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边城》寄托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是他的作品中最能表现人性美的一部小说。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边城》被“误读”的原因浅析。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浅析《边城》被“误读”的原因
【摘 要】《边城》自诞生之日起，关于它的主题，一直存有争议。为何读者读《边城》会出现“买椟还珠”的情况呢?这主要源于人们在当前快节奏的生活压力下，进行着快阅读，而《边城》中“美”和“善”占压倒性的地位，“隐忧”和“热情”以极其隐蔽的方式出现，而沈从文的作品整体上才构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这就导致了边城的被“误读”。
【关键词】误读 美和善 隐忧与热情 原因
沈从文先生的代表作之一《边城》，自出版以来，从刚开始的毁誉并至，到后来价值渐渐为社会公认，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少人把《边城》定位为“是一首讴歌人性的赞美诗，一副描绘人性的风情画。”(吴立昌：《“人性的治疗者”沈从文传》，上海文艺出版社)沈从文先生却说：“我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
读书，本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因个人的人生经历、知识积累、价值取向、看问题角度等的不同，出现读出违反作者本意或不能领会出作者原意的情况，本属正常。读者读书的过程本身也就是对书的思想、艺术价值进行再创造的过程，并无多少“误读”之说。然而，什么是《边城》的“珠”?《边城》到底要表现什么呢?按照沈从文先生的意见，作者本身是要通过几个湘西普通人的哀乐故事，来表现一种人生形式和解释人类“爱”的形式，这其中，包含了作者的人生情绪和人生经历，作品的背后，隐藏的是作者的热情和隐忧。读者往往只见“故事的清新”和“文字的朴实”，而不见背后的“热情”、“隐忧”、以及“人生情绪和生命形式。”
追根溯源，沈从文背后的“热情”依旧是作者一直关心的关于“民族经典”即“民族品德”的重造问题，《边城题记》提到：
我并不即此而止，还预备给他们一种对照的机会，将在另外一作品里，来提到二十年来的内战，使一些首当其冲的农民，性格灵魂被大力所压，失去原来的质朴、勤俭、和平、正直的型范后，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新东西。
他希望读者通过他的作品，来认识这个民族过去伟大处与现实的堕落处。
“搁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这作品或许只能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或许只能给他们一次苦笑，或许又将给他们一个噩梦，但同时说不定，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点勇气同信心!”《边城题记》
在沈从文《长河·题记》中又提到：
在《边城》题记上，且曾提到一个问题，即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入手。《边城》中人物的正直和热情，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了，应当还保留些本质在年轻人的血里或梦里。
这就是作者的热情所在，如他说的那样：“自然人性为社会所压抑，真正的堕落却在“道德名义下”大行其道，而人性的失落不仅关系到个人，更因此对民族精神产生影响，若五四以来这方面观念健康一些，得到正当发展，所谓与思想问题而引起的纠纠纷纷，以及因此而产生的种种牺牲悲剧，便可能会减少许多，民族品德亦能重新建出原有的朴素与光明。
而作者背后隐伏的悲痛又是什么呢?
《边城》中翠翠的孤独感、老船夫的担忧，也正是沈从文的孤独感和悲悯感，是一个民族和一代知识分子受社会压抑所唱出的忧伤之歌，正如朱光潜所说的：
它表现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的那一股沉郁隐痛，翠翠似显出从文自己的这方面的性格。……他不仅唱出了少数民族的心声，也唱出旧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声，这就是他的深刻处。
沈从文从湘西到北京直至后来的辗转上海、云南等地，受到精神上的压抑自不必说，湘西社会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让这个民族长期以来处于一种相对封闭的状态，而外来的各种压迫让这个民族多了些隐痛。
而人生形式，则是他提到的那种自然、健康、优美而又不悖于人性的生活方式。与他作品中像《八骏图》的压抑人性与上流社会的种种虚伪矫揉造作有着本质的区别，从对照中方可看出沈从文人生的取予形式。在“抹布阶级”与“上流社会“中，沈从文是对“抹布阶级”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的。是对边城世界“自然人性 “以自由的形式释放出来的肯定和“绅士、淑女”阶级在“道德名义下”人性受到的的压抑的否定。
为什么读者读不出这种隐忧、热情以及人生情绪，而只看到其中的人情美，风景美和民风民俗美，而得出这是“一部证明人心皆善的杰作”和“是一首诗，是二老唱给翠翠的情歌”，或者把它当作又一桃花园呢?
笔者认为，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美”和“善”在文中占压倒性地位
《边城》在表现人性的“善”和人情的“美”、风景的独特和少数民族特有的生活习惯、风俗习惯上，是十分成功的。“美”和“善”，在文中始终占着显耀的位置。纵观整部《边城》，风景的优美，人情民风的朴厚，婚丧嫁娶的独特形式，不胜枚举。
风景的“美”：
小溪宽约二十丈，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计数。
……
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时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夏天则晾晒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裤，可以作为人家所在的旗帜。…黄泥的墙，乌黑的瓦，位置则永远那么妥帖且与四周环境极其调和，使人迎面得到的印象，实在非常愉快。
而在人性的善和人情的美上，更是有独特的表现。
茶峒民风淳朴，故事中几个人物莫不勤劳、朴实、好义，“五十年来不知把船来去度了若干人”、“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的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不论晴雨，必守在船头”的老船夫，还是“大方洒脱”、“慷慨而又能济人之急”、“明白出门人的甘苦，理解失意人的心情”的船总顺顺，还是 “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皆为青山绿水，一双眸子明如水晶…为人天真活泼…”的翠翠，和“结实如小公牛，能驾船，能泅水，能走长路。凡从小乡城里出身的年轻人所能够做的事，他们无一不作，作去无一不精”的兄弟俩，还有好利的水手和重情义的**女，这些都表现出了民风的淳朴，端阳节的捉鸭子和赛龙舟，吊脚楼，以及婚丧嫁娶形式，一起构成了湘西的独特，封闭的小社会。一个与现代都市文明截然不同的社会。 人们在阅读时，被那里面的独特景象所吸引，倾注于，也陶醉于那样一个有意无意被抹杀了社会矛盾，多善良人，少恶人、势利之人的社会。人们自然迷醉于文字的朴实，故事的清新和人性的美好，以及浓浓的乡土抒情诗色彩和牧歌情调，而忽略了文字背后的“隐痛”。谈不上喧宾夺主，但至少也会让人顾此失彼，人们更多地关注《边城》在表达上的艺术价值，而对其思想价值中的社会价值的关注，则处于次之的地位。如果说硬要统计描写边城民风纯，风俗美的地方与描写各种“隐忧”和“不和谐之音”作个比较，恐怕前者占绝大比例。
二、“隐忧”与“热情”以极其隐蔽的方式出现
作者有意无意地把造成人物的各种悲剧命运的原因写得隐晦，让读者忘记了文字背后隐藏的忧伤，翠翠父母的死在文中只一笔带过，作为影响人物命运之一的封建宗法制的代表“碾坊”，在人物的命运演进过程中也始终处于若隐若现的地位。“渡船”与“碾坊”并没有多少正面的交锋，文章也只隐隐约约地提到“有什么福气，又无碾坊陪嫁。”“他又不是傻小二，不要碾坊，要渡船!”，“人家有一座崭新碾坊陪嫁，比十个长年还得力些。”“二老下桃源的事，原来还同他爸爸吵了一阵才走的”，“二老又被家中逼着接受那座碾坊”，即那种原始牧歌中夹杂着不和谐之音的明证。
故事的发生地茶峒的社会背景即为“原始民性与封建宗法”交织的社会，造成人物的悲剧命运更多的是表面看上去的偶然与误会，宗法制只是算作背景!但作为背景之一的封建宗法制却在人物命运的演变过程中始终起着兴风作浪的作用。(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
这样的效果，可能是作者有意为之，也可能如刘西渭所说“他对美的感觉叫他不忍分析，因为他害怕揭露人心的丑恶。”(《〈边城〉与〈八骏图〉》)。碾坊的存在，是婚姻关系染上物质利益的证明。再多的善，也无法消除这样的社会背景的影响。
对这样社会背景下的人物，作者既表现出了对他们性格、品德和生活方式的喜爱，也对他们的命运表现出了担忧和同情，这种担忧和同情，贯穿于作品始终，但却始终处于极其隐蔽的位置。
《边城》中笼罩着的悲天悯人的人生情怀和孤独感，也是沈从文背后“隐伏的悲痛“之一，体现着作者对边城人民命运的担忧，这些隐忧和作者的悲悯情怀，也都没有通过直观的故事情节冲突表现出来，而只是借助于人物特定情形下的感受来表现。
黄昏来时翠翠坐在家中屋后白塔下，看天空为夕阳烘成桃花色的薄云。十四中寨逢场，城中生意人过中寨收买山货的很多，过渡人也特别多…翠翠看着天上的红云，听着渡口飘乡生意人的杂乱声音，心中有些儿薄薄的凄凉。
黄昏照样的温柔、美丽、平静。但一个人若体念到这个当前一切时，也就照样的在这黄昏中会有点薄薄的凄凉。
父是再说下去，，便引到死过了的母亲来了。说了一阵，沉默了。翠翠悄悄把头撩过一些，祖父眼中业已酿了一汪眼泪。
……
他忽然觉得翠翠一切全像那个可怜母亲，而且隐隐约约便感觉到这母女二人共通的命运。一堆过去的事情蜂拥而来，不能再睡下去了……听到河边纺织娘以及一切虫类如雨的声音，许久许久还不睡觉。
从这些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中，读者可以明显体验到人物生活的孤独和忧心，以及蕴藏其中的那种人生况味和悲凉情绪，这些情绪，正是沈从文对压抑人性的生活方式的不满和在都市中的孤独感受的表现。
三、与人们目前的`生活状态和阅读状态有关
读者阅读时产生善恶美丑的对比心理往往有如下两种状态，一种是文本本身给读者展示了善恶美丑的对比，一种则为展示一种状态，让读者把这种状态和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状态作对比。
如果要找出一种与《边城》社会中的“美”和“善”相对应的“丑”和“恶”出来，那么，不完全是封建宗法社会中的包办婚姻，而是现代人的那种失去了“优美、健康、自然”的生活方式和那种生活方式中所蕴含的价值观念。现代都市人的生活匆忙杂乱，这种生活方式使人们处于亚健康状态，要么是声色犬马的纵欲，要么是正当欲望不能满足的禁欲。真正符合人性的愿望没有通过自然合理的形式释放出来。心理状态上，早失去了平衡感而时时表现出焦虑不安。
而《边城》人的生活方式更多的表现为内心的悠然自得，内心的充实感，劳动的价值感和幸福感，并且更多的是偏向于人物内心的感受而不是外在的事功，就像傩送与老船夫在谈论“大人物”时所说的。
那二老说：“伯伯，你到这里见过两万个日头，别人家全说我们这个地方风水好，出大人，不知为什么原因，如今还不出大人?”
“你是不是说风水好应该出有大名头的人?我以为这种人，不生在我们这种小地方，也不碍事。我们有聪明，正直，勇敢，耐劳的年轻人，就够了。像你们父子兄弟，为本地也争光!”
“伯伯，你说得好，我也是那么想。地方上不出坏人出好人，如伯伯那么样子，人虽老了，还硬朗得同棵楠木树一样，稳稳当当的活到这块地面，又正经，又大方，难得的咧。”
“我是老骨头了，还说什么。日头，雨水，走长路，挑分量沉重的担子，大吃大喝，挨饿受寒，自己份上的皆拿过了，不久就会躺到这块冰凉土地上喂蛆吃的。这世界有的是你们小伙子份上的一切，好好的干，日头不辜负你们，你们也莫辜负日头!”
伯伯，看你那么勤快，我们年轻人不敢辜负日头。
沈从文关注的不是“大人物“为名为利的的相斫相杀，而是普通人，平凡人的悲喜哀乐。《边城》中的美与善，与读者的现实生活状态形成鲜明对比。
《庄子·徐无鬼》篇，徐无鬼向魏王说相马术、相狗术，却比那些臣子整日向魏王说《诗》、《书》、《礼》、《乐》更能让魏王高兴，原因是很久没有人在魏王身边说纯真的话了，现代人也因很久没有人在耳跟前说纯真的话而受困。正是因为内心深处对那种牧歌情调的生活方式的远去的遗憾，当猛然间在一个作品中看到时，就表现出了惊叹，只看到了作品中故事的“清新”，而没有看到其中的“隐忧”。
四、沈从文的作品整体上才构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我并不即此而止，还预备给他们一种对照的机会，将在另外一作品里，来提到二十年来的内战，使一些首当其冲的农民，性格灵魂被大力所压，失去原来的质朴、勤俭、和平、正直的型范后，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新东西。(《〈边城〉题记》)
他希望读者通过他的作品，“来认识这个民族过去伟大出与现实的堕落处”。
在《边城》题记上，且曾提到一个问题，即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入手。《边城》中人物的正直和热情，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了，应当还保留些本质在年轻人的血里或梦里。
“请你从我的作品中找出两个短篇对照看看，从《柏子》同《八骏图》看看，就可明白对于道德的态度，城市与乡村的好恶，知识阶级与抹布阶级的爱憎，一个乡下人之所以为乡下人，如何显明具体反映在作品里。”(《长河·题记》)
与《边城》中“美”和“善”相对照的“丑”与“恶”，竟在沈从文的其它作品中，而要理解《边城》，如果“即此而止”，这无异于只读了书的某一章节而谈论整本书，有断章取义之嫌。
读《边城》，从与沈从文的其它作品“对照看看”，方可得出作者的“隐忧”与“热情”。
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在沈从文死后，说，“我不理解他”。而沈从文自立的墓志铭是，“照我思索，可以理解我;照我思索，可以认识人。”要理解《边城》，也需照沈从文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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