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蝶恋花·月到东南秋正半》是王国维于1908年创作的一首词。下面我们为大家带来《蝶恋花·月到东南秋正半》原文赏析，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蝶恋花·月到东南秋正半
原文：
月到东南秋正半。双阙中间，浩荡流银汉。谁起水精帘下看。风前隐隐闻箫管。
凉露湿衣风拂面。坐爱清光，分照恩和怨。苑柳宫槐浑一片。长门西去昭阳殿。
《蝶恋花·月到东南秋正半》注释
①双阙，古代宫殿前的高建筑物，左右各一，建成高台，台上起楼观。以二阙之间有空缺，故名双阙。
②水精帘，形容质地精细而色泽莹澈的帘子。
③苑柳宫槐，喻承雨露之恩者。
④昭阳殿，汉成帝皇后赵飞燕所居，因以指得宠者承恩之处。
《蝶恋花·月到东南秋正半》赏析
借用宫词的体裁，以寓对“君国”的情思。封建宫廷中，专制君主和宫人的关系，纯粹是主奴关系，宫人们仰承君主的鼻息，盼望能得到恩宠，这与文人们希冀进入朝廷，谋取官位是一致的，所以历来文人宫词中的宫怨，实质上也就是文人失意时的怨愤。作于1908年秋。
月亮转到东南方的天中，正是秋半时候在宫殿的双阙中间，银河在浩荡奔流。是谁人起来在水精帘下窥看?只听到晚风吹送来隐隐的箫管之声。凉露沾湿了她的衣裳，西风拂面。她自个儿在欣赏明月的清光———分别照着宫中两处的承恩和孤怨。苑中的杨柳和宫里的`槐树，望去连成一片，唉，长门宫西去就是昭阳殿了。
清秋时分的孤寂情思。这阕词用语深沉冷艳，“银汉”、“水精帘”、“凉露”、“清光”尽是冷的意象，表达了词人内心一片冰封的茫茫世界。静安先生常用这样的语句来搭建心中的“理想国”，愿常住于此，隔绝红尘，这是词人对自己人格精神的忠诚恪守，对“般若境界”的孜孜追求，诚如饶宗颐《人间词话平议》评云：“拳拳忠悃”，让人唏嘘不已。
《蝶恋花·月到东南秋正半》作者介绍
王国维(1877年—1927年)，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汉族，浙江海宁盐官镇人。清末秀才。我国近现代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各方面成就卓著的学术巨子，国学大师。
生平
1.少年失意
王国维世代清寒，幼年为中秀才苦读。早年屡应乡试不中，遂于戊戌风气变化之际弃绝科举。
2.结识罗振玉
1898年，二十二岁的他进上海《时务报》馆充书记校对。利用公余，他到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研习外交与西方近代科学，结识主持人罗振玉，并在罗振玉资助下于1901年赴日本留学。
1902年王国维因病从日本归国。后又在罗振玉推荐下执教于南通、江苏师范学校，讲授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复埋头文学研究，开始其“独学”阶段。1906年随罗振玉入京，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韵等。其间，著有《人间词话》等名著。
1911年辛亥革命后，王国维携3种生平著述，眷随儿女亲家罗振玉逃居日本京都，从此以前清遗民的身份处世。其时，在学术上穷究于甲骨文、金文、汉简等方面。1916年，应上海著名犹太富商哈同之聘，返沪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并继续从事甲骨文、考古学研究。1922年受聘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翌年，由蒙古贵族、大学士升允举荐，与罗振玉、杨宗羲、袁励准等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食五品禄。
3.人生转折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王国维引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因阻于家人而未果。
1925年，王国维受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教授古史新证、尚书、说文等，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一说吴宓)被称为“五星聚奎”的清华五大导师，桃李门生、私塾弟子遍充几代中国史学界。
4.巨子陨落
1927年，北伐军挥师北上，听闻北伐军枪毙湖南叶德辉和湖北王葆心(王被杀是谣传)，6月2日同朋友借了五块钱，雇人力车至北京颐和园，于园中昆明湖鱼藻轩自沉。从其遗体衣袋中寻出一封遗书，封面上书写着：“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遗书内容如下：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移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于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废帝溥仪事后赐王国维谥号为“忠悫”。王国维为何自溺，至今仍争论不论，一般学者论点有所谓的：“殉清说”、“逼债说”、“性格悲剧说”、“文化衰落说”。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言中写道：“或问观堂先生所以死之故。应之曰：近人有东西文化之说，其区域分划之当否，固不必论，即所谓异同优劣，亦姑不具言;然而可得一假定之义焉。其义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像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像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一人一事。”
根据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一书第四章“天津的“行在” (1924 - 1930)”中之说法，王国维早年受罗振玉接济并结成儿女亲家，然而罗振玉常以此不断向王氏苛索，甚至以将王氏女儿退婚作要胁，令王国维走投无路而自杀。然此说漏洞百出，溥仪亦是听他人言传，不足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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