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温渐暖，除了饮食，踏青也正式开始， 放风筝、挖野菜、簪花喝酒，愿享受一个美好的春日时光，下面为大家癸丑春分后雪的诗歌鉴赏，欢迎借鉴！
原文
癸丑春分后雪
苏轼
雪入春分省见稀，半开桃李不胜威。
应惭落地梅花识，却作漫天柳絮飞。
不分东君专节物，故将新巧发阴机。
从今造物尤难料，更暖须留御腊衣。
译文
过了春分后下雪回省来确实少见，
半开的桃花也经受不起雪的威力。
桃花应该惭愧自己见识短浅，
只能化作柳絮随风而飞。
捉摸不定的东方之神本来就是如此，
还又巧发阴谋暗设机关摧残桃花。
从今老天爷操纵的阴晴冷暖也难以预料，
即使在已经暖和的时候也要准备御寒衣物。
词句注释
入：过了。
省：回省。
稀：少，少见。
不胜威：经不起（春雪）的威力。
应惭落地梅花识：（桃花）和梅花相比应该惭愧自己见识短浅。
不分：不按常规行事，令人难以预料。
东君：主宰东方之神，暗指王安石等改革派。
故将：却又。
阴机：阴谋、机关。
造物：创造万物的天神，暗指皇帝。
鉴赏
原来读这首诗的时候有点不相信，过了春分杭州还下雪，怎么可能呢？到了2015年我才相信了。因为2015年到了清明南方还下了大雪。看来极端天气古来就有。
这首诗是苏轼出任杭州通判时写的一首“感事”诗。其准确的写作时间，当是宋神宗赵顼（xū）熙宁六年（农历癸丑），亦即公元1073年。这一年的杭州，春分之后居然落了一场大雪，苏轼有感于时令的反常而作。表面上，仅为“春分后雪”而作，但却绝不单单是因为“感时”，而更主要的则是“感事”。正因为是感事，颇具哲理，所以很值得后人玩味。
众所周知，苏轼在我国文学史上，是一位颇为重要的人物。他不但诗、书、画的造诣都很深；而且是韩愈、柳宗元古文运动的衷心拥护者和热心推动者和实践者；又是豪放诗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至今仍脍炙人口。
大家知道，北宋王朝，早在康定、庆历年间，国势几乎已经变成一个“烂柿子”：朝内机构臃肿，官员庞杂，贪墨成风；民间土地兼并严重，水旱灾害频仍；外部西夏频繁内侵，贡赋屡年增加。国库空虚、民不聊生。有鉴于此，凡朝野有识之士、庙堂中兴之主，都感到了朝廷已经危若系卵，变法势在必行。庆历间，范仲淹向宋仁宗上书《答手诏条陈十事》，主张变法，史称“庆历新政”。因为遭到既得利益的守旧派极力反对，新政推行不及一年，范仲淹被迫离开相位，新政也就“流产”而不了了之。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参知政事（宰相），又推出“王版新法”，得到神宗赞许，开始网络人员、设立机构，推行新法，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宣告开始。开始时，因势单力薄，难于实践，只好大量招募“新近”，蝇营狗苟之徒，得以趁势钻营，借新法之名，售一己之奸。本想以“新法”利国家、解民困；不料因所用非人，反而弄得国将不国，人民叫苦。当此时也，诸如司马光、文彦博、欧阳修等一斑旧臣更群起而攻，思辨颇为冷静的苏轼也出来“敲边鼓”。于是，苏轼便被稀里糊涂地纳入守旧派中。由于新旧两种势力的激烈争斗，变法运动就演成了党派之间的群斗，甚至发展到诬陷攻击、栽赃陷害的程度。出于这种情况，苏轼清醒地看到，如果继续这样混战下去，必将重蹈庆历覆辙，于是就主动上书朝廷，要求“外放”杭州。这当然也是新派求之不得的事。于熙宁三年，苏轼便出任了杭州通判。
通判，就是副知州。宋代通判的职能，前后曾发生过很大的变化。但到了宋神宗的时候，其原有职能逐渐萎缩，只相当于知府的副职，所以也称“府贰”。苏轼就是一个副知府。
雪入春分省见稀：过了春分之后，杭州还落这样的大雪，回省（xǐnɡ）起来，确实是许多年来还很少见。当然这个“多年”，并不单只苏轼蒞杭的这二三年；这个“省见稀”也可以是当地同僚、乡老们的多年“经验”；
半开桃花不胜威：桃花开在梅花之后。而春分前后，正是将开未开的时节，所以说是“半开”。桃杏虽然争春，但却没有梅花那样耐寒傲雪的骨气。经不起这场春雪的威猛欺凌。
应惭落地梅花识，却作漫天柳絮飞：和梅花相比，桃花显然应该感到自己的见识短浅，没有预料到老天爷还会在春分之后落这么大的雪。看人家梅花，这时候早已开败了，花瓣儿落地了，“任凭雪下得再大，却能奈得何来？”在这种突然打击之下，桃花虽然还是半开，但也只能片片化作柳絮、漫天飘零了。这显然是横遭不测的桃花的极大不幸！
以上是“就事论事”，并不旁及别的事物。下面便是借题发挥了：
不分东君专节物：“不分”，不按常规行事，令人难以预料；“东君”：主宰东方之神。按照阴阳五行的传统说法，东方，青色，属木，主生长。此处有暗指改革派、王安石等掌有权柄的朝臣的意思。
故将新巧发阴机：难以捉摸的“东君”们，本来就捉摸不定，却又巧发阴谋，暗设机关，图谋摧残半开的桃花们。
从今造物尤难料，更暖须留御寒衣：“造物”，创造万物的天神，主宰万物命运的.“老天爷”。“春分后雪”这一事件启迪人们，造物操纵的阴晴冷暖，变幻无常，难以预料。即使是在已经很暖和了的时候，大家也必须准备着御寒的衣物啊！
请注意，这后四句中，先是指责“不分东君”，如果我们可以理解为是指王安石等执政者；那么，“造物”便是抱怨主政的宋神宗无疑。隐隐暴露出一个贬官对于“圣上”不满和幽怨。抱怨他们耍阴谋迫害善良。
这也是苏轼悟出另外一番道理：即使天已转暖，也须留着御寒的衣物，预防意外状况的出现。
苏轼这种不满情绪在字里行间的流露，也给他日后的“乌台诗案”埋下更大不幸的种子。
创作背景
宋神宗赵顼熙宁六年（1073）春分（3月14日）后的一场雪，时苏轼左迁杭州通判。
王安石变法，苏轼被稀里糊涂地卷入了变法，被纳入守旧派中，由于新旧两种势力的激烈争斗，变法运动就演成了党派之间的群斗，甚至发展到诬陷攻击、栽赃陷害的程度。苏轼清醒地看到，如果继续这样混战下去，必将重蹈庆历覆辙，于是主动上书朝廷，要求贬官杭州，这当然也是新派求之不得的事情。在熙宁三年，苏轼便出任了杭州通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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