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是个异乎寻常的岁月！当时党中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上半年，城郊仙岳山上，塑有超大型的巨幅标语。一个字占地有一座房子那么大！那时候，农村组织开夜工，有时一干就到深夜十二点，甚至凌晨一、二点。未满14岁的我，也加入了这一行列。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考进一中并编入初51班的。
刚跨进一中，就看见校园内到处都有用泥土筑砌的小高炉。旁边有高中班的学生在拉风箱。我们初一的小同学先在校内搬木炭给高中班的同学炼钢铁。后又在下操场作煤，用4个格子的木框做模子，一次可以作四块。当时我们的班主任是学校的团委书记——古元丞老师。秋收季节，我们这批小鬼还参加了军训。每天，曙光初露，军号响了，我们一边穿衣服，一边跑步，到下操场做操。由高一年级的张恒庭同学任我们初一四个班的连长。每天跑步到达北门靠如今解放路门口的那个大操场，在草地上摸爬滚打，还学习队列变换等等。有时一个星期下来，罩衣上五粒扣子仅剩下两三粒。
为了支援全民大炼钢铁，学校组织我们从官庄原程潜省长的家里（那时已改为官庄完小）挑着木炭，走三十多里的路程，经过芦佛岭，一路步行至现在的板杉铺上火车，来回五十来里山路。别说挑东西，就是走路，对今天十三四岁的儿童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
挑完木炭以后，正值秋收。那时农村主要劳动力大部分上了两个主战场：一个是修建官庄水库；一个是到渌口镇修建京广复线。政府就组织我们这些中学生伢子，去桃花摘了七天茶籽，带队的是植物教师高进富（湖北人）老师。桃花冲内山高林密，有时不小心跌入灌木丛中，只能哭着叫老师，老半天才能从一丈多深的灌木丛内爬出来。你看，这算不算是一种锻炼！
摘完了茶球，我们又以连营建制排着队伍到了油圳完小（现在属株洲县）。那里农村广阔，放眼望去，一个垅市有十多平方里。当时的主要农活是割禾。晚上再在如豆的油灯下搞文艺创作，写作诗词。其实对一个未满十四岁的孩子来说，哪懂得什么创作啊！
割完晚稻回校，又是作煤碳。作好后要送到姜湾下正街的陶画瓷厂二车间。这段艰苦的劳动，总共是一个多月。接着学校才组织复课，又坐进课堂里去学习。这时，我才发觉陵醴一中有很好的办学条件，光图书馆藏书就超过了县图书馆。因为一中办学规模大、历史早，最先创办于1905年，到当时，已有54年的历史了！
我从图书馆借来了《儿女风尘记》。那本书真把我迷住了。下了课，吃完饭，我便拿出来看，真有点爱不释手的味道。
随后，我先后还借阅了《林海雪原》、《红旗谱》、《红旗飘飘》、《战斗在敌人心脏里》、《山乡巨变》、《三里湾》等书，数量不下160本，这为我日后的写作打下了一些基础。当时教语文的是一位典型知识分子模样的丁立人先生，身体十分瘦弱，据说他早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攻读的是中国文学，教我们是俯就、委屈，可当时我们并不感到幸运。
那时我最喜欢学语文、历史、地理，对文科挺感兴趣，唯独外语差劲。教俄语的是杨光汉和杨逢意两位老师。由于过多地贪图课外阅读而不拿外语书，我头次俄语考试险些不及格，后来改正了上外语课偷看课外书的毛病，才把耽误的课业补回来。
1961年我们进入初三，按照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全校学生减少了。初二的.6个班（52——57班），除了流失的、下放的，最后只剩下四个班，共200多人。初三也由240多人减少到200人左右。有的去了江西分宜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有的因三年自然灾害，被迫停学了。我们却一直坚持下来，安心地读到了初中毕业。61年的中考招收率极低，升入高中、中专、中师的总共才占毕业人数的15％，不足30人。后来有的中专62年停办，实际读完高中的不足10％。我当时就是其中的幸运者。1961年上期，我以较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我的第一志愿——攸县师范学校。那次全县只考取15人。其中一中四个班中，只考上了3人，包括新阳的文家凤和我，而48班的女同学曾金莲虽然考取了却没有去读。
不平凡的初中生活就这样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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