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雪乌鸦》是作家迟子建2009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小说描写了哈尔滨傅家甸地区的民众在东北鼠疫来临之时遭受的灭顶之灾。以下是小编整理的白雪乌鸦迟子建赏析,欢迎阅读。
白雪乌鸦
有一头猪,一被放到牧场上就开始吃。它并不只是选择上好的草,而是碰到什么就吃什么,肚子撑得溜圆了,鼻子却还贴着地面,不肯离开。大团的阴云悄然移动到牧场上空,眼瞅着暴雨就要来了。喜鹊、火鸡和小马都到橡树下避难去了,猪却头不抬眼不睁地继续吃。只是在冰雹哗啦啦地砸到它身上的一刻,猪嘟囔了一句:“纠缠不清的家伙,又把肮脏的珍珠打过来了!”
这是朱尔.勒纳尔《动物私密语》里的一则故事。读它的时候,我刚把《白雪乌鸦》定稿,轻松地与香港大学中文学院的老师和学生,去旺角的几家小书店淘书归来。我买了这本妙趣横生的书,黄昏时分,坐在可以望见一角海景的窗前,安闲地翻阅。读到《猪与珍珠》时,我实在忍不住,独自在寓所里放声大笑!也许是《白雪乌鸦》的写作太沉重了,心底因它而积郁的愁云,并没有随着最后一章《回春》的完结而彻底释放,我笑得一发不可收,把自己都吓着了。
细想起来,我在写作《白雪乌鸦》的时候,跟那头心无旁骛吃草的猪,又有什么分别呢!我只知道闷着头,不停地啃吃,是不管外面的风云变幻的。
有了写作《伪满洲国》和《额尔古纳河右岸》的经验,我在筹备《白雪乌鸦》时,尽可能大量地吞吃素材。这个时刻,我又像那头猪了,把能搜集到的1910年哈尔滨大鼠疫的资料,悉数收归囊中,做了满满一本笔记,慢慢消化。黑龙江省图书馆所存的四维胶片的《远东报》,几乎被我逐页翻过。那个时期的商品广告、马车价格、米市行情、自然灾害、街市布局、民风民俗,就这么一点点地进入我的视野,悄然为我搭建起小说的舞台。
当时的哈尔滨人口刚过十万,其中大部分是俄国人。中东铁路开筑后,俄国的政府官员、工程技术人员以及以护路队名义出现的军队,纷纷来到哈尔滨。而中国人不过两万多,且大都聚集在傅家甸。这些来自关内的流民,处于社会生活的底层,出苦力和做小本生意的居多。
1910——1911秋冬之季的东北大鼠疫,最早出现在俄国境内,其后经满洲里,蔓延至哈尔滨。这场由流民捕猎旱獭引发的灾难,到了1910年底,已经呈现失控的状态,哈尔滨的傅家甸尤甚。风雨飘摇中的朝廷,派来了北洋陆军军医学堂帮办伍连德。这位青年医学才俊,虽然在英国剑桥受的教育,但做为甲午海战英雄的后人,他骨子里流淌着浓浓的中国血。举荐他的,是外务部的右丞施肇基。施肇基是在考察槟榔屿时,认识的伍连德。
伍连德到达哈尔滨后,在最短的时间内,通过尸体解剖等一系列科学手段,判断此地流行的是新型鼠疫——肺鼠疫。也就是说,这种鼠疫可以通过飞沫传染。他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防控措施,如呼吁民众佩戴口罩,对患病者厉行隔离,调动陆军实行封城,及至焚烧疫毙者的尸体。虽然清王朝已是暗夜中一盏残灯,但摄政王载沣难得的一次开明,下旨焚尸,使东北鼠疫防控现出曙色。
然而我在小说中,并不想塑造一个英雄式的人物,虽然伍连德确实是个力挽狂澜的英雄。我想展现的,是鼠疫突袭时,人们的日常生活状态。也就是说,我要拨开那累累的白骨,探寻深处哪怕磷火般的微光,将那缕死亡阴影笼罩下的生机,勾勒出来。
动笔之前,我不止一次来到哈尔滨的道外区,也就是过去的傅家甸,想把自己还原为那个年代的一个人。在我眼里,虽然鼠疫已经过去一百年了,但一个地区的生活习俗,总如静水深流,会以某种微妙的方式沿袭下来。那一段道外区正在进行改造,到处是工地,尘土飞扬,垃圾纵横,一派喧嚣。我在街巷中遇见了崩苞米花的,弹棉花的;遇见了穿着破背心当街洗衣的老妇人、光着屁股戏耍的孩子、赤膊蹬三轮车的黑脸汉子以及坐在街头披着白单子剃头的人。当然,也在闯入像是难民集中营的黑漆漆的圈楼的一瞬,听见了杂乱的院子中传出的一个男人粗哑的呵斥声:不许拍照,出去!而这些情景,是在我所居住的南岗区极难见到的。在接近道外区的过程中,我感觉傅家甸就像一艘古老的沉船,在惊雷中,渐渐浮出水面。
然而真正让我踏上那艘锈迹斑斑的船的,还不是这些。
有一天,从游人寥落的道台府出来,我散步到松花江畔。江上正在建桥,停着好几条驳船,装载着各色建筑材料。水面的工地,与陆地唯一的不同,就是灰尘小,其他的并无二致。一样的喧闹,一样的零乱。可是很奇怪的,江畔的垂钓者,并没有被水上工地的噪声所袭扰,他们如入无人之境,依然守着钓竿,有的轻哼小曲,有的喝着用大水杯沏的粗茶,有的慢条斯理地打着扇子,还有的用手摩挲着蜷伏在脚畔的爱犬。他们那样子,好像并不在意钓起鱼,而是在意能不能钓起浮在水面的那一层俗世的光影:风吹起的涟漪、藏在波痕里的阳光、鸟儿意外脱落的羽毛、岸边柳树的影子以及云影。我被他们身上那无与伦比的安闲之气深深打动了!我仿佛嗅到了老哈尔滨的气息——动荡中的平和之气,那正是我这部写灾难的小说,所需要的气息。
就在那个瞬间,我一脚踏上了浮起的沉船,开始了《白雪乌鸦》的航程。
我绘制了那个年代的哈尔滨地图,或者说是我长篇小说的地图。因为为了叙述方便,个别街名,读者们在百年前那个现实的哈尔滨,也许是找不到的。这个地图大致由三个区域构成:埠头区,新城区和傅家甸。我在这几个区,把小说中涉及到的主要场景,譬如带花园的小洋楼、各色教堂、粮栈、客栈、饭馆、点心铺子、烧锅、理发店、当铺、药房、鞋铺、糖果店等一一绘制到图上,然后再把相应的街巷名字标注上。地图上有了房屋和街巷,如同一个人有了器官、骨骼和经络,生命最重要的构成已经有了。最后我要做的是,给它输入新鲜的血液。而小说血液的获得,靠的是形形色色人物的塑造。只要人物一出场,老哈尔滨就活了。我闻到了炊烟中草木灰的气味,看到了雪地上飞舞的月光,听见了马蹄声中车夫的叹息。
然而写到中途,我还是感觉到了艰难。这艰难不是行文上的,而是真正进入了鼠疫情境后,心理无法承受的那种重压。这在我的写作中,是从未有过的。写作《额尔古纳河右岸》时,尽管我的心也是苍凉的,可是那支笔能够游走在青山绿水之间,便有一股说不出的畅快;而写作《白雪乌鸦》,感觉每天都在送葬,耳畔似乎总萦绕着哭声。依照史料,傅家甸疫死者竟达五千余人!也就是说,十个人中大约有三个人死亡。我感觉自己走在没有月亮的冬夜,被无边无际的寒冷和黑暗裹挟了,有一种要落入深渊的感觉。我知道,只有把死亡中的活力写出来,我才能够获得解放。正当我打算停顿一段,稍事调整的时候,中秋节的凌晨,一个电话把我扰醒,外婆去世了。
虽然已是深秋了,但窗外的晨曦依然鲜润明媚。我不知道去了另一世的外婆,是否还有晨曦可看?她的辞世,让我觉得一个时代离我彻底远去了,我的童年世界永久地陷落了。
我乘当日午后的飞机回乡奔丧。时至深秋,哈尔滨的风已转凉了,但阳光依然灿烂;可当飞机飞越大兴安岭时,我看见山峦已有道道雪痕。那银白的雪痕如同条条挽幛,刺痛了我的心。我终于忍不住,把脸贴在舷窗上哭了。就是在这苍茫的山下,七八岁的我,跟外婆在黑龙江畔刷鞋时,看见了北极光;也是在这苍茫的山下,隆冬时分,我跟外婆去冰封的大江捕过鱼。外婆将活蹦乱跳的狗鱼扔给大黄狗吃的情景,我还清晰记得。捕鱼的夜晚,因为吃了鱼,外婆和我的嘴巴是腥的,大黄狗的嘴巴也是腥的,整座房子的气息都是腥的,可那是多么惹人喜爱的腥气呀。
外婆的遗容并不安详,甚至有点扭曲,可见她离世时,经历过痛苦的挣扎。这样的遗容,让人撕心裂肺。北极村已经很冷了,中秋的夜晚,我站在院子中给外婆守灵的时候,不时抬眼望着天上的月亮,总觉得外婆选择万家团圆的日子离去,有什么玄机在里面。那晚的月亮实在太明净了,明净得好像失了血色。我想大概是望月的人太多了,数以亿计的目光伤害了它。午夜时分,月亮周围竟然现出一团一团的彩云,我明白了,那晚的月亮是个新娘,飞来的彩云则是它的嫁衣。外婆可能在这个日子变成了一个花季少女,争着做月亮的伴娘去了。
中秋节的次日,北极村飘起雪来。起先我并没有留意到园田中的山丁子果,也没有留意到大公鸡。雪花一来,天地一水地白了,树上的红果子,就从雪幕中跳出来了。它们像微缩了的红灯笼,明媚地闪烁着;再看雪地,也有鲜艳的颜色在流动,那是几只羽翼斑斓的大公鸡在奔跑。想着外婆停灵于明月之下,飞雪之中,想着她一手抓着把好月光,一手抓着把鹅毛大雪上路,天宫的门,该不会叩不开的吧?这样一想,我的心便获得了安慰。
难言的哀痛和北极村突袭的寒流,使我大病一场。料理完外婆的丧事回到哈尔滨后,我开始发烧咳嗽。咳嗽在白天尚轻,到了夜晚,简直无法忍受,暴咳不止,难以安眠。镇咳药几乎吃遍了,却毫无起色。我感觉五脏六腑仿佛移了位,不知道心在哪里,肝和肺又去了哪里,脑袋一片混沌,《白雪乌鸦》的写作被迫中断。
病在我身上缠磨了大约半个月,见我对它一意驱赶,终觉无趣,抽身离去了。重回长篇的我,不再惧怕进入鼠疫的情境了。看来哀痛与疾病不是坏事,它静悄悄地给我注入了力量。
春节前夕,初稿如愿完成了。我带着它回到故乡,轻松地过完年后,正月里对着窗外的白雪,飞快地改了一稿,算是对它的一次草草“检阅”。而细致地修改它,则是三月到了香港大学以后。我与中文学院沟通,将我在校两个月的活动调整在前半个月,这样集中完成了系列讲座后,我有整块的时间可以利用,他们慨然应允。
进入四月,我又踏上了《白雪乌鸦》的航程。这次的修改,虽然没有大动干戈,但为了更切合人物命运的发展,我对其中的个别情节设置,还是做了调整和更改。因为时间充裕,在语言上也是字斟句酌,反复打磨。这种不急不躁的润色,让人身心愉悦。
从我在港大的寓所到维多利亚港湾,步行一刻钟便到了。工作一天,我常常在黄昏时分,去海边散步。海面上除了往来的巨型客轮和货船,还有清隽的私人游艇;而海湾上空,常常有小型私人飞机掠过。然而我最羡慕的,不是豪华游艇和私人飞机,在我眼里,那不过是表面和刹那的繁华;最吸引我目光的,是海上疾飞的鹰!鹰本来是山林和草原的动物,不知什么原因,它们精灵般地闪现在维多利亚港湾。它们好像携来了北方的气流,每每望见它们,我都仿佛听到了故乡苍凉而强劲的风声,无比惊喜!我羡慕它们钢铁般的翅膀,羡慕它们可以四海为家,羡慕它们在天地间的那股傲然而雄劲的姿态。在维多利亚港湾,这些鹰无疑就是滚动在天上的黑珍珠,熠熠生辉!人们啊,千万记住,要是遗弃了这样的珍珠,就是错过了这世上亘古的繁华!
《白雪乌鸦》完成了,我踏上的那艘百年前的旧船,又沉入浩淼的松花江了。我回到岸上,在长夜中独行着。四野茫茫,世界是那么的寒冷,但我并不觉得孤单。因为我的心底,深藏着一团由极北的雪光和月光幻化而成的亮儿,足以驱散我脚下的黑暗。我愿意把这部作品,献给始终伴我左右的精神家园——“龙兴之地”。只希望它在接纳的一瞬,别像那头贪吃的猪埋怨我:“纠缠不清的家伙,又把肮脏的珍珠打过来了!”
内容简介
小说讲述了1910年到1911年哈尔滨东北鼠疫大爆发期间老城傅家甸人的常生活。这是日俄战争之后东北的一个小城区,俄罗斯人、日本人和中国人杂居一城,民族矛盾和文化融合渗透在五行八作的日常联系之间。这种日常联系,包括柴米油盐,包括买卖交换,包括生老病死,包括爱恨情仇。突然,鼠疫携带着浓重的死亡气息,幽灵般降临了。从老城的旅店开始,蔓延到家家户户,一座城瞬间陷入了恐慌。随着疫情的蔓延,“人的命变得比煎饼都薄”,死亡一时间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接着,整个城反而又在悲情中活泛起来了。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既然不可抗拒,不如安之若素,静等其变,甚至不如将日子过得更为风生水起。
创作背景
1910年至1911年秋冬之季的东北鼠疫,最早出现在俄国境内,后经满洲里蔓延至哈尔滨。这场由流民捕猎旱獭引发的灾难,到了1910年底,呈现出失控状态,哈尔滨的傅家甸尤甚。《白雪乌鸦》的故事就发生在鼠疫肆虐的傅家甸,讲述几户寻常人家在鼠疫来临后经历的种种悲欢离合。那个时期的傅家甸地区毫无生气尤如地狱一般。于是作者迟子建根据这一事件创作了《白雪乌鸦》来表达心中的祝愿和祝福。
主题思想
《白雪乌鸦》在表面上表现了灾难中的人们恐慌,但实际上却透露出人性的光辉是可以战胜一切困难的源泉,是人类生存的意义和希望。
由老城爆发的瘟疫中造成不断的死亡中显现出生命的脆弱,这种脆弱会让人们感到无助和恐惧,以致于傅家甸往日热闹的街市变得落寞,行人稀少、店铺关张,王春申家的店铺更是成了魔窟无人敢来。随着巴音、吴芬、张小前等人的相继死去,鼠疫彻底拉开了大幕。而在鼠疫的大范围袭来,死亡人数骤涨的境遇下,生命的脆弱却使人们有了比平时更强的凝聚力。人们不再惧怕死亡,他们开始吃肉喝酒,出游交谈,甚至相互问淡然地比较着自己预备的寿衣和棺材。在这座四处弥漫死亡的孤城之中,车夫、掌柜、算命的,这些平凡的甚至卑微的生命开始直面死亡,与瘟疫抗争。他们不顾自我生命的危险,绽放出人性的坚韧之美。傅百川在傅家甸的混乱时期打击不良商贩发灾难财,抵制物价上涨,在对抗鼠疫的过程中积极配合防疫生产口罩;周济主动将家里的点心铺改为为病患做饭的伙房,祖孙三代每日不顾被传染,别样的死亡书写的危险前往隔离区送饭;王春申与他心爱的黑马自愿拉起了逝者;经常来到傅家甸的俄国人谢尼科娃也号召更多人捐款。就连一向天真单纯不懂世事的喜岁,也在乌烟瘴气的街市间,在狂风暴雪的鞭打中,混成人了。鼠疫带来了一座城市的厄运,而恐慌中的人们却选择用坚韧的意志反抗,用微薄的力量去改变死亡。
无论灾难下的城市地图叙述还是人物出场与小标题结构式的人物群像塑造。这些仅仅是迟子建的叙事设计。因为无论是谁,能在那场灾难的历史记忆中葆有一分对美的信念和渴望,才是作家真正想要寻找和发现的。尽管在鼠疫来临时生命消逝的过程不过一夜之间,尽管也有如纪永和、翟役生、周耀庭等人物借鼠疫之灾大发横财的卑劣行径,但恒常生命在那段历史时空里的参差对照样态却更能打动人心。且以小说里写到的几位女性人物为例.她们面对情感与灾难的不同表现让我们看到作家内心深处的执著所在,那就是任何时候小说都万方数据只能是对苦难中仍存留在时光深处的诗意勘探。翟芳桂是小说里一位着笔较多的女性人物。这位昔日的妓馆头牌“香芝兰”与小说其他几位着墨较多的女性人物相比可谓命运多舛。自己喜欢的徐义德没有能力替她赎身,而粮店老板纪永和替她赎身只是起因于算命之人的一句玩笑话。嫁给这一吝啬鬼后却依然被丈夫逼迫以身体为其赚取钱财,即使是抓两把粮店里的杂谷喂喂家门口榆树上的乌鸦也要遭到丈夫的唾骂。而就在丈夫纪永和因罔积大豆需要钱粮时竟然以她为诱饵立下了典妻字据,最终丈夫死后翟桂芳与鞋匠罗扎耶夫走在了一起。可以说这位女性人物的经历足以让作家写一部中篇小说。
迟子建在二十多年的创作中,始终保持着一种均匀的创作节奏,一种稳定的美学追求,一种晶莹明亮的文字品格。”能在这沉重冷冽的寒风中写出一份希望,写出一份温暖。善于温情抒写的迟子建在《白雪乌鸦》中将一群普通的百姓置于这异常扭曲的环境之中,灾难之下人性的温暖更显得真实动人。这份温情犹如点点萤光,总能在傅家甸人们生活的细节中冒出头来。秦八碗为母尽孝自杀、金兰住进隔离区照顾儿子的亲情;王春申与黑马心有灵犀的友情;傅百川与于晴秀纯洁的爱情表现出人类最纯真美好的感情在这死亡之城中无声地绽放。在危难之中的人们相辅相成,面对随时到来的死亡仍能保持人性最根本的情感,带给读者超越死亡的更深层的触动。在迟子建的笔下,温情是在市民的日常生活中悄无声息地散发,它会是平民最朴实的言语和最日常的动作,这样的温情贴近人心,使人温暖。
人性之豁然在人们以坚韧、温情对抗死亡的同时,经历过生死离别的人们更多了一份豁然与宽容。在鼠疫得到控制,一切回归到往常,傅家甸人们众多的恩怨情仇,也随着笼罩城市的死亡乌云的散去而一并消解了。面对间接害死自己唯一儿子的翟役生,王春申选择忘记仇恨,再聚时也能够安然地在酒馆中邀请他同桌喝酒谈话。对妻子金兰与他人苟且生下的女儿,王春申想“这世上的糊涂事情多着去了,干嘛非要弄清她的身世,一旦想通了,也就把继英当自己亲生的了。”‘阮’于晴秀坦然面对一家三代丧命的事实,收留了同样无依无靠的胖嫂;继承了纪永和粮铺的翟芳桂无私的帮助了顾维慈;对于周家唯一的败类周耀庭,官府也念在周家的巨大贡献将其放出了监狱。灾难与死亡无疑给人们带来撕心裂肺的悲痛,但面对至亲的逝去,面对破败的家园,更需要的则是这样的一份豁然的心境。在坟场痛苦悼念的人们,搭帮结伙回城的路上,就不那么哀切了,他们讨论着粮食的收成、花布的种类和鼠疫英雄伍连德会得到怎样的奖赏。正如逝者长已矣,生者如斯夫,活下来的人们更应当忘记苦痛,积极面对生活,才是光明的开始。
死亡无法抹灭的生机对作家迟子建来说,死亡不是生命的终止,而是另一种开始。正如作家在《白雪乌鸦》后记中写道的:“我想展现的,是鼠疫突袭时,人们的正常生活状态。也就是说,我要拨开那累累的白骨,探寻深处哪怕磷火般的微光,将那缕死亡阴影笼罩下的生机,勾勒出来。”当傅家甸这场灾难性的鼠疫过去,烂漫的春光便将人间的囚笼给绽裂了,傅家甸又是焕然一新,生机重现。正是傅家甸人民的不屈与坚韧,他们的温情与豁然,才在累累白骨之上点燃了这份生机。小说的最终章“回春”中,冰天雪地的傅家甸换上了春装。一生命运多舛的翟芳桂终于熬出了头,在纪永和死后她继承了粮铺,按照陈雪卿的遗愿收养了陈水、接管糖果铺,并最终与疼爱她的罗扎耶夫成亲;傅百川的疯子老婆苏秀兰在鼠疫消散后又怀上了孩子;鼠疫夺去了于晴秀一家人的生命,但在一切风平浪静后给她送来了另一个可爱的仍叫喜岁的男孩,傅家甸的人们又重新过上了平和的日子。可以说,这本书不仅是要记述历史,谱写出生命的挽歌,更多的是想通过历史的再现向读者展现出死亡之下的人性光芒,以及在灾难后的可贵生机,作者想要写出的是“死亡中的活力”。小说的名称白雪乌鸦,从字面上来说这一黑一白的两个冷色给人一副苍凉荒芜的景象。但在书中乌鸦的存在并不是厄运的象征,它是陈雪卿心中的吉祥鸟,给于晴秀带来了奶水以哺育新的生命。如此看来,谁又不能说是乌鸦带来了万物复苏的元气,唤醒了这片皑皑白雪,唤来了生机。死亡会带走一个个无辜的生命,却无法抹灭人们想要生存的欲望。经历了生死后的傅家甸人,更能看到生命的可贵,在这片土地上绽放生机。
作者简介
迟子建,女,1984年毕业于大兴安岭师范学校。1987年入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联办的研究生班学习,1990年毕业后到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工作至今。1983年开始写作,已发表以小说为主的文学作品五百余万字,出版有六十余部单行本。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树下》《晨钟响彻黄昏》《伪满洲国》(《越过云层的晴朗》《额尔古纳河右岸》,小说集《北极村童话》《白雪的墓园》《向着白夜旅行》《逝川》《白银那》《“朋友们”来看雪吧》《清水洗尘》《雾月牛栏》《踏着月光的行板》《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散文随笔集《伤怀之美》《听时光飞舞》《我的世界下雪了》《迟子建散文》等。出版有《迟子建文集》四卷、《迟子建中篇小说集》五卷以及三卷本的《迟子建作品精华》。曾获得第一、第二、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等多种文学奖项。作品有英、法、日、意大利文等海外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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