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爱情悲剧的隐伏与预设

　　《边城》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边地特有的风土人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爱情悲剧，凸显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与心灵的澄澈纯净。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边城》爱情悲剧的隐伏与预设。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边城》爱情悲剧的隐伏与预设

　　我的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等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隐藏的热情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

　　――沈从文

　　正如作者所言，每个读者都会被《边城》里古色古香的爱情而深深感动，也会被里面典雅朴实的文字所吸引，更会对《边城》里如画的湘西美景发出情不自禁的赞叹。但是，最不能忘与最不能信确的是那个翠翠与翠翠淡淡凄苦的爱情。

　　到了冬天，那个坍塌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轻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小说出人意料的结尾，给了读者无尽的期待。这不能不使读者陷入无边的怅惘。论及这部作品时，作者自己说：“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朴素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故事中充满了5月中的斜风细雨，以及那点6月中夏雨欲来时闷人的热和闷热中的寂寞。”沐浴着湿润与和谐的水边小城，蓬勃着人性的率真与善良。“文明”社会古旧的礼法与习俗在自然人性面前难以施威。然而，当生活中的各种情感都顺乎自然向前发展时，却有着这样那样的阴差阳错与偶然。小说容纳了现在和过去、生存和死亡、恒久与变动、天意与人为等诸种命题，笼罩在整部小说之上的是一种无奈的命运感，小说给每个读者的是苍凉的悲悯与凝重的苦涩。

　　二老回来与否是不确定，但每个读者都会把小说里的爱情视为悲剧。悲剧不是由这样那样的阴差阳错与偶然造成的，仅仅根据创作谈来探讨作品的内蕴是不够的，诚如劳伦斯所说：“永远不要相信艺术家，而要相信他笔下的故事。批评家的作用在于从创作故事的艺术家手中拯救故事。”以作品为依据，透过作品所提供的一切，造成《边城》里翠翠的爱情悲剧因素很多，并且这些因素是作者刻意隐伏与预设的。

　　而这种隐伏与预设的手法是使故事走向悲剧的最有效的途径。翠翠自幼父母双亡，通过爷爷的回忆与述说，给读者交代清母亲与父亲是自由爱情的追求者，结果是先后因现实的种种原因而走向死的王国。当孙女翠翠长大后，在爱情道路上出现了曲折与变奏，爷爷无形地想到孙女与女儿在各方面的相似点，孙女会不会重蹈女儿的旧辙?小说把翠翠母亲的爱情婚姻悲剧隐藏在小说里，在适当的时候给以明示，就给翠翠的爱情着上了悲剧的底色。通过这种暗喻，把悲剧隐伏在小说里，就给小说奠定了悲剧的基调。

　　顺顺的两个儿子，大老天保与次子傩送的取名，其父认为大老一切像自己，能成家立业，却稍稍溺爱二老。由于这点偏爱之心，他把大老取名天保，二老取名傩送，意思是天保佑的在人事上不免有些龃龉处，至于傩神所送来的，照当地习俗，人便不能稍加轻视了。由此在大老与二老的婚姻安排上，对天保选择了只有渡船一个光人的翠翠，对二老却选择了光做工就七百吊大钱做陪嫁的团总的女儿。可翠翠只爱二老。长辈的心理倾向，人为安排上的错位，两兄弟与一个姑娘的三角复杂关系，就在翠翠的爱情故事链上打上了许多难解的不和谐的结。作者就这样在翠翠爱情道路上架设了坎坷与曲折，对悲剧性走向预设下了许多可能性的因子。

　　翠翠与二老的爱情，从相识到二老的出走，前前后后，作品里都做了或隐或显的悲剧性的隐伏与预设。翠翠与二老的初识是偶然的，又是一见钟情的。这种关系是建立在感性的、巧合的基础上，是没有根基的。有许多一见钟情式的爱情走向了成功，但翠翠与二老偶然的初识的场面与经过，小说里能看出许多不愉快的地方。翠翠站在码头上，已是黄昏到来，夜色渐浓之时。这时的翠翠是一个自然、本真、单纯的十二、三岁的女孩，是没有生活经历与社会经验的。可就是在这个时候，也许是她人生第一次听到纯真生活以外的话：水手与翠翠的“灰色”故事，水手与二老的“灰色”对话，“你这时捉鸭子，将来捉女人，一定有同样的本领”。这时二老出现，翠翠对他的防备意识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她俩的初识，是二人都未看清对方，而且还有那段“灰色”的故事与对话。如果说二人是一见钟情的话，至多是少男少女对异性的一种出自本能的冲动，在感情基础上或多或少昭示出爱情悲剧性的必然趋向。

　　两年后的端午节，翠翠与二老第三次见面，是在河街一个盐店旁边的楼道里。在见面前，在顺顺家的吊脚楼上，翠翠听到了一群妇女在谈论二老的婚事：碾房的主人，渡船的主人。在众人的评说中，人们趋向二老选择碾坊，“他又不是傻小二，不要碾坊，要渡船”。接下来与二老的见面，对翠翠来说是不安的、紧张的、慌乱的，小说里这样写到：“翠翠到河下时，小小心腔中充满了一种说不分明的东西。是烦恼吧，不是!是忧愁吧，不是!是快乐吧，不，有什么事情使这个女孩子快乐呢?是生气了吧，――是的，她当真仿佛觉得自己是在生一个人的气，又像是在生自己的气。”可以看出，这次见面是失败的，给读者较明确的暗示，渡船与碾坊的较量，在那种社会环境里，渡船是没有势力的。在经济基础方面预示着翠翠的爱情趋向悲剧的极大可能性。

　　婚恋过程中，天保的不明原因落水，一个能在水中捉鸭子的水手意外而死，给每个读者预示了翠翠的命运，特别是爱情，是悲剧性的。大老的死，使爷爷不自觉地想到女儿和女婿，也想到孙女，这时可以从爷爷的忧虑中感觉到翠翠的未来，是幽暗的。顺顺这里，是极不情愿把派给了大老的翠翠，在大老死后，再派给二老的(不论二老如何喜欢翠翠)。对于二老，也不会在大哥死亡的阴影笼罩下，表现出对翠翠像从前一样的激情与冲动，有的只是等待与听天由命。在爷爷的好心追问与极力地凑合下，还表现出明显的反感与反胃，可以从二老自川东押物回到茶峒那一段看出，二老对老船夫的问话，年轻人很不高兴似的，“老船夫说着，二老不置可否、不动感情听下去。船拢了岸，那年轻小伙子同家中长年话也不说挑担子翻山走了。那点淡漠印象留在老船夫心上，老船夫于是在两个人身后，捏紧拳头威吓了三下，轻轻的吼着，把船拉回去了”从二老和船夫的表现，我们能洞察出作者是在进一步强化翠翠爱情的悲剧性结尾，这种预设是可感知的。

　　翠翠爱情婚姻悲剧在封建宗法思想上也明显地体现出来。顺顺一家以及其他人都认为船夫对翠翠的婚姻有决定权，可是老船夫没有这种较为严格的宗法家长思想。对走车路与走马路都认可，对翠翠选择大老还是二老没半点干预。因而，顺顺及家人都对他产生了误会，以致发展为矛盾。这种不同的思想，也是小说走向悲剧的一个不可忽略的方面。

　　作者通过隐伏与预设，一步一步地把小说的悲剧隐隐展开，在你欣赏优美的画面与健康的人性时，可时时感到沉重、压抑与苦涩。在你认为不可信的心理基础上，最后让你确信故事的悲剧性，《边城》的悲剧就是那种愉快的痛苦。正如英国经验派美学家博克在《论崇高与美》一文中说：“如果危险或苦痛太紧迫，它们就不能产生任何愉快，而只是恐怖。但是如果处在某种距离之外，或是受到了某些缓和，危险和苦痛也可以变成愉快的”。

　　翠翠终于独自守在渡口，等待傩送的归来。然而，这最终的结局将会怎样?小说没有给定答案，通过隐伏与预设，不仅仅加重了小说的悲剧厚重感，还引发人去深深思考。傩送回来与否，到最后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样的民族他的未来将会如何?小说体现出的悲剧意识沉重地压在读者心头。

　　唤醒一个民族重新做人的意识，实现人与人、民族与民族间关系的重造，不仅是必须的，而且应当是可能的。在时间的作用下，生命必然循着向上的路程，迎来新的发展机运。到了冬天，那个坍塌了的白塔，又重新修起来了。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来的年轻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当年轻一代意识到纯朴健康人性下潜藏的几千年形成的民族痼疾时，能勇敢走出这民族痼疾的阴暗面，并大胆地改造自身及民族落后面，我们相信：傩送也许明天就回来了。

　　翠翠也许明天就起程去找回意中人。

　　内容简介

　　在川湘交界的茶峒附近，小溪白塔旁边，住着主人公翠翠和她爷爷老船夫。茶峒城里有个船总叫顺顺，他有两个儿子，老大叫天保，老二叫傩送。

　　端午节翠翠去看龙舟赛，偶然相遇相貌英俊的青年水手傩送，傩送在翠翠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傩送的兄长天保也喜欢上了翠翠，并提前托媒人提了亲。天保告诉傩送一年前他就爱上了翠翠，而傩送告诉天保他两年前就爱上了翠翠，天保听了后也吃了一惊。然而此时，当地的团总以新磨坊为陪嫁，想把女儿许配给傩送。而傩送宁肯继承一条破船也要与翠翠成婚。

　　兄弟俩没有按照当地风俗以决斗论胜负，而是采用公平而浪漫的唱山歌的方式表达感情，让翠翠自己从中选择。傩送是唱歌好手，天保自知唱不过弟弟，心灰意冷，断然驾船远行做生意。

　　碧溪边只听过一夜傩送的歌声，后来，歌却再没有响起来。老船夫忍不住去问，本以为是老大唱的，却得知：唱歌人是傩送，老大讲出实情后便去做生意。几天后老船夫听说老大坐水船出了事，淹死了……

　　码头的船总顺顺因为儿子天保的死对老船夫变得冷淡。船总顺顺不愿意翠翠再做傩送的媳妇。老船夫只好郁闷地回到家，翠翠问他，他也没说起什么。夜里下了大雨，夹杂着吓人的雷声。第二天翠翠起来发现船已被冲走，屋后的白塔也冲塌了，翠翠去找爷爷却发现老人已在雷声将息时死去了…… 老军人杨马兵热心地前来陪伴翠翠，也以渡船为生，等待着傩送的归来。

　　创作背景

　　《边城》成书于1934年4月，那正是沈从文爱情事业双丰收的季节。1931年社会虽然动荡不安，但总体上还是稍显和平，这个时候中国有良知的文人，都在思考着人性的本质，沈从文自然是走在前沿的，于是，他希望通过自己对湘西的印象，描写了一个近似于桃花源的湘西小城，给都市文明中迷茫的人性指一条明路。人间尚有纯洁自然的爱，人生需要皈依自然的本性。

　　作品中女主人公翠翠的原型，是一个绒线铺的姑娘。沈从文在行军的途中，有一个叫赵开明的好友，在泸溪县城一家绒线铺遇到了一个叫翠翠的少女，她长得俊秀。赵开明发誓要娶她为妻。17年后，沈从文乘坐的小船又停靠在泸溪。他站在船头上，回忆到翠翠的美丽形象，便朝绒线铺走去，在门前意外地看到了一个和翠翠长得十分相似的少女，熟悉的眼睛、鼻子、薄薄的小嘴。沈从文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原来这是翠翠的女儿小翠。当年的翠翠嫁给了追求她的赵开明。这时她已死去，留下父女两个。为了不打扰赵开明，沈从文没有跟他打招呼，但感情上的震撼却久久不能平复。翠翠，这个美丽、朴实的少女，他怎么也无法忘怀。1934年，他坐在院子里，在阳光下的枣树和槐树枝叶阴影间写《边城》时，翠翠的形象便跃然纸上。沈从文在《湘行散记·老伴》中提到：“我写《边城》故事时，弄渡船的外孙女明慧温柔的品性，就从那绒线铺子女孩脱胎而来。”

　　鉴赏

　　主题思想

　　《边城》寄托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是他的作品中最能表现人性美的一部小说。《边城》极力讴歌的传统文化中保留至今的美德，是相对于现代社会传统美德受到破坏，到处充溢着物欲金钱主义的浅薄、庸俗和腐化堕落的现实而言的。《边城》描写的湘西，自然风光秀丽、民风纯朴，人们不讲等级，不谈功利，人与人之间真诚相待，相互友爱。外公对孙女的爱、翠翠对傩送纯真的爱、天保兄弟对翠翠真挚的爱以及兄弟间诚挚的手足之爱，这些都代表着未受污染的农业文明的传统美德。作者极力状写湘西自然之明净，也是为了状写湘西人的心灵之明净。《边城》写以歌求婚、兄弟让婚、外公和翠翠相依之情，这些湘西人生命的形态和人生的方式，都隐含着对现实生活中古老的美德、价值观失落的痛心，以及对现代文明物欲泛滥的批判。作者推崇湘西人的人生方式，也想以此重建民族的品德和人格。

　　艺术特色

　　《边城》采用了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特有风土民情。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细腻的心理描写。心理描写是对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意志、愿望和思想感情等内心活动的描绘。或展开人物的美好心灵，或揭露人物的丑恶灵魂，以表现人物的精神状态和性格特征。其方法多种多样：或通过对话、独白、行动、姿态、面部表情等直接剖析；或采用幻想、梦境间接揭示；或借助景物描写、气氛渲染及周围人物的反映等侧面烘托。本文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人物的幻想、梦境来披露人物心理。翠翠离奇的“胡思乱想”，让人感到渐渐有了自己心理的少女的孤单寂寞，以及爱情的幼芽时心灵的躁动；翠翠“顶美顶甜”的梦境，展示出对朦胧爱情的甜蜜感受和潜意识里对爱情的向往。二是通过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语言、神态的描写，形成强烈的暗示，诱使读者从人物的语言、神态上去体味人物的内心奥秘。翠翠“带着娇，有点儿埋怨”地一再央求爷爷丢下渡船上的活回到她身边，让人感受到翠翠对爷爷的无比依恋之情。听着爷爷唱的“那晚上听来的歌”，“翠翠自言自语说：‘我又摘了一把虎耳草了’”则让人感受到情窦初开的翠翠对甜美爱情的神往。

　　二是诗画般的环境描写。小说中的环境描写，不仅烘托了人物的心理活动使人物的情感沉浸在富有诗情画意的氛围中，而且为我们展示出湘西边陲特有的清新秀丽的自然风光。在作者笔下，啼声婉转的黄莺、繁密的虫声、美丽的黄昏、如银的月色……奇景如画，美不胜收。这些又都随着人物感情世界的波动而自然展开。或是以黄昏的温柔、美丽和平静，反衬翠翠爱情萌动的内心的躁动、落寞和薄薄的凄凉；或是以柔和的月光、溪面浮着的一层薄薄的白雾、虫的清音重奏，烘托翠翠对傩送情歌的热切期待，以及少女爱情的纯洁和朦胧。

　　作者简介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湖南凤凰县人，汉族（其父为汉族），但有部分苗族（沈从文祖母是苗族）和土家族（沈从文母亲是土家族）血统，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1988年5月因心脏病突发，在其北京寓所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