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说》不是作者在说雨，而是雨自己在说，向孩子说。雨成了一个人，有了灵性。
《雨说》是一篇雨的絮语，更是一曲春的赞歌。首先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幅干旱严冬的景象。
田圃在严寒和干旱中，冷冻了，种子被禁锢;
牧场在严寒和干旱中，枯黄了，牛羊无法放牧;
鱼塘在严寒和干旱中，水越来越浅了，鱼儿已不能自由游动;
小溪在严寒和干旱中，已听不见潺潺的流水声。
四月，按农历算，应是阳春三月了，而冬寒不去，春温不来，不见雨的踪影，真是让人久等了啊!真是群情尽望春啊!真是大旱之望云霓啊!
久旱逢甘雨，过去曾被称为人生四大乐事之一。雨，终于来了，是甘霖普降啊!没有电闪雷鸣，亦非风狂雨横，只是如丝的细雨，微雨，脚步轻轻，细语温声，用贯通、弥漫于两间的爱心，湿润着大地，亲吻着、抚慰着每一个孩子，在干渴和寒冷中生活过来的孩子。
雨，是春的使者，带来春的信息，开启了一个新春的季节。
少不更事的孩子们啊!不要惊诧，更不要害怕。不要撑起雨伞抗拒我，不要关上门窗放下帘子谢绝我，不要忙着披蓑衣、急着戴斗笠防备我。我是到大地上来亲近你们的，我是四月的客人带来春的洗礼。让我亲一亲吧，跟我一起去看一看春天的新世界吧。
那是一个新的世界。那是一派春回大地的景象。
田圃还是原来的田圃，但，泥土将润如油膏了，种子会发芽;
牧场还是原来的牧场，但，草儿将复苏了，牛羊又可在这里牧放;
鱼塘还是原来的鱼塘，但，水暖了，水深了，鱼儿自由自在了;
小溪还是原来的小溪，但，重新欢唱了，还有村妇来洗衣裳。
春，是温热，是生命，是希望，是不可遏制的活力，是蓬勃向上的精神。
雨说，他来自遥远的地方。但是他一下子就和孩子们拉近了距离，因为他也曾是一样爱玩的孩子。不过他是幸运的，他是在白云的襁褓中笑着长大的。中国大地上的儿童，也都应该笑着长大啊!他们应该有笑着长大的权利。
然而他们的童年是在冰封江河、寒凝大地的严冬里度过的，那是一段没有笑的日子。
现在一切都不同了。雨，接引着春天到来了。是可以笑，而且应该笑了，应该勇敢地笑了。
是不会吗?是不愿吗?是不敢吗?雨要教你们笑。
你看，杨柳在雨中笑了，笑弯了腰;石狮子在雨中笑了，笑出了眼泪;小燕子也在雨中笑了，笑斜了翅膀。
你听，旗子在细雨中竟然笑出了声，哗哗啦啦地。这是春天的声音。你们也要勇敢地笑啊，你们的笑是大地的希望。
雨说，他来了，就不再回去，而当你们自由地笑了，他就快乐地安息。雨安息了，但他的爱心长存。日后在收获季节品尝成熟的苹果的甜美时，记住，那是雨的祝福的心意。
多好的一首情景交融的抒情诗啊!
作者郑愁予，的确是一位杰出的抒情诗人。他的名作《错误》《水手刀》《如雾起时》等诗，曾倾倒台湾众多读者。他的《错误》一诗，特别是其中的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两句，在台湾诗坛和文学青年中，家喻户晓，耳熟能详。
郑愁予的早期诗作深受我国古典文学传统诗词影响，构思巧妙，意象鲜明，语言与技巧虽常由旧词曲转化，却兼有传统词曲的优美和现代诗的新颖。20世纪50年代曾加入台湾现代派，并被掌门人纪弦誉为青年诗人中出类拔萃的一个。但即使在他的创作风格转向西方现代诗的诗风时，他仍强调西方技巧和中国传统精神的结合。到70年代，他和台湾的一些知名的现代派诗人一样，又在新的基础和层次上回归传统。
《雨说》一诗中古典诗词的融化和影响，明显可见。在阅读欣赏的过程中，我们会联想起杜甫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春夜喜雨》)、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兴》)，王维的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送元二使安西》)，韩愈的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陆游的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临安春雨初霁》)，以及僧志南的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绝句》)等传诵古今的名句。
传统对郑愁予的影响，远不止此。他曾经强调，在诗里表现的敦厚任侠这两种情操，是属于传统的。我以为，在他的诗里，敦厚就是诚恳，就是朴实，就是宽容，就是厚道，是对生命的悲悯，对人的关怀;任侠就是声张正义，就是打抱不平，就是反对邪恶，同样是对生命的悲悯，对人的关怀。这就是郑愁予诗中的传统情操。这在《雨说》一诗中特别醒目。他对冬、对春、对雨、对孩子的'态度，处处可证。他执著于敦厚和任侠，说明他终于是一位入世的诗人。
因此《雨说》一诗，就不仅仅是一首优美的抒情诗，而且还有着值得探讨和回味的深层含义在。
诗言志，是中国诗歌的古老传统。山水诗在中国古典诗词里占有很大数量，但常常是不仅写景，同时抒情，而且多有别具怀抱、意在言外者。即如《错误》一诗，也非一般的春景、闺怨，而是抗日战争时期父亲从戎，诗人随母逃难时深刻感受的折射。春夏秋冬，风云雨雪，本是自然现象，诗人骚客却常常借为比喻，发为象征，或感沧桑之巨变，或叹人生之无常。伤春、悲秋之作多有，其实春有何伤，秋有何悲，进入人的感情世界，心情不同而已。例如大旱之望云霓，本是人们对自然的祈求，但在《孟子》中却借喻为苦难人民渴望得到解救的迫切心情。那么，《雨说》里极写冬之干旱，极写盼雨之情，岂不就是若大旱之望云霓么?而极写雨后的春回大地，勃勃生机，欣欣向荣，岂不就是对及时雨的赞颂么?人们记得，1978年冬，在中国大地上，是有过一次人们渴望已久的政治及时雨的。联系此诗作于1978年后的1979年，并特别注明是为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儿童而歌，我们是不是可以感到诗中众多比喻可能具有的关怀祖国前景、情系祖国命运的象征意义呢?诗中的乡国之思是隐然可见的，我以为。
1966到1976的十年革命，给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新兴的国家带来了深重灾难。曾是海外保(卫)钓(鱼岛)爱国运动积极参加者的郑愁予，不可能对此无动于中。在诗人笔下没有直接涉及革命的诗作，但他1966年写了赞颂国父孙中山的《衣钵》一诗，强调了孙中山的民主思想、革命精神和统一中国的理念，并认为统一是和平的第一义。而诗人自许为第三代的献身者，是传接您的衣钵的人。他后来在自撰《年表》里指出，1966年大陆开始革命。与友人等在心战总队阅读资料，咸表愤慨，适值孙中山先生百年冥诞，乃以民主为寓意，挥泪作长诗《衣钵》。1972年在爱荷华他还作有《秋盛，驻足布朗街西坡》一诗，诗中重点描绘了集九秋于一身的大枫树，其红色如燃起连天大火。诗人担心红砖夹隙间的几株小草，面临秋盛的大火，能过冬否?诗人在1984年修改和订正此诗时，写有追记云：住爱城五年，正值中国大陆上进行着革命，红光亦照到爱城来，不免有一些向往红色生涯的附和者，写这首诗以大枫树作为警谏。那么，如诗人所说，《衣钵》源自对革命的愤慨，《秋盛，驻足布朗街西坡》暗喻对革命的忧虑，则《雨说》是否就可说是对革命结束、新时期到来的赞颂呢?这三首诗简直可说是郑愁予的革命三部曲，但愿我不是穿凿附会。
郑愁予曾说：诗是写给二己，一是自己，一是知己。诗人，当完成一首诗，常会在置笔的顷刻有些满足感，别人难以分享，这便是诗是写给自己的初衷。但是一经对外发布，则必然引起反应。如有幸引起读者的共感，便就是诗也是写给知己的原因了。(《诗创作观》，载《中华新诗选》，台湾文史出版社)《雨说》一诗写于十年革命的严冬方才过去两年的时候，那时的孩子恐怕难以读到此诗。不过当时的孩子，现在正当而立之年，如能读到此诗，肯定会有共感，并和诗人互相引为知己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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