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与迟子建的对比

2024-05-21 迟子建

　　对比，汉语词语，也叫对照，指的是把两个相反、相对的事物或同一事物相反、相对的两个方面放在一起，用比较的方法加以描述或说明的写作手法。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萧红与迟子建的对比，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对比1：

　　很多人在讨论迟子建的作品时，总喜欢提到萧红，这大约因为她们共同来自黑龙江，都是属于那片黑土地的骄傲，当然，也因为她们艺术风格上的某些相似性。在迟子建初登文坛之时，她就已经被联想到萧红。戴锦华认为，她的《秧歌》书写了一如《生死场》那般沉重、艰辛的边地生活。

　　随着迟子建文学作品的日益成熟，文学研究领域里关于萧红与迟子建之间比较的论文也成倍增长，研究者们不断地发掘着迟子建与萧红之间有联系的话题：都擅长以情动人，都追求小说散文化倾向;都喜欢童年岁月;都喜欢在一个母题内部不断开掘;作品中都有着某种带着露珠的轻盈;都受到萨满教的影响;写作中每时每刻都有黑土地和皑皑白雪的浸润……甚至还包括这两位小说家都喜欢用“空间”和“具象”的方式起名字，比如萧红的《生死场》、《商市街》、《呼兰河传》、《后花园》，而迟子建也有《额尔古纳河右岸》、《伪满洲国》等等。

　　萧红和迟子建都喜欢在作品中讨论生和死，尤其喜欢将“生”与“死”并置书写。在《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迟子建将各种各样的离奇的死亡进行并置，同时，她也写了人的活着：无常、吊诡、卑微、无奈。某种程度上，《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是迟子建的“生死场”，与萧红的《生死场》不同在于，它的整体脉络是清晰的和透明的，而在萧红的《生死场》里，人如蝼蚁般死去，生死是很寻常的事，有如大自然的轮回一般。萧红书写的是人作为“物质层面”的“生死”，迟子建则讲述了人在“感受层面”上的“生死”。

　　在萧红的世界里，人们对生和死的理解并不敏感，甚至很迟钝;但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不同，每一个死亡都令人震惊和触动——蒋百嫂在黑夜停电后凄厉地喊叫出我们这个时代埋在地下的疼痛;当“我”打开爱人留下的剃须刀盒，把这些胡须放进了河里，“我不想再让浸透着他血液的胡须囚禁在一个黑盒子中，囚禁在我的怀念中，让它们随着清流而去吧。”——情感是《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的经络，个人情感和悲悯情怀相互交织，叙述人最终使自己的悲苦流进了一条悲悯的河，她咽下了自己的悲伤，看到了另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世界上所有的黑夜中，都有哭泣的人群，她只是其中一个。也正是在此处，迟子建和萧红在某个奇妙的高度上获得了共振：她们都放下了一己之悲欢，将目光放得辽远。

　　对生死的不同认识表明，萧红和迟子建对世界的理解有很大差异。面对世界，萧红是“忍心”的，这一点与张爱玲很相似，从《生死场》开始，萧红的世界是“天地不仁”，即使是《呼兰河传》中写祖孙情与世间暖意，她也能在人间看到鬼魅，在繁华中看到荒凉，在盛景中看到末落。

　　迟子建则执著于“人生有爱”、“人间有情”，她以丰沛的创作实践一直在书写“温暖”和“爱”。迟子建的世界里永远都有温暖烛照，即使是身处最卑微之处，她也要倔强地为读者和自己点起微火：迟子建以自己对这块土地的热爱使读者相信这里的美好;以自己对世界的良善理解使读者相信人间的温良。由此出发我们会看到，同样书写哈尔滨的生活，两个人对世界温度的表现差别很大：萧红笔下的哈尔滨寒冷彻骨、饥寒交迫;而迟子建的《白雪乌鸦》中，即使面对罕见的瘟疫，哈尔滨也是有温度的，人们坚忍生存，互相取暖，有情有义。

　　从对“生死”、“冷暖”的敏感认识出发，萧红和迟子建相遇;也因为世界观的整体认知不同，两个作家又各自出发，各行各路，也各有各的精彩。这尤其体现在她们小说中共有的“放河灯”情节上。迟子建的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的最后，叙述人去“放河灯”，河灯里放着她的委屈、思念、爱情和祝福：“它一入水，先是在一个小小的旋涡处耸了耸身子，仿佛在与我做最后的告别，之后便悠然向下游漂荡而去。我将剃须刀放回原处，合上漆黑的外壳。虽然那里是没有光明的，但我觉得它不再是虚空和黑暗的，清流的月光和清风一定在里面荡漾着。我的心里不再有那种被遗弃的委屈和哀痛，在这个夜晚，天与地完美地衔接到了一起，我确信这清流上的河灯可以一路走到银河之中。

　　迟子建的放河灯里有深情、有祝愿，她看着河灯远去的视线，是从“这里”到“那里”，从“此岸”望向“彼岸”，由“人间”遥祝“天上”。而萧红的《呼兰河传》中放河灯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当河灯一放下来的时候，和尚为着庆祝鬼们的更生，打着鼓，叮咚地响;念着经，好像紧急符咒似的，表示着这一工夫可是千金一刻，且莫匆匆地让过，诸位男鬼女鬼，赶快托着灯去投生吧。……同时那河灯从上游拥拥挤挤，往下浮来了。浮得很慢，又镇静、又稳当，绝对的看不出来水里边会有鬼们来捉了它们去。……这灯一下来的时候，金忽忽的，亮通通的，又加上有千万人的观众，这举动实在是不小的。河灯之多，有数不过来的数目，大概是几千只。两岸上的孩子们，拍手叫绝，跳脚欢迎。灯光照得河水幽幽地发亮，水上跳跃着天空的月亮。真是人生何世，会有这样好的景况。”

　　完成《呼兰河传》时已经是1940年底，萧红的生命还有一年，她似乎是感受到了生命的大限。因而，这段放河灯里有对“人世”的留恋，更是对“世界”的离别，所以叙述人看“放河灯”的视角与迟子建正好相反：她是从“那里”看“这里”，从“天上”看“人间”，从“彼岸”望“此岸”。她看到了人们看到的，也看到了人们没看到的——男鬼女鬼，人间好景。在萧红的这个世界里，是人鬼相杂，是天地不明，是生死不分，这样的叙述视角，构造了《呼兰河传》中独有的暧昧、复杂的基调：彼岸里有此在，生中有死，故乡里有异乡，繁华里有悲凉。看似相似，实则有大不同——萧红和迟子建之间的差异，是作家世界观和审美观的差异，它最终导致了作品内在肌理和艺术气象的迥然相异，也因此，萧红成为了萧红，迟子建成为了迟子建。

　　萧红和迟子建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萧红和迟子建之间是影响者与承继者的关系吗?萧红和迟子建之间谁写得更好?这是今天许多研究者们乐于讨论和分析的话题，一如今天很多人讨论张爱玲和王安忆的关系一样。也许大可不必如此。作家之间的承继恐怕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复杂——世界上哪一个真正的优秀作家会永远走在他人身后?一个总是走在他人身后的作家又有哪个真的称得上优秀?一个优秀的作家，必须得有属于他自己的世界。

　　把萧红和迟子建，看成世界上所有优秀作家之间应该具有的关系也许更为恰切。借用余华在分析作家与文学史的关系时所言，“两个各自独立的作家就像他们各自独立的地区，某一条精神之路使他们有了联结，他们已经相得益彰了。”又或者说，具有优秀传统的文学史就像迂回曲折的道路，两端都是方向，人们经过萧红之后，可能会来到迟子建的车站;反之，人们经过了迟子建后，同样也会回抵萧红。没有谁超越了谁，每个作家都生活在大量优秀的文学传统中，她/他们各自都会“人尽其才”，构建属于他/她们各自的天地。

　　对比2：

　　（一）相似的童年成长经验

　　阿德勒曾说过：“幸运的人，一生都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童年时光总是让人记忆深刻，不管是幸福的童年，还是不幸的童年。因为童年是人生旅途的起程，也是精神世界的源头，童年就像影子一样追随人的一生。生活在东北那块黑土地上的萧红、迟子建有着相似的童年经历。

　　两位女作家的童年都是是孤独寂寞的。“我家的院子是很荒凉的。”这句话在萧红的《呼河兰传》中出现过多次，荒凉不仅仅是指家的荒凉，也是心的荒凉。迟子建从小远离父母，寄养在中国最北方的“北极村”里的姥姥家，在那里迟子建没有得到父母的爱，也没有许多同龄的小伙伴。在那片黑土地上，她们都感受到了孤独寂寞。

　　但上帝为她们关上这扇门的同时，也为她们打开了另一扇窗。没有得到母爱的萧红，却有慈祥而犹有童心的祖父的呵护与陪伴。童年经验让两位作家受用一生，这些美好的经历为两位女作家的人生和写作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注入了一种特殊的活力。

　　（二）不同的情感寄托

　　出生在同一片黑土地上的萧红和迟子建虽然有着极相似的童年回忆，但成人后不同的生活经历，以及社会的变革又使得她们对诗意人生的构筑在情感基调上产生明显的差异性。

　　萧红童年记忆中的快乐源泉来自于她的祖父和那座后花园。对年幼的萧红来说，祖父的爱犹如一束阳光，使她的童年生活温暖光明。祖孙间纯真的感情和童年生活的欢乐排遣了萧红现实生活中的孤独寂寞，也成为她心灵的慰藉。童年的回忆成了萧红历经坎坷人生后的灵魂栖息地，她通过细细品味童年那段与祖父一去不复返的美好时光来慰藉心灵。

　　虽然迟子建和萧红有相似的童年经历，但她们的出发点并不一样。萧红借追忆童年来慰藉现实，反思人生，而迟子建是通过童年的回忆来回避现实，追求精神家园。迟子建的童年生活犹如童话般，充满诗情画意，童年记忆中的土地成了她精神的家园。

　　相似的童年乐园，相似的童年经历，但带给萧红和迟子建的是不同的情感寄托。一方面是她们人生经历不同，另一方面是由两位作家所处的时代背景影响的。生活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中的萧红，反思生命的意义;处于社会进步中的迟子建，追求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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