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广天是上海人，但是在北京成的名。张广天有两个家，一个家在上海，那儿有他的父亲母亲，一个家在北京，这儿有他的妻子儿子。张广天说，只有回到上海的家的时候才是休息，而在北京的家的时候只有工作。
在音乐界、影视界、话剧界，张广天都算得上名人。因为他在1993年的时候结集出版了一盘盒带《张广天现代歌曲专辑》，还做过若干的广告音乐；因为他在1996年为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配的音乐获得戛纳电影节最佳电影音乐奖，还给记不清多少部的电影、电视剧写过音乐；因为他在2000年编排上演了舞台剧《切·格瓦拉》引起了轰动，随后又是如出一辙的《鲁迅先生》和上周刚刚演完的《红星美女》。
不过，张广天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诗歌创作者。就在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弹着吉他吟唱了一首泰戈尔的叙事诗。张广天说，他最大的目标是写一部《汉诗学》，分为诗史、诗论、诗学三大部分。
Beats敲开了诗的心灵
就像所有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一样，张广天从十六七岁起开始写诗。当时，他已经考入上海中医学院医疗系。这意味着张广天应该成为一名大夫。结果，一位外国人改变了他的命运。这个人就是艾伦·金斯堡。
1984年的一天，张广天的德国女朋友告诉他：“来了一个beats。”张广天并不知道beats就是“垮掉的'一代”，但是既然那么多外国留学生趋之若鹜，于是也跟着混进在复旦大学的一个小楼里举办的讲座。举办这个讲座的beats就是“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之一艾伦·金斯堡。直到现在，恐怕也很少有人知道，金斯堡在80年代来过中国。因为当时国内并不真正了解“垮掉的一代”，所以不做大范围的宣传，怕他突然坐在上海的街头就扯开嗓门唱起来。
50多岁的金斯堡，一身老旧的西服，不打领带，给人不修边幅，却又十分儒雅的感觉。金斯堡朗诵了诗作《母亲》片段，声音富有感染力，忽吟忽歌。随后还拿出他的单音手风琴和澳大利亚岩石，介绍独特的吟唱艺术。讲座后，金斯堡特意和在场的惟一一位中国诗人张广天交谈了一会儿，主要是关于他感兴趣的中国现代诗的问题。
这次邂逅，可以说改变了张广天的道路。他首先想到唱诗，把诗文拿来唱诵，不仅是一种检验，也是一种直接的锻炼。张广天和几个同学组建了一个创作组，取名为“再见”。其后，又易名为“太阳同伴现代城市民谣演唱组”。忽而唱诗，忽而摇滚，又忽而民谣。由此，张广天重新捡起少年时在父亲强制下学习过的音乐，后来又学了吉他，于是他身兼词曲作者、主音吉他、主唱。他把大量的时间用在学习和声学和体验语言上，和乐队成员一星期一次的排练交流和创作讨论成为工作的中心。“太阳同伴现代城市民谣演唱组”还可以说是国内第一支摇滚乐队。
这种“自由”的状态，最终导致了张广天中途辍学。但是，张广天已经意识到“诗歌不能只停留在书面上，应该恢复诗歌吟唱的传统。”
边走边唱的行吟诗人
离开学校的张广天显得无所事事。大学生的那种身份，使他一直期望能够找一份体面的工作。百无聊赖当中，张广天下了回乡，去了浙江的舅舅家。回上海时，他已经身无分文。尽管舅舅家徒四壁，却还是从邻居们那儿借了200元钱塞给张广天。分手时，舅舅说了声：“广天啊，你还是做个劳动者吧。”
这句话对张广天触动很大。百无一用是书生，但是张广天还有自己的诗歌、自己的吉他。凭着“一技之长”，张广天开始了行吟般的生活，从北京到四川，从贵州到云南……拿张广天的话说“那是一种营生，一种乞讨性的生活，从根本上改变了所谓的精英状态。”不过，这种营生还是挺赚钱的，每天少说也有个百儿八十元的进项。
但是，这种行吟般的生活最终在昆明画上了句号。张广天在昆明翠湖公园的一家小酒馆里卖唱，每晚的收入高达60元。一天，酒馆的诗人老板对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收留你吗？因为这幕景象在十几年前我曾经梦到过。那时我在西双版纳插队，梦见我开了酒馆，还梦见一位歌手来唱歌，而且其中的一句歌词就是你唱的‘人们不知道要喝多少酒才能一醉方休，人们不知道要醉多少回才能一无所求’。梦境难道真的能变为现实吗？”张广天愕然了。
原本打算走到哪儿算哪儿的张广天决定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从音乐人到公众诗人
当张广天再次来到北京的时候，他的梦想已经锁定在平民化的诗与歌。1993年，张广天的两盘盒带《张广天现代歌曲专辑》和《吟唱生涯》相继面世。这使得他在京城音乐圈里小有名气。但是，张广天的一举成名还真亏了张艺谋。
就像挑主角一样，老谋子拍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时希望找一个新人制作电影音乐。经朋友引见，张艺谋和张广天聊了一刻钟，决定与这位从未写过电影音乐和交响乐的音乐人合作。凭着一种执着，张广天边学边写，每天工作到凌晨两三点钟，愣是完成了全部的电影音乐。最令他想不到的就是这部电影音乐居然在戛纳电影节上得了奖。但是，张广天最大的收获还是在音乐创作过程中，自学了音乐学院的全部课程，理论与实践得到了实际的结合。之后，《敌后武工队》、《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影视音乐作品的创作，使张广天的音乐达到一个完善和全面的境界。然而，张广天并没有因此而满足，他要寻找一种更加诗化的音乐形式。
机会总是眷顾有心人。1997年，孟京辉打算编排一部小剧场话剧《爱情蚂蚁》。于是，将音乐创作部分交给了诗友张广天，给了他15天的创作时间。没想到张广天满口答应却没当回事儿，带着女朋友到杭州旅游去了。临行前还蒙了一道孟京辉，“我准备给你写一个惊世之作，所以在西山租了套房闭门写作，这几天千万别跟我联系。”老孟信以为真，满心欢喜。
张广天这一走就走了两个星期。回到北京只有一天的工夫。他往家里一呆，两个小时就把所有歌曲写完了。第二天，张广天按期来到排练场，往钢琴前一坐，信手弹唱起来。结果连前卫的孟京辉都觉得十分古怪，简直不可理喻。但还是尊重作者，让演员们跟着学唱。最后，倒是张广天颇觉过意不去，透露了实情，然后将功补过重新创作了《爱情蚂蚁》的音乐。由此，张广天意识到音乐在舞台上的作用，从而发现了一片新天地——话剧中的音乐元素。
传统话剧由舞台、演员、剧本构成，张广天提出增加音乐的成分，用音乐来讲故事，构架戏剧的结构。于是，他选择少年时的偶像切·格瓦拉进行了第一次尝试，以清唱为主演绎了切·格瓦拉的故事，结果大获成功。之后，《鲁迅先生》、《红星美女》相继登场，构成了他的“红色三部曲”。尽管张广天在戏剧界大获成功，但是他仍然称自己为诗歌作者。用他的话说“诗歌是个人化流传，如果诗歌吟唱出来就是个人走向群体。因此，在工业化时代，诗人在剧场找到寄居所。我可以躲到阁楼里写诗，也可以坐在大街上吟唱，但我今天在剧场演出了。在这个环境里，形成一种公众诗歌状态，即你我皆诗人，都掌握了话语权。”
张广天现在正在构思下一部戏剧，而且将选择大剧场演出，吟唱更为大众的公众诗歌。张广天说：“公众化的诗是一种仪式。一个真正的公众仪式需要集体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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