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诗人就说：“忧时本是诗人职，莫怪吟中感慨多。”这是赞成诗人应该忧国忧民的。也有不赞成的，明代的公安派代表作家袁宏道，提倡个性解放，不同意诗人应有“忧国忧民”的责任感。他在《显灵宫集诸公以城市山林为韵》中说“新诗日日千余言，诗中无一忧民字。自从老杜得诗名，忧国爱民成儿戏”，仔细咀嚼诗意，可见袁氏虽然不赞成此说，但还是把“忧国忧民”看作当时诗歌创作中大多数诗人所遵循的原则。这些都说明对后世士人影响之深。
诗歌创作乃是中国古代读书人日常功课之一，古代学子平常接触最多的当属杜诗。因为杜诗中规矩井然，学有规范。如应酬中大量运用的律体诗，当以杜甫写得最好，很少率意之作；科举考试中用的试贴诗可以模仿杜集中的“五排”（杜甫以后，很少再有诗人写出像杜甫这样多的高质量的“五排”了。）对杜诗的广泛的模仿从宋代 (218.65.34.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