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王安忆说，《长恨歌》曾被改编成话剧、电视剧、电影等众多版本，自己最爱的是话剧版，但遗憾话剧版丢了一些朴素。下面是小编分享了关于话剧版的剧评，欢迎大家阅读!
《长恨歌》这是一曲女人的悲歌。
她以不变应万变的生活方式，永远罗曼蒂克地追求生活。在作者传神的叙写中，我透视时间隧道，在流动的画面中迷失：哪是此地，哪是彼地!无数代无数个王琦瑶在挣扎中幻灭涅磐又重生。红颜逝水，在所有岁月的打磨之后，存留的虽依稀，却绝对地面目全非。
这是只有女人才能读懂的故事。笙歌宴罢，月深人静，她是怎样一次又一次收拾起杯盘狼藉的心，稳住心性，无论明天怎样，在有梦无梦之间，在澄明和混沌之间：伸或张，梦或醒。
女人常常是这样的：年青时在绚丽虚荣的迷惑下，不知道想要什么，因为不甘平凡便选择冒险;而戏散后面对着空旷的灯火阑珊，才恍然：少女时代梦了那么久的期盼原来只不过是来不及回眸的一闪而过。而个中滋味是：创伤未愈时的鲜血淋漓，是结痂后无法释怀的一种比较，是走远了还想回眸，假定中还想拥有，是幸福不再的一种怆然。说到底，女人的生命太脆弱，脆弱得经不起一个玩笑或一种假定。
成年后，终于明白了婚姻的实质，相守的内涵。而等待后的邂逅，竟是那样一种变了味的安慰。正像席慕容诗中所写：“我不愿再见你，因为再见的已不是你，只是一些沧桑的岁月和流年。”无非是隔着岁月的风尘，依稀望见旧时模样。相处可以和谐而安定，是因为没有忘却和改变的那部分，而那无意中流露的陌生，便摧毁了那以青春流逝为代价的守候，依然守不住相守。而在心里，我多么希望可以这样诠释痴情的等候：“如果你所有的流浪都是因为我，我如何可以不爱你风霜的面容;若世间的悲苦你都已为我尝尽，我如何可以不爱你憔悴的心。”
错过春花，又错过秋月，不经意间已近暮年;设计了又设计，企盼了又企盼，最后终结在戏中的一个场景，一个情节。人生如戏，哪一场是戏内，哪一场是戏外!温泉水滑，芙蓉帐暖;恩爱情绝，天上人间。原来繁华过后是一梦!
短短的一生，长长的遗憾，在“华枝春满，天心月圆”之中，还是之外?何为满，何为缺?既然注定生有传奇，憾又何憾!悲莫悲兮!
咫尺之遥的舞台是个别样的世界
多年来，王安忆一直保持着本色：不说不愿说的话，不出席没兴趣的场合，好就说好，不好也直言不讳。昨天，当该剧导演苏乐慈请她到台上来时，她直接表达了心中的感受。她表示，《长恨歌》能再次回到舞台，实在是件非常让人高兴的事，“虽然这已不是我第一遍看她，但看到自己笔下的人物能活在舞台上，心里依然非常激动”。与此同时，王安忆也对记者表示，好作品必须经得起时间的沉淀，等今年5月份编剧赵耀民从加拿大回来时，一定要“抓”住他将剧本再改改。《长恨歌》修改的余地还很大，需要继续磨。
8年来，观众换过一拨又一拨，《长恨歌》在小说之外，分别以话剧、电影、电视、绘本的方式被反复表现。然而，对原著者来说，这个从舞台上跑出来的“孩子”，既熟悉又陌生，是新朋友又是旧相识，是今事又是过往，仿佛从头写又仿佛再次读。王安忆谈及，话剧作出了非常忠于原著的创作，并且增加了颇多的喜剧色彩，而以喜写悲是编剧赵耀民进行的颇具意味的二度创作。这得到了王安忆的赞赏：“这么一来起到了很好的剧场效果，使这么一个悲剧不显得沉闷;而以喜来写悲更显张力，这是改编成功的部分。”
有意思的是，在王安忆小说《长恨歌》结尾和话剧结尾都提到了鸽子。舞台上，王琦瑶被害，大幕落下，“鸽子照常从波涛连绵的屋顶飞过，花开花落。”这是旁白的声音。鸽子飞翔在城市上空，它们是见证者;谁又能说鸽子飞来飞去，每天在固定的地方画圈，不是带有一些绝望呢?在小说《长恨歌》里，散落着许多这般意味无穷的描写，赵耀民曾经说，王安忆是用一肚子的浪漫主义创造了一个世俗的世界。这些，对小说来说是翅膀，对话剧改编却是难题。
“怎样把言外之意做出戏来，编剧和导演都尽力了。”王安忆表示，“就像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莱特，我不敢说目前呈现的王琦瑶就是我心中的王琦瑶，但至少这个人物是站住的。她或许是苏导的王琦瑶，又或许是赵耀民的王琦瑶。其实，我并不十分在意它有没有完全地体现了我的小说，我的小说哪怕有一点点在舞台上立住了，我已足够高兴。”
王安忆钟爱戏剧是圈里出了名的。在剧场邂逅她的几率极高，她对戏剧那种小女孩般的憧憬和喜爱，多半来源于她的父亲。很多人知道作家王安忆的母亲是作家茹志鹃，但很少人知道她的父亲王啸平先生就是上海人艺的著名导演，曾执导过话剧《白毛女》《杜鹃山》，并且把《霓虹灯下的哨兵》第一次搬上了上海的话剧舞台。“我对剧场不陌生，小时候，父亲常领我去剧场，他工作的时候，我就四处转转，也有不少演员会到家里来玩，一起畅谈。”年幼时的耳濡目染，让王安忆始终对舞台充满感情。她说：“我非常关心话剧《长恨歌》的排演和演出，这是因为我非常喜爱舞台，我觉得舞台和我只是咫尺之遥，可它就已经是一个别样的世界。《长恨歌》写于20年前，当时的情景已成惘然，后来的生活覆盖了它。话剧又将它推到我的跟前，真是一个奇妙的相逢。”
这一版的遗憾是丢失了一些“朴素”
《长恨歌》的出现，来自于一段流言的存在——一个选美小姐出身的女人，死于非命。王安忆透露：“写《长恨歌》的时候，我只是感性地被她的故事所吸引，她的意义是在事后去回想的。有人问我，年轻时候的王琦瑶有没有梦想，我当时断然回答，没有梦想，她只有现实。后来我又想起这个问题，我依然坚持她没有梦想。只是，随着生活的进程，现实越来越变得像一场梦，她就成了梦中人，最后的结局就是梦醒。”
对于王琦瑶的扮演者张璐，王安忆给予了肯定。“她的进步是非常非常大的，8年前我的一个日本戏剧界朋友来看戏，看到张璐的表演觉得她太年轻了。他说，在日本，宁愿选一个年纪大的演员来演年轻的角色，这样更有把握。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看到了年轻演员的成长。如今的王琦瑶比8年前好得多。”
一场繁华上海的遗恨和旧梦，是被王安忆一点一点用非常日常的素材“堆砌”出来的。“朴素”是她反复跟记者强调的两个字。如果说有遗憾的话，她认为这一版丢失了一些“朴素”。但是，长恨不正在于“有些我们无法控制的变化在发生着吗”，对于有人说小说回避了许多现实社会中的重大历史事件，王安忆不认同。她说：“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生活的演变。我是个写小说的，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社会学家，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就应该表现日常生活。在这方面，话剧唯有比小说走得更彻底一些，这是话剧本身的特质决定的。”
每天早晨写作，下午阅读，晚上休息。王安忆就喜欢这样的日常生活，也爱着舞台上的不平常。这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如同她这个人，似乎是难以言尽的。在《长恨歌》再度演出的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她：“这一版与此前那一版相比发生了哪些变化?”王安忆的尖锐瞬间爆发，她说：“为什么非得关注变化?好的作品只需随着时间慢慢沉淀，我们对时间的态度为什么变得那么急促?我是写小说的人，我认为文学追求的正是那些永恒不变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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