供了一次奇妙的机遇。因此，我们将借着这份机缘，怀着无限崇敬的深情，来纪念诗圣的1300周年华诞。
说到“缘分”，无论是人与物之间，还是人与人之间，到头来探究，其实都是天意，而天意是没法解释的东西，因为“缘”指示着一种神秘的因果性。相信有“缘”之时，其实是带着一种美好的况味，使你对生活中看似偶然、混乱的一切，突然有了新鲜的意义，使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一下子亲近起来。“缘”为我们的人生打上了一层温馨的亮色。
令人难以忘怀的，首先是我与杜甫的“缘”。最初的缘份是因为家里大人给我取的学名，叫“杜希甫”。那年我才6岁，家里大人领我去贡院小学报名后，学校老师手把手教我如何写自己的名字。那时，我还不知道杜甫为何许人。考中学时，金榜题名，我的名字竟然在榜首。考高中时，我又是中榜前三名。现在看来，这实在是缘于杜甫为我的神助呢?因为我和他的名字只相差一个字。后来，语文老师教我们学习杜甫的《石壕吏》、《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诗之时，我才知道了唐代这位大诗人的一些基本情况。回到家里，我问曾经为我取学名的姐夫魏国华(他曾当过教师，后为国家税务干部，已故)：“姐夫，你给我取的名字，怎么和唐代大诗人杜甫几乎相同?”他笑着回答说：“我看你踏实好学，喜欢文学写作，希望你学业有成，将来成为一个像杜甫那样对社会有用的人才。”说来也怪，高中三年，我的成绩一直不错，对语文特别爱好，一篇作文，还被老师推荐在全国的《文艺学习》杂志上发表，这是否也缘于杜甫老人家的神助呢?
再后来，按照1958年的高考分数线，我的成绩被全国重点大学之一的西北大学录取是没有问题的，可是由于受被打成“右派”的`姐夫的株连，政审没有过关;直到最后一批，我方才被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科录取。
当我读完大学中文专业，我对杜甫有了更深的了解。特别是对于他的热爱，主要缘于这样几个层次：一是从寻根问祖讲，我们同是一个杜姓家族。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宗族是血缘的群体。姓是人类社会发展进化的历史产物，是人类文化的积淀，是标志家族系统的称号。于是，我便开始通读杜甫，先后购买了清仇兆鳌的《杜诗详注》(全五册)、陈贻焮的《杜甫评传》、缪钺的《杜甫》、傅庚生的《杜诗析疑》、山东大学《杜甫全集》校注组的《访古学诗万里行》，李谊的《杜甫草堂诗注》、朱东润的《杜甫叙论》、曹慕樊的《杜诗杂说》等等。我读了关于杜甫的这些专著，不禁为之悸动感怀，时或哭泣，时或悲慨。我一闭上眼睛，就知道杜甫在流离失所时所走过的路径：哪里是他的客栈，哪里是他的油灯，还有秋季的霜、冬季的雪;看到字里行间的官兵，看到字里行间的流民，听到他那“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的愤慨，听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的呼号。这是我对杜甫漫游路径进行的一次整理，也是我对杜诗的膜拜。如果没有他那1400多首用血泪写成的诗，他能成为一代诗圣吗?
二是27年前的1985年，我从书店购买了一本李济阻等人的《杜甫陇右诗注析》。这本19万字的书，既无作者简介，又无名人作序，不知道李济阻先生是谁?读了书中的“杜甫在陇右的生活与创作”后，才知道李济阻先生和我一样，研究了杜甫在陇右的诗作，踏勘了杜甫在陇右走过的地方。出于对杜诗的共同爱好，我与这位未曾谋面的先生，感觉一下子亲近了起来。
三是10年前的2002年，我又从书店里买了一本高天佑编著的《杜甫陇蜀纪行诗注析》。从作者简介和序及后记中，我才知道了这位天佑君是和我的二儿子同年生的年轻学者，后起之秀，又是李济阻先生的门人;虽未谋面，但他却在离我很近的成县工作，于是感觉又和他亲近起来。
忽然有一天，在宕昌县工作的我的大外甥女儿的女婿路鹏云(原宕昌县人大主任，已退休)来武都时对我说：“我有个亲哥哥李济阻，在天水师院当教授，已退休，他曾写过一本学术专著《杜甫陇右诗注析》，你能不能写点评介之类的文章，在陇南报刊上宣传宣传?”我听了喜出望外，拍案叫巧!真乃“踏破铁鞋无觅处”，又怪他“怎么不早说?”我说：“27年前，我从书店买了他的那本著作后，就一直在和他神交，真想拜访他哩!他怎么不姓路?”路鹏云回答说：“他原来叫路鹏程，后来跟了舅舅的姓，改名为李济阻”。论年龄，我大李济阻4岁，应兄弟相称;论辈份，我又是他外舅;论学历，我们都毕业于西北师大，应该是校友;论职称，他是教授又是杜诗研究的专家，我只是个高级记者、杜甫诗歌的爱好者。李济阻因双目失明，不便和我面谈，便通过弟弟路鹏云，陆续给我送来了一些他近年来研究杜诗的学术成果文稿，我将专门为其撰写评介文章。
今年，当我得知天佑君已从成县政府调到陇南市政协担任常委、副秘书长、研究室主任后，8月14日，我专程去办公室拜访了他。10年前就和他的专著《杜甫陇蜀纪行诗注析》一直在神交的我，一见面觉得是那样地亲热。他那和蔼可亲的面容，英俊潇洒的身姿，儒雅学者的风度，快人快语的性格，诚恳谦虚的态度，实在让人钦佩!我们好像一见如故，说话很投机。访谈中，发现他勤奋好学，爱好广泛，思维敏捷，说话严谨，学识渊博，著作颇丰。十多年来，他先后出版了40万字的《西狭摩崖石刻群研究》、编译出版了11万字的《西狭颂研究在日本》、15万字的诗集《迎风而唱》、26万字的《杜甫陇蜀纪行诗注析》、36万字的《陇右诗选注》等，还有几本关于地方文化方面的内部出版物。
论及《杜甫陇蜀纪行诗注析》，国际知名学者、国务院学位评审委员会委员、博士生导师、陕西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霍松林先生在序中说：“我认为这是一部资料完备，考论结合，闪耀着真知灼见光芒的力作”，“对杜甫陇右诗研究中的诸多疑难问题和空白点，作了细致深入的探索，多有创获，极具学术价值，是对杜诗研究做出的新贡献。”给予了很高评价。他的老师李济阻先生也在序中说：“本书有关杜甫与赞公聚会同谷的一组论述，实为作者对杜甫研究的一大贡献，仅此一点，《杜甫陇蜀纪行诗注析》就肯定会受到学术界重视。何况通读全书，它至少还有以下四个特点：一、把陇蜀纪行诗单独析出成集，确实如作者在‘总论’中所说的那样，容易达到考据行踪、弘扬诗艺和为陇蜀山川树碑立传等目的。二、《立秋后题》、《大云寺赞公房四首》等诗和两《唐书》杜甫传等资料，为研习杜甫陇右诗不可缺少的材料，本书把它们作为‘序曲’和附录收入，足见作者用心之精到及恰切。三、书中有关杜佐、吴郁和赴两当路线的考证部分，或提新论，或证旧说，时时闪烁着智慧的火花，足资同好参阅。四、注释、赏析及异文校注，明白易懂，其中包含了不少真知灼见，无论对研究者还是赏读者都会有所禆益。”同样给予了高度评价。
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李济阻领衔编著的《杜甫陇右诗注析》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天佑君的《杜甫陇蜀纪行诗注析》，又有哪些学术新突破和创新性成果呢?经过仔细阅读专著，并和天佑君探讨，我终于弄清了这样几点：第一、这两部书的关系。因先有老师李济阻等3人的《杜甫陇右诗注析》，作为学生的天佑君的这部书，便成为老师那部书的续篇和延伸，成为人们阅读和研究杜甫陇右诗难得的姊妹篇，并使其更加全面完整，而且真诚仔细地订正了前书注析中一些不确切的地方。例如，杜甫与赞公聚会同谷的一组论述。第二，翻看《唐诗三百首》及今人《新编唐诗三百首》，对于“陇蜀纪行诗”专家、学者评价那样高：“此诗笔力变化当与太史公诸赞并驾，学者宜常讽诵之”;然而《唐诗三百首》中，却没有选进一首;天佑君的这部书，无疑填补了唐诗选本和杜诗普及中的这一空白。第三，建国后众多的《中国文学史》及研究杜甫的一些专著，对于杜甫自陇右奔蜀的经历，要么一句带过，要么只字未提;尤其是他在成州同谷县的短暂寄居，实在是他一生中攸关生死的关键时刻，怎能对此掉以轻心?所以天佑君的这部书，又填补了中国文学史和杜甫研究中的一处空白。第四、李济阻等人的那部书，仅仅包括了成州纪行诗的部分;而天佑君的这部书，将杜甫离陇入蜀途中的8首纪行诗，与成州纪行诗合并，即构成两组完整的纪行诗，再加上带有纪行性质的《秦州杂诗二十首》，以及致赞公诗和访吴郁诗，便构成了“陇蜀纪行诗”的全部内容。可以说，在天佑君的这部专著中，他把杜甫陇右诗中的纪行组诗做了集中深入的研究，拓宽了杜诗研究的新领域。同时，他在专著中还别具匠心，既提示性的告诉人们，以杜甫陇蜀纪行诗为题材，不仅可以创作陇蜀山水画长卷;而且可以以其为题材创作一首交响乐，在书中，他以章节为单元把乐曲结构都列出来了，只待卓具慧眼者去发现了。
我常在想，无论我也好，杜甫也好;还是济阻先生也好，天佑君也好，我们先前都互不相识，看似无缘，可是由于有了诗圣杜甫，我们因此有缘相识相知了。天地人间，万象纷呈，人们的一切作为，无不是因缘遇合的结果。我和杜甫先生的名实关系，济阻先生、天佑先生与杜诗的关系，不正揭示了这一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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