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主题征：写信的那些年
远在大连的父亲已经两个月没有信了。我很想听到校长像以前一样，突然喊我的名字，温和的说，“芳芳，你家的信。”我踮起脚，伸长脖子，眉头紧紧绾着，我的前面黑压压的都是学生，我跳起，看见校长手上的信，一封封变少了。还不喊我？还不喊我？我一阵焦急，又不甘心的，眼巴巴的看着那些剩下的信。可有一封是我家的？
父亲在大连做着装潢的工作，因为路途遥远，考虑到路费贵，已经两年没有回家了。写信、拍电报，是他联系家人的方式。而只有紧急事才会拍电报，它虽快，但要按字数收费，不到十万火急，父亲是不会拍电报的。由于挂念家人，父亲隔一两个月就会给母亲写一封信，信的内容不外乎家中老人的长长短短，孩子们的念书情况，和他自己最近的一些情况……信虽慢了点，但没有字数限制，每次写信，父亲都写厚厚的一沓。听母亲说，父亲也啰嗦，有时让人哭笑不得，遇上春种时期，要问“穗渠种了什么庄稼，梁上种了什么？土豆种的够不够？”尽管这样，母亲还是和我一样，期待收到父亲的信。上学的时候，她反复叮嘱我，一定要我耳朵竖起好好听，看有没有父亲的信。终于，我听到校长在喊我，还没等他说下一句话，我已经几步跑到了“台台前”，差点让大叶杨撞了个趔趄。校长笑咪咪地把信递给我，还说“慢点！看把你喜的，比领奖还喜。”说实话，收到父亲的信，就是比领奖还高兴。一路上，我把信捂在怀中，连书包都不“信任”。那时候在农村，村里的小学生上学放学不用送。一个村庄，分割成三段，前沟，拐沟，后沟，学校把所有的孩子们分成三组，每组选一个路队长，路队长不用排队，把大家管理的齐齐整整，直到各自回家。这时候的我，老是嫌前面的人走得慢，一下子就把前面人的鞋踩掉，路队长说的话，我全然没有听，只是把信揣的紧紧的，心想着，父亲会带什么话给我们呢。从大路上上，刚刚看见我家的大槐树，我就吼开了。母亲微笑着跑出，一边接走我递上去的信，一边笑我“傻女子”。父亲总是把信叠了又叠，有时是飞机，有时是飞鹤……母亲拆不开的时候就数落父亲。我则在跟前笑个不停。信的内容还是不外乎一些家长里短，但是母亲看的分外认真，她要反复看。晚上，在不到六十瓦的灯泡下，母亲仔仔细细地写着回信，不时地抿嘴笑。母亲说，父亲年底要回了。我们姐弟三高兴地又蹦又跳，恨不得睡一觉起就是年底。
那时候，一封信可以让人热乎好几天。在深远的农村，识字的人屈指可数，母亲作为一个拔尖的初中生，给父亲写信，也替二婶给身在铜川的二叔写。她们不拐弯，想说啥就是啥。收到信的人，看着一篇纯方言有时也用拼音代替不会写的字的信，没有半点嫌弃，反而像得到宝一样。
随着社会的发展，手机荣耀登场。人们再也不用苦熬等待那一份信，有什么话，有什么事情，打通电话就可以了，也可以微信视频，仿佛亲人就在身边。可是我们忘不掉，在过去的年代，那些信给了我们无数的温暖和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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