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参研究

　　岑参的作品及其富有浪漫主义色彩，气势恢宏，想象及其丰富，雄奇瑰丽，奔放热情，满怀报国之情。

 

　　一、岑参生平研究

　　岑参生平研究在本世纪内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岑参旧无年谱，《新旧唐书》本传及历代传记类典籍对其生平事迹的记载亦甚疏略，1930年赖义辉撰《岑参年谱》，是为岑参第一个年谱，筚路蓝缕，功不可没。此后不久，闻一多先生《岑嘉州系年考证》、《岑嘉州交游事辑》又相继问世，使得岑参生平研究顿时豁然。此后，李嘉言在其师闻一多的指导下，又撰《岑诗系年》。到五六十年代，新的一批学者又将岑参生平研究推向深入了，曹济平的《岑参生年的推测》、陈铁民《岑嘉州系年商榷》，对三十年代岑参生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检讨。经过十多年的沉寂与冷落，从七十年代后期起，岑参生平研究又重新繁荣起来了，且至今而不衰。此中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陈铁民、侯宗义合著的《岑参集校注·岑参年谱》、孙映逵《岑参生年考辨》、胡大浚《岑参“西征”诗本事质疑――读岑参诗札记之一》、柴剑虹《岑参边塞诗系年补订》、廖立《岑嘉州编年考补》、孙映逵《岑参游河朔考辨》、孙映逵《岑参“西征”诗及有关边塞地名――与胡大浚先生商榷》、胡大浚《再论岑参“西征”本事――答孙映逵同志》、孙映逵《岑参边塞经历考》、张春山《岑参首次赴安西的时间及其背景》、廖立《唐代户籍制与岑参籍贯》、王刘纯《岑参交游考辨――阎防、杜位与严维》、廖立《岑参评传》、任晓润《岑参生年、籍贯考》、王勋成《岑参去世年月考辨》、廖立《岑参师友考》、刘开扬《岑参诗集编年笺注·岑参年谱》等。

　　综合以上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看出，本世纪岑参生平研究主要探讨了以下几个问题：

　　岑参的籍贯　关于岑参的籍贯，学界有两说：一谓江陵人，一谓南阳人。闻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证》谓岑参唐江陵(即今湖北省江陵县)人，其先世本世居南阳棘阳，梁时长宁公善方始徙江陵。诸书称岑为南阳人，盖从其郡望。此后陈铁民等撰《岑参年谱》亦同意闻说之考证。但此后学者中亦有人坚持“南阳”说，如任晓润《岑参生年籍贯考》就认为，岑参的籍贯应是唐代棘阳(今河南南阳)人;廖立《唐代户籍制与岑参籍贯》则从唐代户籍制的考察入手，论证岑参的籍贯当为“南阳”;刘开扬《岑参诗集编年笺注·岑参年谱》也认为，岑参“祖籍南阳棘阳，今河南新野县，梁时徙江陵，今湖北省江陵县，”似亦倾向于南阳说。

　　岑参的生卒年　岑参的生卒年史无明文，长期以来亦无确考，本世纪学界颇多异说：

　　1、赖义辉《岑参年谱》考证岑参当生于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卒于大历四年(公元769年)。

　　2、闻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证》则不同意赖说，通过详细考证认为，岑参生于开元三年(公元715年)，卒于大历五年(公元770年)，享年五十六岁;后来陈铁民《岑嘉州系年商榷》也同意此说。

　　3、曹济平《岑参生年的推测》也认为，赖说的错误较明显，但闻一多先生的证说亦有不足之处，他认为，岑参生于开元二年(公元714年)更为确切。任晓润《岑参生年、籍贯考》也持此说。

　　4、刘开扬《略谈岑参和他的诗》以为岑参生年最少应该比闻氏所定的后一年，即公元716年，至公元770年死去时为五十五岁。

　　5、孙映逵《岑参生年考辨》通过对岑参及第授官之年的考证，认为岑参应生于公元717年(开元五年)。

　　对于岑参的卒年、月，学界有三说：一为闻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证》所考的大历五年(公元770年)正月说;一为赖义辉《岑参年谱》提出的大历四年说，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则认为，闻一多的考虑还欠周到，经过他的推测，岑参应当死于大历四年十二月下旬。一为王勋成《岑参去世年月考辨》所云，疑参于大历十月左右即病逝于东归途中之船上，其地可能在嘉、戎一带，而非成都之旅舍。

　　岑参游河朔的时间　关于岑参游河朔的时间，闻一多在其《岑嘉州系年考证》中有较详细的考证，他认为，岑参于开元二十九年游河朔，春自长安至邯郸，历井陉，抵冀州。八月由匡城经铁丘，至滑州，遂归颍阳。陈铁民等《岑参年谱》则不同意闻说，认为岑参于开元二十七年游河朔。春自长安经古邺城至邯郸，复由邯郸抵贝丘。暮春自贝丘至冀州。四月由冀州抵定州。后到井陉。冬抵黎阳、新乡。

　　岑参“西征”本事及其他边塞经历　《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是岑参两首著名的边塞诗，对于此两诗的背景，闻一多认为是“天宝十三载冬破播仙之作”，此说为李嘉言《岑诗系年》、马茂元《唐诗选》、林庚、冯沅君《中国历代诗歌选》及其他一些选注本所沿用，影响较大。

　　陈铁民《岑嘉州系年商榷》提出此两诗与《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章》同指一事，似不妥当，然未作辨析。胡大浚《岑参“西征”诗本事质疑》从边疆历史地理的实际出发，对上述两家说法细加考察，认为闻一多将两诗系于天宝十三载封常清摄御史大夫之后固然是正确的，但把它同《凯歌六章》并列为征播仙之作，则显然不妥。胡文认为，常清之破播仙，当在天宝十三年冬末至次年初春，岑参乃作《凯歌六章》以颂之;而《轮台歌》、《走马川》所叙西征事，当在十三载九月，或十四载九月常清返京之前。在胡文发表后不久，孙映逵撰《岑参“西征”诗本事及有关边塞地名》与胡文商榷，孙文认为西征与破播仙是一役，闻说是确当的，岑诗中的“西征”即是征讨入寇吐蕃(而不是征回纥)，同时也是征讨吐蕃支持下的叛镇播仙;而且三诗所写地理位置亦合，在行军路线和地点上也无矛盾。胡大浚《再论“西征”本事――答孙映逵同志》再次强调“西征”与“破播仙”并非一役，且就二诗诗意的理解提出了一些与孙文不同的看法。

　　此外，孙映逵《岑参边塞经历考》一文将岑参两次赴西北边塞的经历作了考证，其中与闻一多《考证》、李嘉言《系年》及陈铁民等《年谱》多有不同。

　　岑参的隐居问题　岑参一生曾有几次隐居，对于其《感旧赋序》中所说的“十五隐于嵩阳”一句所指，闻一多认为，此乃指开元十七年(岑参十五岁)移居河南府登封县(太室别业)事，嵩阳乃是太室。陈铁民《岑嘉州系年商榷》则认为此句主要应指作者十五岁至二十岁左右隐于少室的一段经历。刘开扬《岑参诗集编年笺注·岑参年谱》则认为，当指其十五岁至二十岁隐于太室、少室两山事，不一定专指一处。另外，陈铁民此文还认为，岑参至晚于开元二十九年时已隐居终南，但这种隐居，乃是一面隐居，一面不断寻求出仕的道路。

　　岑参的交游 此类文章首推闻一多的《岑嘉州交游事辑》，后来诸年谱也都涉及到一些。八十年代后又产生了几篇考述岑参交游的论文，如王刘纯的《岑参交游考辨》、廖立的《岑参师友考》等。

　　二、岑参诗歌研究

　　岑参边塞诗综合研究　岑参的诗歌成就主要在边塞诗方面，故自本世纪初以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就相当多。

　　1927年，徐嘉瑞发表了《岑参》，此系本世纪第一篇专门探讨岑参诗歌的论文。文章认为，“岑参所表现的人物事实，都是最伟大的、最雄壮的、最愉快的”，“岑参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他终生不会说儿女沾巾的话，越是危险越是痛苦的时候，他越发得意”，“他感受到大沙漠雄壮的印象，由恐怖到了同情，这伟大的沙漠即是他的诗境”，“沙漠的伟大生命，即是这一个’宏壮的诗人‘的生命了”。1935年又产生了两篇专论，，一篇是孙仲周的《边塞诗人岑参》，另一篇是叶鼎彝的《唐代民族诗人――岑参》。其中叶文对杜确在《岑嘉州集序》中将岑参比估吴均何逊的说法不满，认为“岑参的诗实在另有他自己的一种特殊风格，不得属于任何一种家派。”他同意徐嘉瑞在《岑参》一文中对岑参诗风的评价，也认为“他诗中所表现的人物和事实，都是最伟大的，最雄壮的，最愉快的，好像万马奔驰，金鼓齐奏，十分震动人的耳鼓。”但是，他对岑参诗歌艺术和内容的分析，则远比徐文细致，他说：“岑参的诗，就形式方面而论，他是长于七言古诗的，这并不是说他其他的诗体做不好，实在是因为他那种热烈豪壮的情绪，不用那苍苍莽莽的一气呵成的七言古诗，是表达不出来的。”在谈到岑参诗歌的内容时，他又说：“他是用全付的精力来描写战争的。但是，他所写战争不是杜甫的兵车行和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等诗，专门诅咒战争的残酷，而是歌颂战争的伟大的。”“除了歌颂战争而外，还充分表现出许多异国的情调，所取的题材，如大雪，大热，大风，大将，名马，雄壮的音乐，雄壮的舞蹈。他所取这些题材，都是取战争为背景，风格境界都是一致的，他是取动不取静，取雄放而不取澹远。”“总之，他的诗境是动的，是阳刚的，是Sublime的!”

　　本世纪上半叶出版的一些文学史、诗歌史及一些唐诗论著中也有关于岑参诗歌的论述，如，胡适《白话文学史》认为，“岑参的诗往往有尝试的态度。如《走马川行》每三句一转韵，是一种创体。《敦煌太守后庭歌》也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并对古人把岑参比作吴均、何逊不以为然：“他们只赏识他的律诗”，“律诗固不足称道;然即以他的律诗来说，也远非吴均、何逊所能比”，如他诗中的一些白话句子“岂是吴均、何逊做得出来的吗”?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中册)云：“岑参诗辞意清切，回拔孤秀，悲壮豪慨，新奇挺拔。”“岑参诗句之新，不特记边塞异域为然，即如歌咏内地风物，也较其他诗人有不同的笔力。”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也认为“岑参是开、天时代最富于异国情调的诗人”，“他一边具有高适的慷慨壮烈的风格，一边却较之更为深刻隽削，富于奇趣新情。”。苏雪林《唐诗概论》则认为“岑参在同时一群诗人中可以说更能充分表现男性的一个”，“他有一种热烈豪迈的性格和瑰奇雄怪的思想，最爱欣赏宇宙间的’壮美‘，以及人间一切可惊、可怖、可喜、可乐的事物。而环境恰恰又成全了他。”

　　五十年代以后，人们开始用新的眼光来研究岑参的诗歌艺术。如刘开扬《略谈岑参和他的诗》在论岑参诗歌的内容时，就认为，他的战争诗表现了对人民的关怀，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就是其诸多咏怀诗中的悲叹和欢乐不完全为了他个人的遭遇，还有振兴王朝、关怀和希望改善人民生活的积极倾向。在论及岑参诗歌的艺术性时，该文认为其七言古诗独特的体制，“很可能采取了北方民歌的形式”;对于岑参诗中的奇语，他认为，“这些奇语的产物由于岑参的创作方法常常是浪漫主义的，他用想象、夸张的手法把所要描写的事物突出地表现出来，这就加强了它的新奇和感人的力量。”而且，“岑参如果不是亲身去到西北边疆，并深刻地观察了当地的风光，特别是体验了将士们的将士们的战斗生活，他就不能写出这些奇语来的。”因此，作者认为，“谈岑参的诗除了注意他的夸张手法和通俗之外，更要注意他的生活体验和他的艺术实践，他是善于把现实主义的方法和浪漫主义的方法结合起来的。”陈贻焮《谈岑参的边塞诗》也认为，岑参的诗歌之所以在当时就受到各族人民的喜爱，“当然主要取决于他诗歌中所洋溢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和他高超的艺术造诣，但是，和他的作品丰富多彩、别开生面地描绘出祖国的壮丽景色，反映了英勇豪迈的边塞生活，也是有一些关系的。”在引用殷璠所说的岑参诗歌“语奇”、“意亦造奇”的特点，以及杜甫说岑参兄弟“好奇”的性格之后，作者认为，可见语奇意奇又与他的性格“好奇”有关， 但是“好奇”却不能理解为猎奇。“爱好新奇事物，向往新的天地，不避艰险，乐意过战斗生活，这才是他’好奇‘性格中最本质也最珍贵的因素。”

　　当时还有一些讨论岑参诗歌思想性的文章，如赖寒吹、林楠《岑参诗是歌颂武功的吗?》针对黄兰坡《评岑参的〈白雪歌宋武判官归京〉》和陆侃如、冯沅君《中国文学史稿》等认为岑参的诗是“歌颂战争”、“歌颂武功”的说法进行商榷，该文认为，首先，岑参诗在描写战争方面的数量是不多的，且多为咏物抒怀之作;其次，从其直接描写战争的诗篇的内容看，也很难认为他是“歌颂武功”的，“只能认为他是以真实而客观的态度，记录和描写了当时边疆景物及士兵的生活情形。并以一个诗人的正义感，对他所认为的不义的行为加以非难和讽刺。”针对马茂元《唐代诗人短论》中对岑参的批评：“他能从极端惊险而艰苦的战争环境的描绘来表现出一种积极乐观的精神，给人以鼓舞。可是他对当时战争的性质却缺乏深刻的认识。虽然他也写到一些战地阴森悲惨的景象，但军中生活的不平，广大士兵对统治者穷兵黩武的反抗，以及他们所表现的厌战情绪等复杂的矛盾的心情，在岑参的诗篇中很少反映。”高海夫在其《岑参边塞诗的思想性》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首先具体分析了当时战争的性质和意义，认为不能完全以战争的性质来定作品思想性的好坏，然后他又认为，如果岑参也能像高适那样“对战争的积极意义予以歌颂，同时又揭示出它的阴暗面、罪恶面”，“将会更好一些”，但是，“如果因此就不敢正视他对某些战争的胜利的歌颂和对那些英雄人物的礼赞，甚至贬低、否定这样作品的积极意义，那恐怕也是不妥当的。”

　　除此之外，当时出版的一些文学史关于岑参诗歌的论述也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值得注意。如游国恩等编著的《中国文学史》认为“岑参的诗歌，以慷慨报国的英雄气概和不畏艰苦的乐观精神为其基本特征”，但“缺乏高适诗中那种对士卒的同情”，又云：“岑参的诗，富有浪漫主义的特色：气势雄伟，想象丰富，色彩瑰丽，热情奔放，他的好奇的思想性格，使他的边塞诗显出奇情异彩的艺术魅力。”而且他的诗，“形式相当丰富多样，但最擅长七言歌行。有时两句一转，有时三句、四句一转，不断奔腾跳跃，处处形象丰满。”再如，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也认为岑参的边塞诗比高适的诗“更为丰富多样”，而且，比较说来，“高适的诗悠扬婉转，在浓厚的抒情以为中，表现了奔放的气势和慷慨激昂的精神。岑参则急促、高亢，以奇峭而俊丽的风格，描绘了边地光怪陆离、变幻莫测、瑰奇壮丽的风光，高适显然不及岑参，岑参是边塞诗人中最卓越的代表者。”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则认为岑参早期的诗写得是多么美丽、多么悠闲，而他后来的边塞诗，则因西陲“同中原绝异的景象，给他一种新生命新情调”，“他的心境与诗境，都由此展开，欢喜采用自由变动的长歌体裁，去表现自然界的伟大与神奇，和战争生活中壮烈的场面”，“他的诗富于幻想色彩和夸张手法，善于运用乐府民歌的精神，铸熔创造，驱使着清新奇巧的语言，去描写塞外的风光与艰苦的战场生活，形成未曾有过的险怪雄奇的风格。”

　　七、八十年代以后，人们对岑参边塞诗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的研究虽然仍在继续，但进展很有限，稍具特色者有卢苇的《岑参西域之行及其边塞诗中对唐代西域情况的反映》、柴剑虹《岑参边塞诗和唐代的中西交往》、苏者聪《岑参是浪漫主义的边塞诗人吗?》、陶尔夫、刘敬圻《盛唐高峰期的西部诗歌》、吴宗渊《岑参边塞诗的音乐美》、陈刚《试论岑参的边塞诗对陆游的影响》等。

　　相比较而言，倒是这时人们对岑参边塞诗中地名的考释成绩突出些。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有：王友德的《岑参诗中的轮台及其他》、柴剑虹的《“葫芦河”考――岑参边塞诗地名考辨之一》、柴剑虹《“桂林”、“武城”考――岑参边塞诗地名考之一》、柴剑虹《岑参边塞诗中的“阴山”辨》、柴剑虹《岑参边塞诗地名考辨》、柴剑虹《岑参边塞诗中的破播仙战役》、孙映逵《岑参边塞诗地名考释四则》、陈铁民《也谈岑参诗中的“冰片”》、廖立《岑参边塞诗地名考补》等。

　　岑参其他诗歌研究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视野更加开阔了，不再局限于研究岑参的边塞诗，他们开始对岑参的山水风景诗和诗歌体式进行研究。

　　刘朝谦《岑参的蜀中写景诗》认为岑参的写景诗在唐代诗坛也能独树一帜，岑参在蜀中所写的五十多首诗中，写景诗占了很大的比重，集中反映了岑参创作晚期――蜀中时期的艺术成就。文章还分析了这些写景诗的艺术特点：首先表现在题材的广泛和情景的水乳交融;还具有想象丰富，表现手法奇特的特点;风格神秀豪放;有一些诗很有兴寄。颜邦逸《岑参早期山水诗的艺术特色》也认为岑参的山水诗从量上看，相当可观(80多首)，从质上看，也很出色。他认为其早期山水诗部分地表现为以清静、恬静的境界否定恶浊、喧嚣的俗世，大量地表现为对瑰奇境界的追求。而且，他并不将自己融于山水悠缓的节奏;而是在对山水的诗化中再现积极、热烈、英气勃勃的自我。文章最后还认为，其早期的山水诗是边塞诗的前奏，他早期山水诗所追求的东西，正是后来边塞诗取得的东西。苏雨恒《盛唐自然景物诗的开拓者――对岑参诗的全面认识和评价》也认为，在岑集中，数量既多、用力且勤，又取得了最高成就的当首推艺术地再现山水风物的诗篇。早期和入蜀期间诗作的突出成就无疑在于写景诗，即以因此被称为“边塞诗人”的塞上诗作而论，作者描写的重点亦不在边境战争及由此引起的一系列社会内容，而是奇异的塞上风物。孙映逵《岑参山水景物诗》也对人们一直称岑为边塞诗人，湮没其在盛唐山水诗创作中的地位表示不满。他认为岑参的山水景物诗风格多样，浓淡各异，有他自己的面目：“清丽”。岑参的山水诗中那种淡画式的清丽，随意点染，酷似小谢风韵;但岑参的诗流丽而不平弱，笔势健举，气宇轩昂，又表现出唐人的魅力。文章最后认为，其成就为王、孟之亚，其诗风之多样、色彩之纷繁，在盛唐山水诗人中仅次于王维。葛晓音的《山水田园诗派研究》也对岑参的山水田园诗作了比较详细、深入的研究，作者认为，“岑参性耽山水，常怀逸念，不但在多处置过别业，而且在虢州、嘉州任上，以仕为隐，纵情游赏”，“因此他的山水诗数量之多，唯王、孟可比。”“早年风格也有近似孟浩然处。一部分作于终南山和缑山别业的五古，主要是以叙述自己爱好幽赏的心迹为主，在罗列著书作文、访道寻僧、追逐渔樵的生活情趣之时，插入一些山水描写的片断，章法自由多变，并无一定格式，但随情兴所至。还有相当一部分山水诗，作于行役途中，则一般采用前半首模写山水，后半首怀念亲友的结构。”作者还通过对岑参山水作品的具体分析，看出岑参构思“用心良苦”的特点，并且认为：“其边塞诗的 ’奇丽‘，主要体现为以朴素平易的形式表现出生活本身的瑰奇;而其山水诗则相反，是用创意造奇的构思和手法表现人们所熟悉的山水幽致。”该书最后总结说：“岑参的创作高峰在天宝年间及安史之乱以后，加上他’奇造幽致‘的特点，其构思和表现手法已在不少方面开出中唐印象派的端倪。而王孟诗派则是以总结和发展陶谢的艺术经验为基本特色的。因此岑参与王维虽是同时代人，但从山水诗表现艺术的发展来看，他们之间的差异却带有界划时代的意义。”

　　另外，还有一些文章专门探讨了岑参的七言古诗的艺术成就，如张学忠的《试论岑参七言古诗的艺术风格》、王锡九的《论岑参的七言古诗》等。其中张文对岑参七言古诗的风格演变进行了描述，认为岑参早期的七言古诗较多地是采用短小的形式，运用浅显质朴的语言，写得婉转流畅，达到了一定的艺术水平，但“雄壮奇丽”的风格还没有形成。这种风格是诗人两次出塞、在长期的军旅生活和创作实践中才逐渐形成的。诗人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回到朝中所写的七言古诗虽然仍采用了与早期相同的那种比较短小的形式，只不过也同样带上了诗人这个时期比较消极的思想的阴影。语言平淡浅易，富有民歌情调。另外，文章还探讨了岑参七言歌行用韵的特点，七言古诗在语言上“奇”的特点等。王文分三个阶段分析了岑参七古风格的变化;作者还具体分析岑诗“奇丽”的总体特征。对于岑诗中的五、七言相杂的句法特点，文章指出：“这样的体式，其特点是五言句和七言句在诗中担负的任务不同，所起的作用也不一样，使得诗情巧于变化。这种变化不需要关联、过渡，而依靠句式的变换径直转折，拗峭健拔，戛戛独造。”文章还指出，岑参在诗歌语言的通俗化、重叠复沓的表现手法和“三三七”句式的运用方面，“实开中唐诗坛向当代民歌学习，吸取民间创作的长处的风气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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