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时的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对古诗都再熟悉不过了吧,古诗有固定的诗行,也会有固定的体式。你所见过的古诗是什么样的呢?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池上早秋》白居易全诗鉴赏,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池上早秋
荷芰绿参差,新秋水满池。
早凉生北槛,残照下东篱。
露饱蝉声懒,风干柳意衰。
过潘二十岁,何必更愁悲。
赏析
这首小诗是诗人于公元826年(唐宝历二年)在苏州时作。诗的前六句写景,结尾抒发感慨。诗情画意,融为一体,堪称写景诗的典范之作。
诗开始的“荷芰绿参差,新秋水满池”,首先为读者描绘出一幅画面:秋水满池,碧波荡漾,有荷花点点,菱芰片片点缀其中,秋风徐来,清凉送爽,一扫夏日的炎热,这是何等令人赏心悦目的事。但是,一幅画仅仅有水、有荷,尚嫌单调,还必须有外围景物。下文“早凉生北槛,残照下东篱”正是为了弥补这个不足。其实栏干本身不会生凉,“早凉生北槛”云云,是写早秋的天气已产生了凉意;同时,满池秋水,参差荷芰,本身就使人产生暑意顿消之感。池水,绿色荷叶、菱角,配上护池栏干、篱笆,加之颈联所写远处隐约掩映之柳树,每当夕阳返照,色彩鲜明,风景宜人,一幅构思巧妙的画面展现出来了。
诗中有画堪称好诗,但诗毕竟不是画,它还要传递一些画所无法表达的东西。“露饱蝉声懒,风干柳意衰。”表面是写蝉、柳,实际暗寓诗人数十年人世沧桑之感,实中有虚,亦实亦虚。诗人以蝉自托,自己虽然做了多年的官吏,但屡屡直言招祸,渐渐噤若寒蝉,不再忠言直谏了。“风干”句则以柳树经秋叶落,暗指自己的年迈体衰。《世说新语·言词》:“顾悦与简文帝同年而发早白,简文曰:‘卿何以先白?’对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质,经霜弥茂。’”白居易三十有余而发白,这年春天又害痰喘,眼病,不幸坠马,因此这“风干柳意衰”中暗寓着诗人无限的悲愁在内。这一联中,两个动词,“饱”、“干”出语新颖、奇警。末句“过潘二十岁,何必更愁悲”,看似解脱旷达之词,实际是有苦说不出,有泪不能流,已如寒蝉、秋叶,虽是“夕阳无限好”,但“黄昏”即将到来,未来的命运如何,是难以预测的。
作者介绍
白居易(772~846),唐代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生于河南新郑,其先太原(今属山西)人,后迁下邽(今陕西渭南东北)。贞元进士,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年间任左袷遗及左赞善大夫。后因上表请求严缉刺死宰相武元衡的凶手,得罪权贵,贬为江州司马。长庆初年任杭州刺史,宝历初年任苏州刺史,后官至刑部尚书。在文学上,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其诗语言通俗,人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和元稹并称“元白”,和刘禹锡并称“刘白”。有《白氏长庆集》传世。
诗歌主题
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主题非常明确。为使主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小序点明主题,或“卒章显其志”突出主题。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
闲适诗和讽喻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喻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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