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始终以严肃、悲悯的心情注视和关心着社会;以积极入世的精神，勇敢而忠实地反映现实生活。他出生于“奉儒守官”的封建士大夫家庭，生活在唐朝由兴盛走向衰落的时代，他的诗是时代的镜子，尤其是他晚年的诗作，更体现出强烈的对社会政治、对苦难人生的无尽感慨。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在诗作中折射出内心世界的悲情，形成了我国古代诗坛上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悲诗。
杜甫自己曾经说过，“文章憎命达”，这确实揭示了中国文学的某种规律性的东西：仕途顺利，身处庙堂台阁似乎总是写不出优秀的文章，只有身为命运的弃子，才能最终成为文学的宠儿。杜甫正是后者的典型──其诗作沉郁顿挫的风格与深沉的儒家情怀构筑起了杜诗的“悲情”的底蕴。正因为如此，昔人称“杜诗强半言愁”。杜甫诗作长于以悲剧题材来表现其沉郁、长于以悲剧色彩来抒发其情怀。由此“悲情”成为了杜甫诗作的脊髓，“悲诗”成为杜诗创作的主流，因为积极入世、忧国忧民的情怀牵系着他的一生，然而儒家追求思想的同时也预创了中国的悲剧意识──一个人执着地追求理想往往暗示他可能的悲剧性。这是一种理想的执着追求和这种理想的现实条件下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一种理想的失落而失落者对理想又有着永恒的怀念和执着之间的矛盾，这对矛盾中构筑成诗人杜甫的悲剧情怀。
悲剧是一个戏剧种类，它也是一个美学范畴。悲剧性是其核心，它是使悲剧具有最激动人心的、最具持久性、含有最深文化意义的力量。悲剧性在现象形态上有两种：一是现实的悲剧性，一是艺术中的悲剧性。悲剧意识是对现实悲剧性的一种文化把握，它既有反映现实的一面，又有主动地认识现实、结构现实的一面。中国文化的悲剧意识体现在各类文艺体裁中，由于中国文化以诗文作为文艺的最高价值，因此中国的悲剧性艺术不是以戏剧而是以诗词为核心的，似乎也可说，在典型地反映悲剧意识上，西方为悲剧，中国为悲诗。刘鹗在《老残游记》自序，中说：《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
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以诗歌系统地表现了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重要特征──人与自然具有内在的同构关系，它表现为自然的变化可以引起人心情的变化：“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文心雕龙·物色》)这种“情以物迁”的情感意识。而且，中国文化中天道的整体性对中国悲剧意识有着直接的影响，它给悲的存在以合理性。它肯定悲是人的基本情感之一，不但人有悲，人还可以咏其悲，天也有悲──自然界阴阳惨舒，秋，也就成了天道之悲的承担者。悲与秋在功能上是相通的，是互感的。同时中国文化常让人生在世的悲剧情怀在一年一度的秋色里得到集中的抒发和沉思，所以，悲秋就成为了中国悲剧意识的一个固定模式。秋季烟霏云敛，秋色显得惨淡;秋风砭人肌骨，秋气显得凛冽;叶落草枯、山川寂寥，秋意更显得萧条;枝叶飘零，疾劲秋风呼号凄切……，这是人们对秋天的一种理论上的把握。同时也因为人的感伤情绪在心灵深处会形成一定的情结，自然景物与其碰撞则产生情绪的抒发泻流。在往复抒发中就容易形成一种情感集聚的固定接受物;在杜甫的诗中，自然景物的秋本就与人生的悲是相对应的，因此，悲秋也就成为了他的诗的悲剧意识的一个固定模式。
杜甫的悲秋意识的特点是以变化的自然意象，使得在文化天道的循环中得以直线性显示出来，从而引发一种自我的时间意识;以萧瑟、冰凉、寂寞的自然意象引发自己已有过的、正经历的和将有的感伤经验。在“我”的时间和“我”的感受中把人生的最高理想，对美的追求和“致君尧舜上”的追求感受推向时运意识、把天道的循环中的个人被抛弃地亮显出来。然而带着时间之悲、追求之悲和时遇之悲的悲秋模式也仍然是按照中国悲剧意识的总方式运行的，一方面它显示了个人在天道循环中被抛弃的最深沉的悲，另一方面在这最深沉的悲中又包含着对天道的最深的信仰。在杜甫晚年的《登高》一诗最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长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这是一首七言律诗，此时诗人处于年逾半百，贫困交加，年老多病，漂泊无依的潦倒不堪的境遇。诗中描述登高所见的秋景，倾诉了诗人长年漂泊、老病孤愁而又忧时伤世的复杂感情，慷慨悲壮，动人心弦。登高远眺，映入杜甫眼帘的就是一派悲凄的秋色。“风急天高猿啸哀”，这就是人从听觉(风声急，猿声哀)、从触觉(风吹)感到秋天的凄凉和从人与天的对比中的自身的眇小感。“渚清沙白鸟飞回”，这是从视觉上(青色、白色)感到秋天的冷、凉，“鸟飞回”更暗含了诗人在漂泊的困境中油然生发的乡愁意识。首联起句突兀，以工笔细描，摄取出秋景的六个镜头，将全诗笼罩在沉郁悲壮的气氛中，同时又隐隐透显出诗人廓大而又深邃的情感追求。它不仅给人以一种无尽悲凄的深秋之感，而且为诗人“悲秋”的抒怀营造了气氛。这两句又是一上一下，它表明杜甫是用的仰观俯察的文化视线去观察感受悲秋的，这是一种与天道一致的循环视线，从而表明诗人他一方面感受到了悲秋，一方面又把持住了悲秋。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深秋时节辽阔萧森的景象──树木的飘落，杜甫也在人世上飘落，此景此心，落叶甚悲，杜甫甚悲，怎不令人感慨?然而时光却不管落叶和老人的悲境，一个劲地催促着叶落，催促着人老，就像长江之水滚滚不停，这也无形中流露出韶光易逝、壮志难酬的感慨。声、形的摹拟与结合，更增“时不我待”的悲怆之感。
这两句写悲秋可谓深矣，然而这两句又表现为上句由近而远，下句由远而近，这是一种与天道一致的循环视线，而且这循环的视线还使悲景含有了另一层意义：一方面，树叶飘落，另一方面长江后浪推前浪，它也会在循环中获得新生。这层意思与前一层悲意的内在结合也正具有中国悲剧意识二重性的典型意义。正如王国维所说的“一切景语皆情语”，作者不仅在颔联中作情感上渐进式的重锤敲打，使悲情溢于眼前的秋天景致之中，而且更着力地表现个体的生命在无往不复的循环中的渺小，但天道却是永恒的，只要将个体的生命与价值融入永恒的天道，个人也就可以获得某种意义上的永恒。换言之，中国悲剧意识的基本特征是在暴露人的困境的同时又在弥合这种困境，使人不至于彻底绝望，而是在超越中得到归宿，然而这种超越又不是廉价的，往往要在“艰难苦恨”中完成。悲情、悲景、悲意此时也得到了完美的统一。
“万里悲秋长作客”，诗人漂泊无定的生涯，目睹了苍凉恢廓的秋景，触发起无限悲愁之情──面对悲凄的秋景。面对无言的天道虽仅出现一个“悲”字，但字里行间无不透溢悲情，可谓字字入悲、字字显悲;“万里，地之远也-秋，时之凄惨也;作客，羁旅也;长作客，久旅也;百年，齿暮也;多病，衰疾也;台，高迥也;独登台，无亲朋也……(罗大经《鹤林玉露》)。寥寥数言，竟写出了多层的悲因，真是达到了“片言明百意”的艺术境界!诗人在内心作了一次空间的漫游，同时又是对自己经历的一种辛酸的回忆。但是他马上又返回到眼前当下。返回到了自身──这更是一种心灵的无往不复的循环。“百年多病独登台”，点明了杜甫暮年悲秋苦病，其沉痛之情溢于言表。“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叶黄，秋悲，人老，心老，像萧萧而下的落叶──诗人的忧时伤世的抑郁愁苦之情在此怎不感人肺腑!催人泪下，诗作中的情、景、意达到了完美的结合，形、声、色、态得到尽意的表现。它似一副工笔描绘的写意画，更似一曲无尽泣诉的人生悲歌。在这里，诗人的悲剧感获得了审美性的超越──他的“悲秋”、“多病”、“苦恨”、“潦倒”也就成了超度他的梯航。此时诗人“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愿望虽已是水中之月，然而在这最深沉的人生的悲情中。我们又确实可以体味到一种自持种儒者的悲剧情怀和超越意识，一种儒家对含蓄和温柔敦厚的美学品格至善追求。这种自持就是中国悲秋意识的特征，也是中国悲剧意识的特征。
全诗以天道始，以人道终，天道与人道首尾相接，合二为一，然而，由于杜甫始终以关心国运关心社会的现实笔触、始终以其厚重拙大的忧患意识时刻反映他所处时代的历史状况，因而从《登高》我们仍感受得到其中透显出的作者更为深沉的悲秋情怀──由悲自然之秋转向悲人生之秋，由悲人生之秋进而转向悲国运之秋。不仅是写自然景物之秋，更主要是写人生之秋，心理之秋，这使这首诗包蕴了更浓厚的自然、历史、人生意味的悲秋意识。尽显沉郁顿挫这种浑融之美。在这里作为悲剧意识的消解因素，持续了最长的时间，具有最强大的力量的，自然成为了诗人悲情的寄托对象，同时也成为诗人消解悲情的重要因素。杜甫把自身的悲剧意识投射到自然和历史之中，进而以自然和历史之悲来在一个更广的范围、更高的视点、更深的程度上咀嚼和沉思。在杜甫众多的具有浓烈悲剧色彩的诗作中，《登高》让我们体味到更多的是他的执着与倔强、热望与痛苦，他把不尽的热望与绵绵的痛苦沉积在心底，仿如春蚕吐丝一般，抽绎出无尽的浑厚、雄壮、沉郁、苍凉;他的博大深厚的情怀、他的深邃坚韧的追求、他的无奈的漂泊与无穷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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