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是中国当代作家余华创作的长篇小说，首次发表于《收获》1992年第6期。以下是小编整理的余华《活着》的生命启示，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余华《活着》的生命启示
余华先生在韩文版的自序中这样写道：“活着”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两年前，我对福贵的评价是苦难的幸存者，但现在看来，不完全是这样，因为，他找到了活下来的支撑点——平凡。
于是，我重新翻开了这书，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活着》以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变革下惨淡的革命时期为背景，写了主人公福贵多舛的一生。从四十多年前的浪子福贵，到现在失去所有亲人的老人，他经历了太多的生离死别。我想，他是幸福的幸存者，他用他的一生学会了平凡、适应了平凡。
然而，福贵只是那个时期的社会缩影，妈妈和外婆的经历也让我深刻体会了旧时期“活着”的意义。我妈妈看完余华这本书后，想起了我的外婆，她回忆着：你外婆那个时候很苦，还是在公社靠挣工分吃饭的时候，外公下水种田，外婆养猪、割草、挑花，吃不饱是常有的事，吃的是麦稀饭，麦稀饭里面有小麦的壳，经常硌得喉咙疼，饭也没多少，只能垫垫肚子。尽管他们活着很清苦，但是生活很平静，你外婆总会说一句话：忍忍，就过去了。
她叹了口气，停顿了一下，继续说：我在你这个年纪，你外婆就走了，那个时候，我忽然没有了劲头，做什么事常常心不在焉，没有方向。没有了妈妈，感觉一切都不再有意义了。但是，后来我回过神来，想起了妈妈一直对我说的话：忍忍，就过去了。而且我是家里最大的女儿，我得照顾弟弟妹妹和父亲。那段时光是我最艰难、最难熬的时期了，可我还是坚持了下来，让我撑下来的是一份责任。
外婆，用她的坚忍撑起了一个安稳的家；妈妈，用责任撑起了一个属于她的温暖的世界。她们用她们那一代所独有的经历，言传身教地告诉我，“活着”，是多么幸福的事。
然而，在这个平庸已经成为习惯的时代，我们又该如何自处？人活着总是要有希望，若连希望都没有，那么便如同坟墓中死寂的尸骨；若还怀着一丝希望，那么就如坟墓边充满生命的野草。
我从余华那里同样找到了这样一个答案：“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情所活着。”这句话让我重新思考自己的定位，它让我开始转变对世界的态度。贫穷常常让许多有理想的人们意志消沉，可我们没有理由去嘲笑他们，相反的，我们要用另外一种尊敬的眼光去欣赏他们，因为在逆境中的人不可小看，厚积薄发的力量是强劲的。所以，我们应该重塑信心，学会坚忍，学会承担，最终延伸自身生命的长度，抵达平凡的彼岸，找到生命的归栖之地。
我知道，外婆和妈妈都在适应着平凡，福贵也是。每一个人在自己的一生中扮演着平凡者的角色，讲述着属于他们不平凡的故事。平凡的时光是来之不易的，每一个正在虚度光阴的人都应该珍惜它。我不禁想起了小时候外婆背着我的情景，她厚实的背是我的整个世界，或许在若干年后，我的背会是妈妈的整个世界。
这是十八岁的我对《活着》的理解和对人生的态度。余华先生用一种平静的文字，把《活着》中的福贵打造成一位苦难英雄，活着是他全部的意志，平凡是他最终的结局，这是他的世界。
这本书给了我阅读的成长，给了我在冗杂的世界一个清晰的平衡点。
内容简介
《活着》讲述一个人一生的故事，这是一个历尽世间沧桑和磨难老人的人生感言，是一幕演绎人生苦难经历的戏剧。小说的叙述者“我”在年轻时获得了一个游手好闲的职业——去乡间收集民间歌谣。在夏天刚刚来到的季节，遇到那位名叫福贵的老人，听他讲述了自己坎坷的人生经历：
福贵出身于地主家庭，年轻时是个浪荡公子。他丈人在城里开了一家米行，其品行之放荡堕落可见一斑。后来，福贵中了别人的圈套，把家里的田地、房产都输了个精光，于是全家一夜之间从大地主沦为了穷人。福贵的父亲郁闷而亡。父亲的亡故使福贵也清醒过来，决定重新做人。从此，福贵租地度日，他穿上粗布衣服，拿起农具，开始了他一生的农民生涯。不久，福贵的母亲生病了，他拿了家里仅剩的两块银圆，去城里请医生。但他在城里发生了意外：他被国民党军队抓了壮丁。
两年后，福贵被解放军俘虏并释放了。福贵回到家里后，知道母亲早已故去，女儿凤霞也在一次高烧后成了聋哑人。福贵后来又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大炼钢铁、三年饥荒等时期。在此期间，福贵和亲人生离死别：为了让儿子有庆上学，他把女儿送给了别人，不久，女儿跑了回来，全家重又团圆；县长的老婆生孩子需要输血，有庆被一个不负责任的大夫抽血过量致死，而那县长竟是福贵在国民党军队时的小战友春生。
几年后，福贵的女儿凤霞嫁了人，但却在产后大出血中死去。有庆、凤霞死后，福贵的妻子家珍也撒手人寰，剩下的只有福贵和女婿二喜、外孙苦根。祖孙三代相依为命了几年后，二喜在一次事故中惨死。福贵和外孙苦根同住几年后，苦根也在一次意外中失去了幼小的生命。最后，福贵买了一头要被宰杀的老水牛，并给它取了“福贵”之名，艰难而平静地活着余生。
创作背景
长期以来，余华的作品都是源出于和现实的那一层紧张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余华都是一个愤怒和冷漠的作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余华内心的愤怒渐渐平息，他开始意识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寻找的是真理，是一种排斥道德判断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说的高尚并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
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下，余华听到了一首美国民歌《老黑奴》，歌中那位老黑奴经历了一生的苦难，家人都先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地对待世界，没有一句抱怨的话。这首歌深深打动了余华，他决定写下一篇这样的小说，就是这篇《活着》，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乐观的态度。写作过程让余华明白，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情所活着。余华感到自己写下了高尚的作品。
1992年春节后，余华在北京一间只有八平方米的平房里开始写作《活着》，秋天的时候在上海华东师大招待所的一个房间里修改定稿。最初的时候余华是用旁观者的角度来写作福贵的一生，可是困难重重，余华的写作难以为继；有一天余华突然从第一人称的角度出发，让福贵出来讲述自己的生活，于是奇迹出现了，同样的构思，用第三人称的方式写作时无法前进，用第一人称的方式写作后竟然没有任何阻挡。就这样，余华十分顺利地写完了《活着》。
主题思想
苦难主题
苦难是余华小说的一大主题，《活着》中福贵的一生承受着巨大的苦难，父亲粪缸上掉落摔死、母亲重病身亡、妻子生病而死、儿子献血过多而死、女儿产后大出血死亡等等。《活着》的名为活着，但实际上所描述的是一件件死亡的故事，亲人的不断离开为福贵的一生带来了不间断的苦难。作者将所有的灾难全部集中在福贵一人身上，更能够引起读者对福贵的悲怜，震撼读者的心灵，越是描述主人公的苦境，越能体现出活着的意义和本质。面对不间断的苦难，福贵找到了缓解苦难的方法，那就是“忍受”忍受亲人的离去留下的悲痛，以忍受的方式不断与死亡抗争，只为了活着而活着，这是一种使命。作者想要传达的是生命中不存在幸福与不幸，生活就是静静的活着，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不是为了任何事物而活着，活着是生命的一种状态，人只有活着才有资格去经历，在死亡和苦难面前，我们要敢于直面，这也是生的一种使命，感受人生的辛酸苦辣，这就是活着。作者余华使用朴实的语言为读者讲述了福贵艰难的人生，在文本中福贵不断的遭遇苦难，为了活着顽强的挣扎着，我们在福贵身上看到了生命的力量，福贵生存的力量来自于生命力和生活中点滴的温情，这些都是支撑福贵面对苦难坚韧不屈的力量。[6]
荒诞主题
《活着》的死亡带着一种荒诞的气息。在小说中，福贵的儿子被拖着去救生孩子的县长夫人抽血至死，外孙是吃豆子撑死的。这些人的死亡都是无意义的，可不是没有缘由的。福贵经历了20世纪40年代的败落和奢靡，50年代的战乱将息，百废待兴，60年代的战线混乱。在物质和精神严重匮乏的年代，外孙吃多豆子撑死了，在饥荒年代人们因过度饥饿，见到食物无法控制，最后噎死。看似荒诞滑稽，可正是这样的社会扼杀了无数人的生命，要么饿死，要么撑死，这是时代的悲剧。福贵的儿子因救县长的儿子输血过多而死，这样的“官本位”的意识，没有人权，没有自由，人民是达官贵人的奴仆，可任意指使甚至剥夺其生命，如此大环境下，普通个体无法生存。福贵一家，福贵是唯一的幸存者，历史的暴力，社会的暴力“吃”光了他的家人。在荒诞的大环境下，他学会了如何“活着”。中国人有一些生存的智慧，就是平静、安定接受，接受的是大地所赠予的脚踏实地，对生活的苦难和荒诞的默默忍受。由此可见这是中国人所特有的一种面对荒诞、苦难的生存智慧，可是也透露中国人面对生命时的无奈与软弱。
命运抗争
在《活着》中，作者表现了一种面对苦难生活、面对死亡的可能的态度“人是为活着而活着”。活着不在于追求活着的意义，只关注“活着”本身。作者大胆地在作品中重复死亡，并用福贵的苦难经历告诉读者不要在痛苦的漩涡中颓废沉沦，要在苍凉中“忍下去”，在艰辛中“熬下去”，在寂寞中“活下去”。福贵在面对生活的苦难和不幸命运时展现出超强的忍耐力和承受力，而支撑他活下去的正是人性中的基本感情。余华通过真实淳朴的语言概括了人活着这一过程的全部意义和终极追求，这就是.《活着》带给人们的启示、感动与震撼，一种属于中国人的生死观，一部生命哲学启示录。
人道主义
《活着》是一部关注人生苦难及苦难中生命个体生存意义的写实作品。对于在极限生存状态下的生命个体为什么能活着，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这样一个基本命题，小说《活着》给在苦难与不幸境遇中仍能活着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参照样本，从而透视出人类千百年来面对种种人生苦难仍生生不息的精神源泉。余华在充满苦难的生活中深刻地勾画着生之坚韧与生之乐观的复杂图景，在作品中以极大的温情细致地描绘出了种种人生悲情、磨难，同时又以激烈乃至“残酷”的形式表现出人在面对厄运时极为强烈的生存欲望。《活着》激起了读者逼真且亲近的记忆，然后又将人物推向极端的生命体验进而挖掘人性深处的闪光点，在这里普遍与极端的生命经验相结合构成了作品的现实感与文学性，读者在阅读故事的同时又对自身现实进行联想和反省，最终领悟到崇高的精神力量和温暖的人道主义情怀。
艺术特色
象征意义
余华在《活着》的后半部分描写了一头牛，这头牛是在福贵的家人全部离开他之后买回家的，一头毫无用处即将死去的老牛引起了福贵内心的触动，就是在这头牛身上，福贵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一个吃尽了苦头即将暮年的老牛，这也正是福贵的写照；一个毫无用处、干活已经很吃力的牛，这也恰恰是福贵遭遇的困境；一个人人都认为即将老到死去的牛却奇迹般的又活了十来年，同样福贵也是这样。这头牛所象征的就是福贵，更是象征了这千千万万受尽苦难却依然盎然挺立的人民，在老人回忆的一生里先后经历了中国最特别的历史时期，可以说每一段都是使人民饱受磨难，《活着》中讲述的是一个“死去”的故事，从福贵的家人到朋友再到千千万万并不认识的同胞，一个接着一个的死去，使整部小说变得灰暗，然而不能忽视的是，在那个灰暗的时代，在人们相继死去时，一定也还有很多国人像福贵一样，凭借超人的忍耐力活了下来，活过了所有人，这也使小说闪耀着的人性光辉。
叙事结构
《活着》的成功，其关键因素在于连余华自己都意识到和表达过的叙述角度的调整。小说在叙事上采用了两个叙事结构的嵌套和绾合：“当下”的民间歌谣采风者“我”遇到老年福贵——听他讲述自己过往人生经历和故事，并成为福贵讲述他自己的故事的听故事者、记录者和转述者，但又不是以旁观者角度和第三人称叙述福贵的故事。作家和隐含作者让福贵在第二个叙事结构、也是《活着》的主体小说叙事里，采用福贵的第一人称叙述，作家和隐含作者都不过多甚至尽量不做主观性介入、不做叙述干预。尽量让小说主体叙事——福贵的人生经历和故事，以福贵的视角和眼光以及叙事声音，进行原生态呈现——这当然是小说叙述成功的原因之一，也是余华终于能告别自己先锋文学时期写作，告别“虚伪的形式”。
质朴语言
《活着》的叙述语言至简至朴。这是余华刻意追求的语言效果，他在华中科技大学演说时表示小说里的福贵的设定，是一个因为是地主家儿子念过三年私塾但仍没有什么文化的农民，根据这种身份设定，又因为小说其实就是他在讲自己的故事，所以他在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时候应该是用一种最简单的语言，如此谨慎的用语源自余华对写作语言的严格自我要求，表示对语言只有“准确”这一要求，认为一个优秀的作家的就应该学习鲁迅核能一样语言，简洁却有力，使语言发挥出最大的能量。叙述语言的简单与质朴，使得小说真实易懂，拉近了读者与叙述者的心里距离，加深读者的代入感，容易产生心理共鸣，至简的语言却意蕴深刻，这是小说跨越了读者的年龄限制，获得下至中小学生，上至耄耋老人阅读喜爱的秘诀。
现实书写
《活着》以回忆的方式讲述了一部充满个人记忆与个体经验的中国当代历史，可就是这样一个充满历史沧桑感的民间故事却仍然给人一种很现实的感觉，而这种现实感又恰恰成为联通作品深层思想与读者内心感受的关键。首先，这部作品提纯了人生中最简单、最普遍也最完整的一个经验模式，那就是一个人从年轻到年老、从出生到死亡的过程。作品中福贵的一生经历了从富贵到贫穷，从赢到输，从恶向善的过程，几十年间他的身体受尽苦难与折磨，在精神和情感上也经历了可怕的炼狱。作品对历史的时间和细节进行适当的删减以此淡化了意识形态色调，在这里，人物被还原为一个纯粹的生存着的个体，历史也被抽象成命运偶然性和人生苦难境遇的一种形式，使得主人公福贵苦难悲痛的人生故事、纯净高尚的灵魂和乐观豁达的生存态度得以彰显。这样，福贵所经历的命运无常和苦难磨炼就不仅仅是对中国当代特定历史背景下劳苦农民一生的浓缩，更是对人类普遍的人生经验进行深度概括与提纯。
作者简介
余华，中国当代作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1960年4月出生，1983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第七天》《文城》等。其作品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曾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1998年）、法国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2004年）、法国国际信使外国小说奖（2008年）、意大利朱塞佩·阿切尔比国际文学奖（2014年）、塞尔维亚伊沃·安德里奇文学奖（2018年）、意大利波特利·拉特斯·格林扎纳文学奖（2018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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