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笔行文，贵在于真。唐代韩愈强调惟其是；清朝章学诚指出：传人者文如其人，述事者文如其事。这番话说一说并不难，真正做到这一点确不容易。东汉王充讲：世俗所患，患言其事增其实，着文垂辞，辞出溢其真，称美过其善，进恶没其罪。（《论衡艺增篇》）他还指出，就是表达贤人思想的诸子文章，记载圣人言论的儒家经书，里面也有不符合事实的。
近读有关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一些史料，对这个问题更有体悟。据《旧唐书白居易传》，白居易在宪宗时授翰林学士、左拾遗。他对不利国利民的事敢于反对，或以诗讽谕，或上书谏诤，甚至与宪宗面争，说陛下错了，有时吵得面红耳赤。宪宗曾十分恼怒地说，白居易小子，是朕拨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白居易在《折剑头诗》里表白：我有鄙介性；好刚不好柔。勿轻直折剑，犹胜曲全钩。（《白香山集》卷一）
然而到了穆宗时，白居易却写了两篇不讲真话的表章。穆宗昏庸，用人不当，导致安定不久的河北发生王庭凑、朱克融之乱。穆宗调集大军讨伐，由于缺乏统一指挥，以致耗费很大战果不大。没有办法，朝廷只好妥协，把兵权交给王、朱。自此再失河北至终唐不能复取，埋下了国家分裂的祸患。就在这种丧权辱国的形势下。当时任中书舍人的'白居易，却在代宰相起草《请上尊号表》里对穆宗颂道：陛下自即大位，及此二年，无巾车汉马之劳，而坐平镇、冀；无亡弓遗镞之费，而立定幽燕。以谓威灵四及，请为神武（《容斋随笔五笔》卷八）瞧，这不是畏于权势睁着眼睛说假话吗？
为了征讨王朱二乱，穆宗派平乱功臣裴度为镇州四面行营都招讨使，前去督战。翰林学士元稹为了当宰相，怕裴度复有功大用，妨己进取，不管裴度曾对他有推荐之恩，迎合穆宗销兵之议，勾结宦官魏弘简，反对裴度的作战布署，阻挠裴度的规划实现。白居易与元稹至交，他曾在《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中说：亿在贞元岁，初登典校司；身名同日授，心事一言知。（《白香山集》卷十三）白居易对元稹的行为不大赞同，写诗劝他在名利面前有所控制，身外名徒尔，人间事偶然。（《白香山集》卷十九）元稹的行为遭到了裴度以及大臣们的坚决反对，穆宗不得已，只好解去了他的翰林学士。
不久，元稹做了宰相。这时，白居易又代元稹草拟谢表，里面讲：臣遭遇圣明，不因人进；擢居禁内，访以密谋。恩奖太深，谗谤并至。虽内省行事，无所愧心；然上黩宸聪，合当死责。白居易出于友情，竟替元稹掩饰过去的卑劣行为。南宋洪迈在长庆表章文后写到：居易二表，诚为有玷盛德。（《容斋随笔五笔》卷八）当然，后来元稹怂勇穆宗罢兵，解除了裴度的兵权，白居易却坚决反对。他又上《论请不用奸臣表》说：臣素与元稹交，不欲发明。伏以大臣沈屈，不利用国，方断往日之交，以存国章之政。（《白香山集》卷四十）可见，白居易虽然违心说了假话，但还是个好人，与李义府李林甫之流有着根本不同，在事关大局面前，原则性还是有的。
由白居易拟作的表章看，一个人在一生中不说假话恐怕难为。白居易敢于同皇帝面争，可畏于权势、碍于友情，还是说了失实离本的话。对写文章不讲真话的原因，还是王充说的好：故誉人不增其美，见闻者不快其意；毁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惬于心。说句实在话，人出于无奈，说点假话倒也可以理解，自己也用不着去支吾遮掩，更用不着去辟谣堵口。功过是非，客观存在，众人心里有数，自有后人评说。
白居易在封建朝廷做官，为了吃碗饭，只好顺着说几句作罢。同朝的宰相崔群，就是为讨论宪宗的尊号问题被奸人谗害而贬官放外的。但是，一个人不能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指鹿为马、变美成丑，特别是不能因说假话跟社会和人民带来危害。白居易虽然为元稹说了假话，可一旦发现其行为危害国家时，便又上表揭露了。难哉！妙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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