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叙事结构特征

2024-11-06 边城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排名第二位，仅次于鲁迅的《呐喊》。它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纯爱故事，展现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由于《边城》的美学艺术，《边城》这部小说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

　　《边城》成书于1931年，那正是沈从文爱情事业双丰收的季节。1931年社会虽然动荡不安，但总体上还是稍显和平，这个时候中国有良知的文人，都在思考着人性的本质，沈从文自然是走在前沿的，于是，他希望通过自己对湘西的印象，描写了一个近似于桃花源的湘西小城，给都市文明中迷茫的人性指一条明路。人间尚有纯洁自然的爱，人生需要皈依自然的本性。

　　中国传统小说多重视故事的讲述与结构的营造，现代作家沈从文的系列“湘西小说”，对于故事情节的叙述亦颇具特色。例如，沈从文在他的小说《边城》中，用简洁质朴的文字描绘湘西人民种种生命形式，寄寓了作者对民间文化、乡土文明、乡下人性的探索和认识，以及对理想人生的赞美与追求，为现代文坛筑起了一个神奇优美的“湘西世界”，而且在继承古典小说叙事方法的基础上，又有了一定的突破，形成了小说自身独到的多重叙事结构特征。例如，古典小说中的重复多为情节上的重复，而沈从文则重视事件场景、语言和某些象征性意象的重复。这种叙事策略既可以取消读者对小说内容的陌生感，又进一步深化了小说主题。从艺术上讲，《边城》作为沈从文的代表作，它从本质上整体地体现了作家的文艺理念和艺术追求。关于《边城》的结构，汪曾祺先生曾经说过：“《边城》的结构异常完美。”那么，这种“完美”又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呢?有鉴于此，本文专就此小说《边城》中的叙事结构特征略加剖析，借以观照沈从文小说创作艺术特质之一隅。

　　首先，在情节的构筑上，《边城》运用了重复叙事的结构模式。众所周知，传统的小说是讲究叙事的，而沈从文小说的创作却往往突破原有的情节叙事模式，淡化情节，强调感情的渗透，注意凝结诗意。加强作品的含蓄性，扩大了小说艺术表现空间。表现在小说《边城》中，则尤其十分重视事件场景的重复，以此来增强小说的诗化意蕴。简言之，事件场景的重复是沈从文《边城》中惯用的叙述模式，比如端午节赛龙舟的场景重复出现了三次：第一次描写翠翠在端午节的龙舟赛会上与爷爷走散，遇见了船总顺顺的二儿子傩送，傩送派人将翠翠送回家，两人在相处中彼此产生了朦胧的好感;第二次，翠翠为了不能忘记上个端午节遇见傩送的“甜而美”的经过，又同祖父到城边河街上去看赛龙舟。天突然下了雨，为避雨，祖孙两人到船总顺顺家，没有见到傩送却遇上了大老天保，这就为日后兄弟两个去碧溪姐唱歌埋下了伏笔。端午节场景第三次出现时，翠翠还一直“温习着两次过节、两个日子所见所闻的一切，心中很快乐”时，听闻傩送要娶有碾坊陪嫁的王团总女儿。这对翠翠来说无疑是一个坏消息，因为她对傩送的爱情已经在不知不觉中生长了。于是当傩送与翠翠热情打招呼时，翠翠“当真仿佛觉得自己是在生一个人的气，又像是在生自己的气”。作家通过这三个相似的端午节场景记录了翠翠与傩送感情发展的不同阶段，这既是作家将自己的人物安插在写意的风景画里的一种策略，又十分巧妙地挑战了中国自古以来简单重复叙事手法的不足。

　　重复叙事结构还体现在小说中出现的三次死亡事件上。这三次死亡事件看起来是孤立的，实则有深层的内在联系，有一种潜在的因果关系。这三次死亡事件的总根源是翠翠父母的自杀身亡。翠翠的母亲和一个军官恋爱，但却不能自由地结合，于是双双殉情而死。他们最终选择死亡乃是维护生命的尊严，死亡是他们自主选择的一种生命方式。沈从文把他们的死亡极度诗意化，在诗意的氛围中展示出一种理想的生命形式与人性形态。翠翠父母的死产生一种悲剧性的连锁反应。老船夫不得不承担起抚养孤维的责任，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把翠翠交给一个可靠的人”，对翠翠的婚事总是犹豫、小心，以防女儿的悲剧在翠翠身上重演。老船夫的这种谨慎又导致天保遇难身亡，天保之死又导致傩送出走，最终自己也抱憾离开人世。死亡事件通向《边城》的深层意义结构，具有整体象征的意味，彰显出边城的理想生命形式及其无可挽回的悲惨结局，由此形成了《边城》田园牧歌与悲剧挽歌的双层结构。

　　其次，围绕翠翠的爱情这一主线，以时间顺序展开叙述，其间穿插着另外两条线索，尽管故事并行交错，但其脉络十分清晰，使得小说的情节更生动、丰富。翠翠的爱情故事是小说的主线，几乎贯穿小说始终，以时间顺序展开叙述，脉络清晰。此外，围绕翠翠的爱情，小说还叙述了翠翠母亲的爱情故事，天保兄弟的爱情故事等。纵观其文，小说本身是从翠翠母亲的故事开始的，翠翠母亲的爱情故事发生于15年前，美丽、多情、善唱山歌的母亲，认识了一个唱歌第一名的茶峒军人。两人在白日里对歌，很秘密地背着忠厚的爸爸发生了暧昧关系。有了小孩子后，这位军士不便逃走毁去做军人的名誉，服了毒殉情;翠翠母亲没有离开孤独的父亲远走的勇气，羞惭、怜悯地仍守在父亲身边。小孩生下后，她到溪边喝了许多冷水死去，最终也为爱情殉情。这个故事基本上采取的是倒叙方式，通过老船夫的讲述来呈现，前后并不连贯，脉络忽明忽暗。这两条线索通过老船夫而交织起来，形成对照关系。如老船夫不仅常在与翠翠谈话时说到死去的翠翠母亲，给翠翠讲述母亲的故事，而且常常产生一些相关联想：“翠翠的母亲，某一时节原同翠翠一个样子。”“假如翠翠又同妈妈一样。”“他有点忧愁，因为他忽然觉得翠翠一切全像那个母亲，而且隐隐约约便感觉到这母女二人共同的命运。”

　　天保兄弟的爱情故事虽然也是以时间为顺序叙述，基本上与翠翠的爱情故事相并行发展，天保、傩送兄弟情深，都是当地的优秀小伙子，两人都爱上了翠翠。天保先是托人说媒求亲，不成后与傩送商议夜里同去唱山歌向翠翠求婚，自知自己唱不过傩送，便主动退出，远走闯滩不幸而死;傩送不仅向天保表明自己喜欢翠翠，同意与天保一起夜里唱山歌向翠翠求婚，而且在面对渡船、碾坊的选择时，不顾父亲的阻扰，最终选择了渡船;但最后因天保的死而心怀内疚出走他乡。久久未归。当然，相对于翠翠的塑造而言，傩送的碾坊故事是通过人们的议论而呈现，兄弟两人夜里唱山歌是补叙的。换句话说，相对于翠翠的爱情故事，线索并不明晰。这三条故事线索时而并行、时而交织，最终以翠翠等待傩送归来而结束。不仅使翠翠的爱情故事丰富、曲折，而且使小说的情节更生动、丰富，显得尤为精致、完美。关于这一点，与沈从文的艺术审美追求是相一致的，这正如沈从文自己所说：“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的理想的建筑。”由此可见一斑。

　　最后，从小说对主人公的命运安排情况来看，和沈从文其他“湘西小说”一样，《边城》一文在这方面同样采用了圆形循环的结构模式。《边城》里的主人公翠翠的命运，对圆形循环结构模式的运用极为到位娴熟。在作者的笔下，天真美丽的翠翠生活在茶峒山城一里外的小溪边，与看渡船的爷爷相依为命。这时候的翠翠处在命运的原点位置上。翠翠在无忧无虑的状态里幸福度日，在端午节的龙舟赛上，偶遇船总顺顺的二儿子傩送并且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傩送的哥哥天保也爱上了翠翠，命运的发展开始出现了新的变化。兄弟两人约定按照当地的习俗，在月夜里到溪边山上轮流唱歌，由翠翠作决定。在翠翠方面，她爱老二傩送，不爱老大天保，所以天保无望之下驾船离开，事情似乎刚有了一些起色，天保却不幸淹死了。这时候，翠翠的命运处在转折点上，傩送也因为哥哥的死而选择了离开，于是也驾船外出了。在一个电闪雷鸣的晚上，与翠翠相依为命的爷爷也离开了人世，孤苦无依的翠翠又颓废无奈地回到了原点，在原来的地方等候那个人……命运在绕了一个大圈子之后，最终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

　　主人公翠翠命运的这种圆形循环，与其母亲的命运是一脉相承的。《边城》第一章里，作家便讲述了翠翠母亲的故事：十七年前，她同一个屯防军人唱歌相熟后，便发生了暧昧关系。有了小孩但又结婚不成，军人便服毒自杀了，她生下翠翠后，喝冷水死去。后来，翠翠母亲又多次出现在文章中，而且一次比一次清晰地指向那个似乎难以逃开的阴影——翠翠将步母亲可怜命运的后尘。不论起点和终点的处境是多么惊人的相似，但是在主人公命运旅行的途中，心境却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无论是翠翠的命运，还是翠翠母亲的命运，都在重复着这种圆形的命运循环模式。用小说中的话来说：“翠翠的母亲，某一时节原同翠翠一个样子。”“假如翠翠又同妈妈一样。”“他(指爷爷)有点忧愁，因为他忽然觉得翠翠一切全像那个母亲，而且隐隐约约便感觉到这母女二人共同的命运。”她们一代又一代重复着悲痛而惨淡的人生，却找不到摆脱这种命运的途径。

　　另外，从艺术特质角度来看，小说《边城》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双重结合，这就使得《边城》的叙事结构具有诗化的特点，并且呈现出结构的散文化倾向。“21节，一气呵成;而各节又自成起讫，是一首一首圆满的散文诗。”《边城》打破了情节结构模式的惯性。强调主观的抒情成分，把故事情节以外“情调”的渲染作为整篇小说的结构中心，事件本身并不具有必然发展的因果联系，不再讲究故事的有头有尾起承转合，不再追求情节的连续性、完整性，在小说中忆往述怀的情绪串起细碎的片段，运用诗化、散文化的情绪结构形态，使结构跳跃变化多端，呈现出开放性、多元性。小说讲述事件、介绍人物的目的是为了营造一种意境，渲染一种恬淡平和的氛围。沈从文用很多的篇幅来写风土人情，自然风光、小镇的环境，营造出一种古朴恬淡、温馨和谐、淳厚朴素的文化氛围。用自然原生态的“湘西叙述”，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静静流淌的辰河水、矗立百年的吊脚楼、闲坐街旁的老人、沉寂肃穆的古城墙、平整无语的石板路，等等。这些自然景物与人文景物，反映出人与自然契合的一种完美的生存状态，这就使得《边城》展现出来的生活既是真实的，同时又具有了理想化的成分，是一种理想化了的现实。换言之，小说的叙述并非写实而充满写意，不追求表现客体的逼真，而突出主客体相契合的某些特征，形成了象征性的叙述。作者用贴近生活的淳朴人性和古老习俗的描写来取代情节故事性的冲突，将带有浓郁抒情色彩的纯朴自然风物、人情世态、地方文化，通过精英化处理，俗事雅化，人物纯化，形成情调，融入意境，构成了民间理想的象征，而形成独特的诗化小说。

　　《边城》寄托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处处闪耀人性光环，然而它却构筑了一个悲剧的结局。小说中，生活在纯自然的状态下的湘西人，处处受命运的摆布，有着一种难解的凄凉。或许正是这种悲凉，才使得《边城》的叙事结构特征显出如此多样化的特质，在中国现当代文坛上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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