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创造了沈从文,还是沈从文创造了“边城”

2020-09-17 边城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而沈从文也因为《边城》而在文坛声名鹊起。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边城”创造了沈从文,还是沈从文创造了“边城”。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边城”创造了沈从文,还是沈从文创造了“边城”

  摘要:“艺术作品究竟是被发现的还是被创造的”是艺术哲学的重要命题之一,本文从“原型说”入手结合作家沈从文的创作历程及其代表作品《边城》探讨这一话题。苗族人的“集体无意识”固然给了沈从文无穷的创作灵感,这在他的众多优秀作品中均有体现。但集体性的历史积淀并不是无意识地作用于艺术品,而是通过艺术家有意识地创造体现在艺术品中的。

  关键词:原型说;集体无意识;沈从文;边城

  一、艺术品是被发现的还是被创造的

  “《边城》创造了沈从文”这一假设成立的前提是“《边城》”这部作品自身是自在而为的,也就是说《边城》是先于沈从文而在的,是被沈从文发现而不是创造出来的。这也就涉及到了“艺术作品究竟是何以产生”这一问题。关于这一问题,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艺术作品是由艺术家创造的;第二种观点认为,艺术作品是先在的,艺术家“发现”而非“创造”艺术品,这种观点即是艺术品的“先在说”。

  (一)“先在说”的理论基础

  “先在说”的基础是柏拉图的哲学理论“回忆说”,后人将其称为“原型说”。人们最早大都是从心理学家荣格的理论中认识“原型”的。事实上,“原型”一词并不是荣格的创造的,荣格曾指出,“‘原型’这一术语早在斐洛•犹大乌斯时代便出现了”①。而斐洛的“原型”思想则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哲学。在柏拉图《裴洞篇》中,就有一段关于人类知识来源的论说,也就是“回忆说”。按照他的看法,人们看到一件事物时必然会想起与它类似或相等的事物,而这相等物就是回忆,这种联想和回忆是人们获得知识的唯一方式。假设这个说法是对的,既然知识是先于人而存在的,那么《边城》这个文本也是先于沈从文而存在的,沈从文便是因为“回忆”或者说 “发现”了《边城》而得以名声大噪,如此一来,《边城》创造了“沈从文”这一说法就得以成立了。

  (二)“先在说”的缺陷

  “原型说”是“先在说”的基础,倘若我们能够成功的指出“原型说”的缺陷,也就推翻了“先在说”的理论基础,便能证明艺术品不是“先在”的,而是需要“被创造”的。

  正如苏格拉底所说,“只要一件事物的视觉给你带来另一件事物的知觉,不管它们类不类似,就必定是回忆。”②这句话本身并没有错,人面对一件事物,必然或多或少会有一定的想法。而这些想法必然都是回忆,因为就一个人而言,他只能想起他已经知道的东西。但这并不能说明我们的知识来源于这种联想和“回忆”。这种“回忆”并不是先在的,而是人们通过后天经验和学习经历而得知的。一个对沈从文略有了解的人看到《边城》时会“回忆”起沈从文,可若是他没有读过《边城》,难道能够可以通过柏拉图所说的“回忆”知道《边城》讲述了怎样的故事么?

  另一方面,从“回忆说”本身来说,这个说法的提出就是有问题的。在《裴洞篇》中,苏格拉底提出“回忆说”是为了论证灵魂是先于人的身体而存在的。然而,这段论证却是以“人是在出生之前就获得这种回忆中知识”而结尾的。也就是说,“回忆说”的目的是为了证明“灵魂先于身体存在”,而它又不得不以此为“前提”,如此一来,它们是在“互为前提”的基础上才能成立的',这只是一个循环论证,它们谁也证明不了谁。

  二、“集体无意识”的“原型”

  前面我们否认了“先在说”,但这似乎只能说明“《边城》”不是先在的,而是“被创造”的,却并不能证明是被沈从文而非前人创造出来的。在20世纪初的西方思想史上还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艺术品并非人们所知的作者创造出来的,而是历史积淀的结果,这种观点的代表是荣格。荣格把“无意识”分为“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并且认为“个人无意识”有赖于“集体无意识”,而后者是非个人的、非后天的,而是与生俱来的。

  (一)集体

  荣格认为“集体无意识”存在于所有社会人的意识之中,具有“普世性”,“它在所有人身上别无二致”③。然而,在分析歌德与《浮士德》时,荣格说,“《浮士德》触及了每个德国人灵魂中的某种东西”。④这也就是说,这里所指的“集体”是德国,而不是世界,这与“在所有人身上别无二致”的说法显然不符。由此可见,对于“集体”的定义,荣格自己也并不十分清晰,甚至是自相矛盾的。

  以沈从文为例,沈从文《边城》中流露出的湘西风俗和苗族特质而言,的确应该是适用于每一个湘西人的“集体特质”。然而湘西苗族的民族积淀并不是沈从文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从内容上讲,仅有苗族的历史积淀是远远不够的。20世纪20年代,沈从文有很多军旅题材的作品,该题材的出现与他个人的生活经历有关,而这些个人经历并不是苗族人共有的。如果非要用“集体无意识”来分析这些作品,怕是要把这个“集体”换成“从军者”而非“苗族”了。那么“集体”究竟是指什么,是种族、民族、还是地域?既然“集体”概念难以确定,这就证明“集体”之外,另有其他“非集体”的因素影响着艺术作品的创作,比如,作者个人的人生经历等。

  (二)无意识

  如若“原型”是存在的,它究竟是“无意识”还是“有意识”地影响创作者呢?荣格认为《浮士德》等作品中的重大幻觉经验掩盖了作者个人的爱情经历,这种神秘的“集体无意识”支配了艺术家的创作。沈从文的《边城》恰好就是一个爱情故事,在这样一个故事中也有所谓“集体无意识”的因素,但这些却并未掩盖爱情的主题,作者个人经历也在作品中有明显的流露。以“翠翠”的形象为例,“翠翠”身上有四个人的影子,一个是芦溪绒线铺的姑娘,沈从文说,“我写‘边城’故事时,弄渡船的外孙女,明慧温柔的品性,就是从那绒线铺小女孩印象而来”⑤;第二个是沈从文夫妇路过北九水时遇到的女孩儿;另外两个年轻姑娘的影子,一个是他年轻时追求过姑娘,另一个是颇受他宠爱的九妹。首先,这种原型并非“集体无意识”;其次,“翠翠”这一形象的呈现不是历史积淀的无意识作用,而是经过作者有意识地加工得以塑成的。

  三、沈从文之于“边城”

  艺术作品中固然会有某种历史积淀的存在,但这种积淀不是“先在”的,而是人类社会的积淀。且这种积淀在艺术作品中的呈现并不是“无意识”,而是与作者个人经历紧密结合之后经过作者的“有意识”地改造的。

  (一)有意识的“原型”:作为个体的沈从文

  与沈从文先生有过多次接触的美国著名学者金介甫认为“湘西对沈从文后来偏爱文学可以说影响甚微”⑥值得注意的是,金介甫所说的是湘西对沈从文“偏爱文学”的影响,而不是说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湘西文化为沈从文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素材,却不是促成他走上这条道路的动因,更不是成就其作品的直接缘由。传统文化和湘西风俗也对沈从文的艺术创作产生了影响,但他的创作是有意识的主动创作,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是作者有意识构建出来的,而非无意识地自在的存在。正如赛龙舟在《边城》中已经不单单是传统仪式而成为了推动翠翠与傩送的感情发展的线索;翠翠的性格特质也并不仅是湘西姑娘身上抽象概括而来,而是有了作者平生所遇见过的或知名或不知名的姑娘的影子。我们不能否认历史“原型”为沈从文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却也不能将其夸大为“集体无意识”,因为这些“原型” 已然不是简单的原始模本,而是加入了作者个人感悟的有意识地创作。

  (二)城乡之间的“边城”:艺术家、作品与社会

  艺术家与艺术作品都不是独立存在的,

  不仅它们二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与艺术界乃至整个社会都是密不可分的。北京在沈从文的创作生涯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湘西的经历给沈从文的创作提供了素材,但他的文学底蕴却是在北京积累起来的,他的大多数作品也都是在北京完成的。事实上,正是因为离开了故乡,处在北京、上海等都市环境中,沈从文才能以对比和景观的姿态来看待湘西、看待凤凰。《边城》一方面是源于他对故乡的印象,另一方面则正是沈从文身处的社会现实的反面。在《边城》及其题记中,依稀可见沈从文对于某些堕落的都市现状的抵触和反感。这些现状是沈从文创作《边城》的动因,也正是这种反衬使得沈从文笔下的翠翠、傩送越发动人可爱。沈从文的早期作品神巫色彩浓厚,而到了中后期则越发的贴近社会与现实,这与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

  艺术家不仅是艺术作品的创作者,也是沟通艺术品与现实社会的桥梁。社会通过影响艺术家而影响艺术作品,而艺术作品不仅可以是社会的一面镜子,甚至也可以对社会有着具体现实的作用力。沈从文早年从军时路过茶峒,使得它进入了《边城》这样一个文学世界。2008年茶峒改名“边城镇”以坐实“边城”之名。沈从文成就的不仅是“茶峒”, 如今的“凤凰城”也以沈从文故乡之名而著称于世,如今已经成为旅游胜地和文化古城。沈从文曾经谈及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他说自己也分不清楚。

  经过上述讨论,所谓艺术作品与艺术家没有关系这类的说法显然不能成立了。事实证明,没有什么能够脱离出现实社会而独立存在,艺术家是如此,艺术作品也是如此。所谓“原型”,并不是先于人而存在的“无意识”,而是有世代积淀的有意识的人类成果。“原型”对于艺术创作的影响固然是存在的,却也是有限的。作者的有意识地创作才是艺术品诞生的真正途径。正如沈从文所说,“恰恰如我一切用笔写成的故事,内容虽近于传奇,从我个人来看,却产生完成与一种人为的计划中。”

  参考文献

  [1][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著],徐德林[译].原型与集体无意识[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第1版第1次印刷

  [2][古希腊]柏拉图[著],王太庆[译].裴洞篇[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3][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著],张敦福,赵蕾[译].未发现的自我[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年第1版第1次印刷

  [4]范明生.柏拉图哲学述评[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5]周仁政[著].巫觋人文――沈从文与楚文化[M].湖南:岳麓书社.2005年12月第1版.

  [6]沈从文[著].边城[M].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注解:

  ①[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著],徐德林[译].原型与集体无意识[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第1版第1次印刷,P6

  ②[古希腊]柏拉图[著],王太庆[译].裴洞篇[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p26

  ③[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著],徐德林[译].原型与集体无意识[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第1版第1次印刷,P5

  ④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著],张敦福,赵蕾[译].未发现的自我[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年第1版第1次印刷.P238

  ⑤沈从文[著],周施[选编].大山里的人生[M].湖南:湖南文艺出版社.2002年2月第2版.P40

  ⑥[美]金介甫[著],符家钦[译].凤凰之子•沈从文传[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P22-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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