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流传的《长恨歌》多种早期抄本，前面都有序，而中国本土流传的《长恨歌》却没有序，这一情况长期以来并没有引起国内学者的注意。本文在中日学者《长恨歌》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一些重要抄本和相关文献资料，对《长恨歌》与《长恨歌序》、《长恨歌传》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并在对《长恨歌》与《长恨歌传》流传情况考察的基础上，对《长恨歌传》的版本问题加以探讨。
《长恨歌》的流传主要有两个系统。一个是与《白氏文集》的总体流传情况相辅相成。《白氏文集》流传至今也有两个系统，一个是前后续集本，一个是先诗后笔本。前者比较完整地保持了白集编集的原貌，现存最早的本子是日本金泽文库所藏的卷子本，其中卷33末云：“会昌四年五月二日夜，奉为日本国僧惠萼上人写此本，且缘怱怱夜间睡梦，用笔都不堪任，且宛草本了，皆疏书之，内题内也。”[1]白居易卒于会昌六年(846)，故此本在其生前就传到了日本。白氏也知道此事，其《白氏长庆集后序》云：“其日本、新罗诸国及两京人家传写者，不在此记。”[2]而保存最全面的是日本那波道圆翻宋本刻印的本子，后传回中国，收录在《四部丛刊》内。先诗后笔本可以说是宋代以后白集在中国流传中产生的一次大变动，但这种变动只是整卷的移动，篇目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出入。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先诗后笔本是宋绍兴刊本，文学古籍刊行社于1955年影印出版。另外，保存较好的版本还有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马元调刊本。无论是前后续集本还是先诗后笔本，《长恨歌》前都附有陈鸿的《长恨歌传》。
另一个就是单独抄本流传系统。如日本的《弄花抄》有这样一段话：
唐刻本《长恨歌》多作“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今作“旧枕故衾”，或出于日刻本，姑且存疑。余谓《古文真宝》所载“翡翠衾寒”等语，系据唐刻本《白氏文集》第十二勘引之者，而“旧枕故衾谁与共”等语尤谐源氏之心。永正七年七月三日记之。
所谓“源氏”指紫式部的《源氏物语》。《源氏物语》是产生于日本平安时代的一部古典文学名著，其内容与《长恨歌》关系至为密切，有的是直接引用《长恨歌》故事，有的是化用《长恨歌》故事，如：
皇上看了《长恨歌》画册，觉得画中杨贵妃的容貌，虽然出于名画家之手，但笔力有限，到底缺乏生趣。诗中说贵妃的面庞和眉毛似“太液芙蓉未央柳”，固然比得确当，唐朝的装束也固然端丽优雅，但是，一回想桐壶更衣的妩媚温柔之姿，便觉得任何花鸟的颜色与声音都比不上了。以前晨夕相处，惯说“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之句，共交盟誓。如今都变成了空花泡影。天命如此，抱恨无穷。
这里的桐壶更衣，是指日本桐壶帝的妃子，受到桐壶帝的宠爱，更衣丧亡后，桐壶帝对她非常思念，故而《源氏物语》实模仿《长恨歌》表现其思念之情。可见《长恨歌》在日本已有单独流传，且受到了日本皇帝的深深喜爱。
因此，研究《长恨歌》必须利用日本的抄本资料，否则就不能恢复其真实面目。有关《长恨歌》的抄本资料，笔者已收集到三种：其一是日本正宗敦夫文库本《长恨歌》抄本;其二是六地藏寺藏本《长恨歌》并序;其三是日本平安镰昌时代的抄本。平安时代相当于中国唐代以后到南宋初期，所以是一个很古老的抄本，具有很大的文献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以上的三个主要抄本在《长恨歌》前皆有序，中国本土流传刊刻的《长恨歌》却没有序文。与白居易同游仙游寺的陈鸿写了《长恨歌传》，其中有这样的话说明原委：“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乐天自校书郎尉于盩厔，鸿与琅邪王质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相与感叹。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乐天因为《长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歌既成，使鸿传焉。”日本《长恨歌》抄本并没有将《长恨歌传》置于歌前，这是其与《白氏文集》本《长恨歌》流传的最大不同。以上这些情况，均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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