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白居易的诗集中，有一类诗歌长期未得重视，这就是他的以自然灾害为题材的诗作。其灾害诗共5首，收录在讽谕诗中。感兴趣的朋友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白居易的自然灾害诗
《贺雨》
皇帝嗣宝历，元和三年冬。
自冬及春暮，不雨旱忡忡。
上心念下民，惧岁成灾凶。
遂下罪已诏，殷勤告万邦。
帝曰予一人，继天承祖宗。
忧勤不遑宁，夙夜心忡忡。
元年诛刘辟，一举靖巴邛。
二年戮李锜，不战安江东。
顾惟眇眇德，遽有巍巍功。
或者天降沴，无乃儆予躬？
上思答夭戒，下思致时邕。
莫如率其身，慈和与俭恭。
乃命罢进献，乃命赈饥穷。
宥死降五刑，已责宽三农。
宫女出宣徽，厩马减飞龙。
庶政靡不举，皆出自宸衷。
奔腾道路人，伛偻田野翁。
欢呼相告报，感泣涕沾胸。
顺人人心悦，先天天意从。
诏下才七日，和气生冲融。
凝为悠悠云，散作习习风。
昼夜三日雨，凄凄复濛濛。
万心春熙熙，百谷青芃芃。
人变愁为喜，岁易俭为丰。
乃知王者心，忧乐与众同。
皇天与后土，所感无不通。
冠珮何锵锵，将相及王公，
蹈舞呼万岁，列贺明庭中。
小臣诚愚陋，职忝金銮宫。
稽首再三拜，一言献天聪：
君以明为圣，臣以直为忠；
敢贺有其始，亦愿有其终。
《捕蝗》
捕蝗捕蝗谁家子，天热日长饥欲死。
兴元兵后伤阴阳，和气蛊蠹化为蝗。
始自两河及三辅，荐食如蚕飞似雨。
雨飞蚕食千里间，不见青苗空赤土。
河南长吏言忧农，课人昼夜捕蝗虫。
是时粟斗钱三百，蝗虫之价与粟同。
捕蝗捕蝗竟何利，徒使饥人重劳费。
一虫虽死百虫来，岂将人力定天灾。
我闻古之良吏有善政，以政驱蝗蝗出境。
又闻贞观之初道欲昌，文皇仰天吞一蝗。
一人有庆兆民赖，是岁虽蝗不为害。
《春雪》
元和岁在卯，六年春二月。月晦寒食天，天阴夜飞雪。
连宵复竟日，浩浩殊未歇。大似落鹅毛，密如飘玉屑。
寒销春茫苍，气变风凛冽。上林草尽没，曲江水复结。
红乾杏花死，绿冻杨枝折。所怜物性伤，非惜年芳绝。
上天有时令，四序平分别。寒燠苟反常，物生皆夭阏。
我观圣人意，鲁史有其说。或记水不冰，或书霜不杀。
上将儆政教，下以防灾孽。兹雪今如何，信美非时节。
《夏旱》
太阴不离毕，太岁仍在午。
旱日与炎风，枯焦我田亩。
金石欲销烁，况兹禾与黍。
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辛苦。
悯然望岁者，出门何所睹。
但见棘与茨，罗生遍场圃。
恶苗承沴气，欣然得其所。
感此因问天，可能长不雨？
《大水》
浔阳郊郭间，大水岁一至。
闾阎半飘荡，城堞多倾坠。
苍茫生海色，渺漫连空翠。
风卷白波翻，日煎红浪沸。
工商彻屋去，牛马登山避。
况当率税时，颇害农桑事。
独有佣舟子，鼓枻生意气。
不知万人灾，自觅锥刀利。
吾无奈尔何，尔非久得志。
九月霜降后，水涸为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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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白居易生平
出生乱世
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正月，白居易出生于河南新郑的一个“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白居易出生之后不久，家乡便发生了战争。藩镇李正己割据河南十余州，战火烧得民不聊生。白居易二岁时，任巩县令的祖父卒于长安，紧接他的祖母又病故。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先由宋州司户参军授徐州彭城县县令（780年），一年后因白季庚与徐州刺史李洧坚守徐州有功，升任徐州别驾，为躲避徐州战乱，他把家居送往宿州符离安居。白居易得以在宿州符离度过了童年时光。而白居易聪颖过人，读书十分刻苦，读得口都生出了疮，手都磨出了茧，年纪轻轻的，头发全都白了。
仕官生活
806年，白居易罢校书郎。同年四月试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及第，授盩庢县（今西安周至县）尉。807年，任进士考官、集贤校理，授翰林学士。808年任左拾遗，迎娶杨虞卿从妹为妻。810年改任京兆府户部参军，811年母亲陈氏去世，离职丁忧，归下邽。814年回长安，授太子左赞善大夫。
任左拾遗时，白居易认为自己受到喜好文学的皇帝赏识提拔，故希望以尽言官之职责报答知遇之恩，因此频繁上书言事，并写大量的反应社会现实的诗歌，希望以此补察时政，乃至于当面指出皇帝的错误。白居易上书言事多获接纳，然而他言事的直接，曾令唐宪宗感到不快而向李绛抱怨：“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李绛认为这是白居易的一片忠心，而劝谏宪宗广开言路。
贬谪江州
815年，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白居易上表主张严缉凶手，被认为是越职言事。其后白居易又被诽谤：母亲看花而坠井去世，白居易却著有“赏花”及“新井”诗，有害名教。遂以此为理由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818年，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至江州与白居易相聚。当白居易被任命为忠州刺史时，白行简也一同与兄长溯江而上。途中与元稹相遇于黄牛峡，三人相游之处被称为三游洞。在忠州任职的时间，白居易在忠州城东的山坡上种花，并命名此地为“东坡”。同年冬，被任命为忠州（今重庆市忠县）刺史，819年到任。820年夏，被召回长安，任尚书司门员外郎。
白居易的母亲虽因看花坠井去世，然而白居易早有许多咏花之作，而依宋代的纪录，新井诗作于元和元年左右（新井诗今已失传），可见此事不能构成罪名。他被贬谪的主因，很可能与他写讽谕作品而得罪当权者有关。贬谪江州是白居易一生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他以“兼济”为志，希望能做对国家人民有益的贡献；至此之后他的行事渐渐转向“独善其身”，虽仍有关怀人民的心，表现出的行动却已无过去的火花了。然而白居易在江州虽不得志，大体上仍能恬然自处，曾在庐山香炉峰北建草堂，并与当地的僧人交游。
任职苏杭
820年冬，转任主客郎中、知制诰。821年，加朝散大夫，始正式著五品绯色朝服，（绯色即朱色，为五品以上官员所用的服色）。转上柱国，又转中书舍人。822年，白居易上书论当时河北的军事，不被采用，于是请求到外地任职，7月被任命为杭州刺史，10月到任。任内有修筑西湖堤防、疏浚六井等政绩。824年5月，任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秋天至洛阳，在洛阳履道里购宅。825年，被任命为苏州刺史，5月到任。826年因病去职，后与刘禹锡相伴游览于扬州、楚州一带。
在杭州刺史任内，见杭州有六口古井因年久失修，便主持疏浚六井，以解决杭州人饮水问题。又见西湖淤塞农田干旱，因此修堤蓄积湖水，以利灌溉，舒缓旱灾所造成的危害，并作《钱塘湖石记》，将治理湖水的政策、方式与注意事项，刻石置于湖边，供后人知晓，对后来杭州的治理湖水有很大的影响。离任前，白居易将一笔官俸留在州库之中作为基金，以供后来治理杭州的官员公务上的周转，事后再补回原数。当这笔基金一直运作到黄巢之乱时，当黄巢抵达杭州，文书多焚烧散失，这笔基金才不知去向。
西湖有白堤，两岸栽种有杨柳，后世误传这即是白居易所修筑的堤，而称之为白公堤。事实上这道“白堤”在白居易来杭州之前已存在，当时称为“白沙堤”，且见于白居易的诗作之中。
当白居易在杭州时，元稹亦从宰相转任浙东观察使，浙东、杭州相去并非太远，因而二人之间有许多往还的赠答诗篇。当白居易任满离开杭州时，元稹要求白居易交出全部的作品，编成《白氏长庆集》五十卷。
在苏州刺史任内，白居易为了便利苏州水陆交通，开凿了一条长七里西起虎丘东至阊门的山塘河，山塘河河北修建道路，叫“七里山塘”，简称“山塘街”。
晚年生活
827年，白居易至长安任秘书监，配紫金鱼袋，换穿紫色朝服（三品以上官员所用的服色）。828年，转任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829年春，因病改授与太子宾客分司，回洛阳履道里。830年12月，任河南尹。831年七月元稹去世。832年，为元稹撰写墓志铭，元家给白居易润笔的六七十万钱，白居易将全数布匹施于洛阳香山寺。833年，因病免河南尹，再任太子宾客分司。835年，被任命为同州刺史，辞不赴任，后改任命为太子少傅分司东都，封冯翊县侯，仍留在洛阳。839年10月得风疾。841年，罢太子少傅，停俸。842年，以刑部尚书致仕，领取半俸。
晚年白居易的生活，大多是以“闲适”的生活反应自己“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而844年，73岁的白居易出钱开挖龙门一带阻碍舟行的石滩，事成后作诗《开龙门八节石滩诗二首并序》留念，诗中仍反映出他“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观。
晚年的白居易大多在洛阳的履道里第度过，与刘禹锡唱和，时常游历于龙门一带。作《池上篇》、《醉吟先生传》自况。845年，白居易74岁，尚在履道里第举行“七老会”，与会者有胡杲、吉皎、郑据、刘真、卢贞、张浑与白居易；同年夏，以七老合僧如满、李元爽，画成“九老图”。白居易晚年笃信佛教，号香山居士，为僧如满之弟子。
安逝洛阳
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八月十四日（9月8日），白居易去世于洛阳，享年75岁，赠尚书右仆射，谥号“文”，葬于洛阳香山。白居易去世后，唐宣宗李忱写诗悼念他说：“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著有《白氏长庆集》，共有七十一卷。
二、 证史和补史
元和三年(808)冬至四年春，中国南方发生严重旱灾，波及到今天的苏、浙、皖、鄂、湘、赣、闽等地。直到四年闰三月才开始降雨，旱情有所缓解。这次旱灾，史籍多有载录。《旧唐书》卷十四《宪宗纪》：元和三年，“是岁，淮南、江南、江西、湖南、山南东道旱”。《新唐书》卷七《宪宗纪》：“(元和)四年正月壬午，免山南东道、淮南、江西、浙东、湖南、荆南今岁税。……闰月己酉，以旱降京师死罪非杀人者，禁刺史境内榷率、诸道旨条外进献、岭南黔中福建掠良民为奴婢者，省飞龙厩马。己未，雨。”《资治通鉴》卷二三七“元和四年”条下载录尤为详细：“南方旱饥。庚寅，命左司郎中郑敬等为江、淮、二浙、荆、湖、襄、鄂等道宣慰使，赈恤之，将行，上戒之曰：‘朕宫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数，惟赒救百姓，则不计费，卿辈宜识此意，勿效潘孟阳饮酒游山而已。’”白居易的《贺雨》诗，即作于本年闰三月，详细地记录了灾害发生的经过。诗云：
皇帝嗣宝历，元和三年冬。自冬及春暮，不雨旱爞爞。上心念下民，惧岁成灾凶。遂下罪己诏，殷勤告万邦。帝曰予一人，继天承祖宗。忧勤不遑宁，夙夜心忡忡。元年诛刘辟，一举靖巴邛。二年戮李锜，不战安江东。顾惟眇眇德，遽有巍巍功。或者天降沴，无乃儆予躬。上思答天戒，下思致时邕。莫如率其身，慈和与俭恭。乃命罢进献，乃命赈饥穷。宥死降五刑，责己宽三农。宫女出宣徽，厩马减飞龙。庶政靡不举，皆出自宸衷。奔腾道路人，伛偻田野翁。欢呼相告报，感泣涕沾胸。顺人人心悦，先天天意从。诏下才七日，和气生冲融。凝为油油云，散作习习风。昼夜三日雨，凄凄复濛濛。万心春熙熙，百谷青芃芃。人变愁为喜，岁易俭为丰。乃知王者心，忧乐与众同。皇天与后土，所感无不通。冠珮何锵锵，将相及王公。蹈舞呼万岁，列贺明庭中。小臣诚愚陋，职忝金銮宫。稽首再三拜，一言献天聪。君以明为圣，臣以直为忠。敢贺有其始，亦愿有其终。(《白居易集》卷一)
诗歌甫出，影响甚巨。白居易《与元九书》备载当时情状说：“闻仆《贺雨诗》，众口籍籍，以为非宜矣。”(《白居易集》卷四十五)今天来看，此诗并没有什么“非宜”之处。事实上，诗歌对唐宪宗的反躬自省，下罪己诏，发布赈灾制文等举措，是持颂扬立场的。其受人批评的原因，可能与该诗“卒章显其志”的后四句，也就是希望皇帝能体察民情，蠲免赋税应善始善终的话，过于直露有关。
元和四年，白居易还作有《捕蝗》诗，系《新乐府》五十首之一。诗云：“捕蝗捕蝗谁家子，天热日长饥欲死。兴元兵后伤阴阳，和气蛊蠹化为蝗。始自两河及三辅，荐食如蚕飞似雨。雨飞蚕食千里间，不见青苗空赤土。河南长吏言忧农，课人昼夜捕蝗虫。是时粟斗钱三百，蝗虫之价与粟同。捕蝗捕蝗竟何利，徒使饥人重劳费。一虫虽死百虫来，岂将人力定天灾。我闻古之良吏有善政，以政驱蝗蝗出境。又闻贞观之初道欲昌，文皇仰天吞一蝗。一人有庆兆民赖，是岁虽蝗不为害。”(《白居易集》卷三)本诗是对德宗兴元、贞元初期蝗灾的追忆。《旧唐书》卷十二《德宗纪》：兴元元年(784)，“是秋，螟蝗蔽野，草木无遗”。又贞元元年(785)，“正月……去秋螟蝗，冬旱，至是雪，寒甚，民饥冻死者踣于路。……二月丙寅朔，遣工部尚书贾耽、侍郎刘太真分往东都、两河宣慰。河南、河北饥，米斗千钱。……夏四月……时关东大饥，赋调不入，由是国用益窘。关中饥民蒸蝗虫而食之。……五月癸卯，分命朝臣祷群神以祈雨。蝗自海而至，飞蔽天，每下则草木及畜毛无复孑遗。谷价腾踊。……秋七月……关中蝗食草木都尽，旱甚，灞水将竭，井多无水。有司计度支钱谷，才可支七旬”。白居易此诗可与正史互证，陈寅恪先生说：“夫兵乱岁饥，乃贞元当时人民最怵目惊心之事。乐天于此，既余悸尚存，故追述时下笔犹有隐痛。”(《元白诗笺证稿》第五章)
元和六年(811)春二月，白居易在长安作《春雪》。诗云：“元和岁在卯，六年春二月。月晦寒食天，天阴夜飞雪。连宵复竟日，浩浩殊未歇。大似落鹅毛，密如飘玉屑。寒销春茫苍，气变风凛冽。上林草尽没，曲江水复结。红干杏花死，绿冻杨枝折。所怜物性伤，非惜年芳绝。上天有时令，四序平分别。寒燠苟反常，物生皆夭阏。我观圣人意，鲁史有其说。或记水不冰，或书霜不杀。上将儆政教，下以防灾孽。兹雪今如何，信美非时节。”(《白居易集》卷一)这次大雪，史书并无记载，但韩愈有诗记录。其《辛卯年雪》云：“元和六年春，寒气不肯归。河南二月末，雪花一尺围。崩腾相排拶，龙凤交横飞。波涛何飘扬，天风吹幡旂。白帝盛羽卫，髿振裳衣。白霓先启途，从以万玉妃。翕翕陵厚载，哗哗弄阴机。生平未曾见，何暇议是非。或云丰年祥，饱食可庶几。善祷吾所慕，谁言寸诚微。”(《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七)该诗作于元和六年二月，韩愈时任河南县令。韩、白二诗，主旨不同。白居易认为雪在腊中为瑞，入春则多为灾沴，所以说“兹雪今如何，信美非时节”。韩愈则认为大雪或许是丰年的祥兆，所以说“或云丰年祥，饱食可庶几”。据此二诗，知元和六年二月大雪，此可补正史记载之不足。
元和九年(814)五月，白居易在下邽渭村，作《夏旱》。诗云：“太阴不离毕，太岁仍在午。旱日与炎风，枯焦我田亩。金石欲销铄，况兹禾与黍。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辛苦。悯然望岁者，出门何所睹。但见棘与茨，罗生遍场圃。恶苗承沴气，欣然得其所。感此因问天，可能长不雨。”(《白居易集》卷一)此次旱灾，正史有记载。《旧唐书》卷十五《宪宗纪》：元和九年五月，“是月旱，谷贵，出太仓粟七十万石，开六场粜以惠饥民。……以旱，免京畿夏税十三万石、青苗钱五万贯”。 元和十一年(816)，白居易在浔阳(今江西九江)作《大水》。诗云：“浔阳郊郭间，大水岁一至。闾阎半飘荡，城堞多倾坠。苍茫生海色，渺漫连空翠。风卷白波翻，日煎红浪沸。工商彻屋去，牛马登山避。况当率税时，颇害农桑事。独有佣舟子，鼓枻生意气。不知万人灾，自觅锥刀利。吾无奈尔何，尔非久得志。九月霜降后，水涸为平地。”(《白居易集》卷一)朱金城先生认为此诗约作于元和十一年(816)至十三年(818)之间。(《白居易集笺校》卷一)据《旧唐书》卷十五《宪宗纪》，元和十一年至十三年，其中有两年发生严重水患。元和十一年南方水灾，“润、常、湖、衢、陈、许大水”。距离江州较近的浮梁和乐平灾情尤为严重：“九月丁卯，饶州奏浮梁、乐平二县，五月内暴雨水溢，失四千七百户，溺死者一百七十人。”元和十二年的水灾主要发生在河南和河北：“是岁，河南、河北水。”“河北水灾，邢、洺尤甚，平地或深二丈。”据此，可以确定本诗的作年应在元和十一年。
三、 灾异思想
白居易的灾异思想，反映在上述诗歌以及《策林》等相关论述中。总的来说，其思想是对汉代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灾异观念的继承。但他又将灾害诗作为劝诫进谏的工具，体现为继承与革新的结合。
上古时期，人们对自然界各种异端现象感到困惑，亟需一种合理的解释，以《洪范》为代表的五行学说应时而生。经由汉儒伏胜、刘向刘歆父子，以及董仲舒、班固等人的阐释，五行学说不仅成为解释自然界灾异的理论，而且还是推占未来的重要工具。汉唐灾异思想的共同核心是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正如《晋书》卷二十七《五行志序》所归纳的：“综而为言，凡有三术。其一曰，君治以道，臣辅克忠，万物咸遂其性，则和气应，休征效，国以安。二曰，君违其道，小人在位，众庶失常，则乖气应，咎征效，国以亡。三曰，人君大臣见灾异，退而自省，责躬修德，共御补过，则消祸而福至。此其大略也。”简单来讲，其要点可归纳为“休征”、“咎征”和“自省”三方面。“休征”是祥瑞，即阴阳调谐，政治清明的反映;“咎征”是灾异，即阴阳失和，政治混乱的表征;所谓“自省”，就是面对“咎征”的消祸之道。这种思想在唐代占据主流地位。如唐玄宗认为：“政教不修，则阴阳隔并，精诚有感，则风雨顺时。”(《答裴光庭等贺雨诏》，《全唐文》卷三十)他认为求雨得到应验，即是“休征”，是群臣“同心燮理，戮力谋猷”的结果。唐人普遍认为：“太平之代，天地合而流津;至德之时，阴阳和而布泽。”(崔融《为百官贺雨请复膳表》，《全唐文》卷二一八)而“人事失于下，则天变形于上，咎征之作，必有由然”(《旧唐书》卷十二)。这样就将自然界灾异现象与政治和人事紧密联系起来。推究天灾成因，往往归咎人祸。所以，防灾救灾也就要从燮理阴阳，推行善政等方面着手。
受上述灾异思想的影响，白居易曾在《策林》中明确提出对灾害的认识以及防灾救灾的主张。他认为灾害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君上失道：“或兵戈不戢，军旅有强暴者;或诛罚不中，刑狱有冤滥者;或小人入用，谗佞有得志者;或君子失位，忠良有放弃者;或男女臣妾有怨旷者，或鳏寡孤独有困死者;或赋敛之法无度焉，或土木之功不时焉。”(《策林》第十八)于是忧伤之气，愤怨之心，积以伤和，变而为沴。这与历代《五行志序》中所引《洪范传》的看法是一致的：认为违背物性，不合常理是导致灾害产生的根本原因。白居易的灾害诗也体现出这种思想。比如《捕蝗》认为蝗灾的产生，主要是“兴元兵后伤阴阳，和气蛊蠹化为蝗”。在《春雪》中，作者提出“兹雪今如何，信美非时节”，认为二月下雪，违反时令伤害物性，因而造成灾害。二月本是冰河解冻，万物复苏的季节，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雪，使得刚发芽的花草被冻死，才消融的冰河又重新结冰。这种反常现象，是上天对人世的预警：“上将儆政教，下以防灾孽。”
白居易的救灾主张也受阴阳五行灾异思想的影响。他认为灾异出现，皇帝首先要自省，追问有无政令之失，而改过自新。在《贺雨》诗中，作者详细地记述了唐宪宗自省的罪己诏。皇帝罪己，既是自省，也是减灾救灾的措施。据《通鉴》载，宪宗在罪己诏中提出的各项救灾举措，都是应白居易和李绛之请：“上以久旱，欲降德音。翰林学士李绛、白居易上言，以为‘欲令实惠及人，无如减其租税’。又言‘宫人驱使之余，其数犹广，事宜省费，物贵徇情’。又请‘禁诸道横敛，以充进奉’。又言‘岭南、黔中、福建风俗，多掠良人卖为奴婢，乞严禁止’。闰月，己酉，制降天下系囚，蠲租税，出宫人，绝进奉，禁掠卖，皆如二臣之请”(《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七)。从这里我们看到白居易务实的风格。
与上述务实风格似乎不同，他在《捕蝗》诗中极力主张“善政驱蝗”。白居易认为发动饥民来扑蝗无补于事，因为人力不可胜天，蝗虫永远扑不完，“一虫虽死百虫来”。唐代经常发生蝗灾，救灾的方法多种多样。开元四年，姚崇以火灭蝗，及时缓解了山东境内的灾情(《旧唐书》卷九十六《姚崇传》)，可见人力扑蝗确实能够救一时之急。但在白居易看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应追溯问题产生的根源。蝗灾作为一种“咎征”，它产生的根本原因还是君臣失道，阴阳不和。所以推行善政才是最彻底的解决方法。由此可见，白居易“善政驱蝗”的主张，也是受阴阳五行灾异学说影响的结果。《捕蝗》诗最后表达了对唐太宗的敬仰和赞颂：“又闻贞观之初道欲昌，文皇仰天吞一蝗。一人有庆兆民赖，是岁虽蝗不为害。”诗歌的指向是非常明显的，也就是希望唐宪宗能像太宗一样，能够在灾难面前反躬自省，勇于担当。由此来看，白居易并非迂腐之徒，其借诗歌来劝诫和谏议的意图也就十分明显。
四、 文学史意义
白居易灾害诗的文学性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民本情怀的抒发。白居易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其灾害诗的基本出发点就是要反映现实。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造成极大的破坏，受灾最重的永远是农人，因此悯农就成为诗歌的基本主题。诗人为民请命，大声疾呼：“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辛苦”(《夏旱》)，“况当率税时，颇害农桑事”(《大水》);对农人遭灾，感同身受：“奔腾道路人，伛偻田野翁。欢呼相告报，感泣涕沾胸”(《贺雨》);面对农村凋敝景象，诗人哀叹：“雨飞蚕食千里间，不见青苗空赤土”(《捕蝗》)。这些诗歌当与《观刈麦》、《村居苦寒》、《纳粟》、《重赋》、《轻肥》等其他悯农诗相参看，可见诗人民本情怀前后贯通的一致性。
其二，切直显露的讽谏方式。白居易极力铺写百姓的深重灾难，目的不只是寄予同情，还在于通过诗歌来向当时最高统治者进谏。但他的进谏方式却与“主文谲谏”传统不完全相同，急切而直白，颇受时人批评。这当然与他的性格有关。《通鉴》载白居易因论事切直得罪宪宗：“白居易尝因论事，言‘陛下错’，上色庄而罢。”(《资治通鉴》卷二三八)表达方式之所以如此切直，是因为他希望能引起朝廷的重视，也即“欲闻之者深诫也”(《新乐府序》)。在上述诗人为民请命诗句中，我们不难感受到其内心的炽热和知无不言的激情。
其三，藉物兴寄。在灾害诗中，白居易一方面向皇帝进谏，另一方面还顺带讥讽了丑恶的小人。比如《夏旱》诗所描写的棘与茨，本是矮小多刺而成丛的灌木，要比普通禾麦更为耐旱。这原本是一种很正常的自然现象，但诗人却赋予更多内涵，借它们来讽刺现实中的小人：“悯然望岁者，出门何所睹。但见棘与茨，罗生遍场圃。恶苗承沴气，欣然得其所。”说它们是“恶苗”，其直指当道小人的意图也就十分明显。再如《大水》中的“佣舟子”，也是诗人批判的对象：“独有佣舟子，鼓枻生意气。不知万人灾，自觅锥刀利。”这里的“佣舟子”不仅是指借水灾发 国难财的人，而且也直刺朝廷中只图私利的小人。从这些别有所寄的诗句中，可以看到白居易对比兴传统的继承。
正是由于上述三方面原因，白居易的灾害诗对当时及后世都产生较大影响。以《贺雨》为例，诗歌甫出，即“众口籍籍”，风行元和诗坛。此后流布更广，影响也越来越大，以至于皇帝“亲批”，而学士盛传(元稹《进诗状》，《元稹集》卷三十五)。宋初，盛行“白体”。宋僧智圆在《读白乐天集》中说：“謇谔《贺雨》诗，激切秦中吟。乐府五十章，谲谏何幽深。……所以长庆集，于今满朝野。”(《全宋诗》册三，卷一三九)其后陈岩肖在《庚溪诗说》中评价白诗：“昔人目元和《贺雨》诗为谏书，余特目此诗为心迹论也。”(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话》卷二)发展至清代，张品桢《读白乐天诗书后》还认为：“细玩乐天诗，情真语自挚。……高吟《贺雨篇》，孰是音可嗣。”(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一六九)由此可见，白居易灾害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不凡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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