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兰亭序古诗赏析

2023-12-16 诗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许多人都接触过一些比较经典的古诗吧，广义的古诗，泛指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所有的诗歌，与近代从西方传来的现代新诗相对应。那么你有真正了解过古诗吗？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集兰亭序古诗赏析，欢迎大家分享。

　　兰亭集序 / 兰亭序

　　魏晋：王羲之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不知老之将至一作：曾不知老之将至)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赏析

　　东晋永和九年（353）的三月三日，王羲之与孙绰、谢安、支遁等四十一人，集会于会稽山阴的兰亭，在水边游赏嬉戏。他们一起流觞饮酒，感兴赋诗，畅叙幽情。事后，将全部诗歌结集成册，由王羲之写成此序。

　　《兰亭集序》记叙的是东晋时期清谈家们的一次大集会，表达了他们的共同意志。文章融叙事、写景、抒情、议论于一体，文笔腾挪跌宕，变化奇特精警，以适应表现富有哲理的思辨的需要。全文可分前后两个部分。前一部分主要是叙事、写景，先叙述集会的时间、地点。然后点染出兰亭优美的自然环境：山岭蜿蜒，清流映带；又风和日丽，天朗气清，仰可以观宇宙之无穷，俯可以察万类之繁盛。在这里足以“游目骋怀”，“极视听之娱”，可以自由地观察、思考，满足人们目视耳闻的需求。这里正是与会者“畅叙幽情”、尽兴尽欢的绝好处所。这些描写都富有诗情画意，作者的情感也是平静、闲适的。

　　后一部分，笔锋一转，变为抒情、议论，由欣赏良辰美景、流觞畅饮，而引发出乐与忧、生与死的感慨，作者的情绪顿时由平静转向激荡。他说：人生的快乐是极有限的，待快乐得到满足时，就会感觉兴味索然。往事转眼间便成为了历史，人到了生命的尽头都是要死的。由乐而生悲，由生而到死，这就是他此时产生的哲理思辨。他认为“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从而进一步深入地探求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并产生了一种珍惜时间、眷恋生活、热爱文明的思考。寿夭、生死既是一种人力不能左右的自然规律，他在文中就难免流露出一种感伤情绪。但到篇末作者的情绪又趋于平静，他感到人事在变迁，历史在发展，由盛到衰，由生到死，都是必然的。正因人生无常，时不我待，所以他才要著文章留传后世，以承袭前人，以启示来者。

　　综观全篇，本文描绘了兰亭的景致和王羲之等人集会的乐趣，抒发了作者盛事不常、“修短随化，终期于尽”的感叹。作者时喜时悲，喜极而悲，文章也随其感情的变化由平静而激荡，再由激荡而平静，极尽波澜起伏、抑扬顿挫之美，所以《兰亭集序》才成为千古盛传的名篇佳作。

　　创作背景

　　晋穆帝永和九年（353年）农历三月初三，“初渡浙江有终焉之志”的王羲之，曾在会稽山阴的兰亭（今绍兴城外的兰渚山下），与名流高士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人举行风雅集会。与会者临流赋诗，各抒怀抱，抄录成集，大家公推此次聚会的召集人，德高望重的王羲之写一序文，记录这次雅集，即《兰亭集序》。

　　简介

　　《兰亭集序》文字灿烂，字字玑珠，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优美散文，它打破成规，自辟径蹊，不落窠臼，隽妙雅逸，不论绘景抒情，还是评史述志，都令人耳目一新。虽然前后心态矛盾，但总体看，还是积极向上的，特别是在当时谈玄成风的东晋时代气氛中，提出“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尤为可贵。《兰亭集序》的更大成就在于它的书法艺术。通篇气息淡和空灵、潇洒自然；用笔遒媚飘逸；手法既平和又奇崛，大小参差，既有精心安排艺术匠心，又没有做作雕琢的痕迹，自然天成。其中，凡是相同的字，写法各不相同，如“之”、“以”、“为”等字，各有变化，特别是“之”字，达到了艺术上多样与统一的效果。《兰亭集序》是王羲之书法艺术的代表作，是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的一座高峰，它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书法家。

　　在结构和章法上以情感为线索，叙中有情，以情说理。第一段在清丽的境界中，着重写一“乐”字，由乐而转入沉思，引出第二段的“痛”字，在经过一番痛苦的思考后，不觉感到无限的悲哀，最后以一“悲”字作结。情感色彩迥乎不同，前后过渡却妥帖自然。

　　作者以其精妙绝伦的书法书写这篇文章，真迹据说被李世民置其墓中，但从唐人的摹本中，仍可见其“龙跳虎卧”的神采。《禊帖》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说：“章法为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带而生，或大或小，随手所如，皆入法则。”

　　现在陈列在兰亭王右军祠内的冯承素摹本（复制品），真本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上面钤有“神龙”（唐中宗年号）小印，是断为唐摹的一个铁证。“神龙本”是现存最接近王羲之真迹的摹本。因其钩摹细心，故而线条的使转惟妙惟肖，不但墨色燥润浓淡相当自然，而且下笔的锋芒、破笔的分叉和使转间的游丝也十分逼真，从中可窥王羲之书写时的用笔的徐疾、顿挫、一波三折的绝妙笔意。

　　《兰亭集序》是世人公认的瑰宝，始终珍藏在王氏家族之中，一直传到他的七世孙智永，智永少年时即出家在绍兴永欣寺为僧，临习王羲之真迹达三十余年。智永临终前，将《兰亭集序》传给弟子辩才。辩才擅长书画，对《兰亭集序》极其珍爱，将其密藏在阁房梁上，从不示人。后被唐太宗派去的监察史萧翼骗走。唐太宗得到《兰亭集序》后，如获至宝。并命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书家临写。以冯承素为首的弘文馆拓书人，也奉命将原迹双钩填廓摹成数副本，分赐皇子近臣。唐太宗死后，侍臣们遵照他的遗诏将《兰亭集序》真迹作为殉葬品埋藏在昭陵。

　　东晋穆帝（司马聃）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初三日，王羲之和当时名士孙绰、谢安和释支遁等四十一人，为禊事活动，在兰亭宴集。与会的人士都有诗作，事后把这些诗篇汇编成集，《兰亭集序》就是王羲之为这个诗集所写的序言。序，文体名，是对书籍和文章举其纲要、论其大旨的一种文字，相当于引言。

　　作者简介

　　王羲之（303-361，一作321-379），东晋书法家，字逸少。原籍琅琊人(今属山东临沂)，居会稽山阴（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人称“王右军”。他出身于两晋的名门望族。王羲之十二岁时经父亲传授笔法论，“语以大纲，即有所悟”。他小时候就从当时著名的女书法家卫夫人学习书法。以后他渡江北游名山，博采众长，草书师法张芝，正书得力于钟繇。观摩学习“兼撮众法，备成一家”，达到了“贵越群品，古今莫二”的高度。

　　与两汉、西晋相比，王羲之书风最明显特征是用笔细腻，结构多变。王羲之最大的成就在于增损古法，变汉魏质朴书风为笔法精致、美轮美奂的书体。草书浓纤折中，正书势巧形密，行书遒劲自然，总之，把汉字书写从实用引入一种注重技法，讲究情趣的境界，实际上这是书法艺术的觉醒，标志着书法家不仅发现书法美，而且能表现书法美。后来的书家几乎没有不临摹过王羲之法帖的，因而有“书圣”美誉。他的楷书如《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等“在南朝即脍炙人口”，曾留下形形色色的传说，有的甚至成为绘画的题材。他的行草书又被世人尊为“草之圣”。没有原迹存世，法书刻本甚多，有《十七帖》、小楷乐毅论、黄庭经等，摹本墨迹廓填本有孔侍中帖、兰亭序[冯承素摹本]、快雪时晴帖、频有哀帖、丧乱帖、远宦帖、姨母帖、平安何如奉橘三帖、寒切帖、行穰帖以及唐僧怀仁集书书《圣教序》等。

　　王羲之的书法影响到他的后代子孙。其子玄之，善草书；凝之，工草隶；徽之，善正草书；操之，善正行书；焕之，善行草书；献之，则称“小圣”。黄伯思《东观徐论》云：“王氏凝、操、徽、涣之四子书，与子敬书俱传，皆得家范，而体各不同。凝之得其韵，操之得其体，徽之得其势，焕之得其貌，献之得其源。”其后子孙绵延，王氏一门书法传递不息。武则天尝求王羲之书，王羲之的九世重孙王方庆将家藏十一代祖至曾祖二十八人书迹十卷进呈，编为《万岁通天帖》。南朝齐王僧虔、王慈、王志都是王门之后，有法书录入。释智永为羲之七世孙，妙传家法，为隋唐书学名家。

　　王羲之书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书苑。王羲之书圣地位的确立，有其演变过程。南朝宋泰始年间的书家虞和在《论书表》中说：“洎乎汉、魏，钟（繇）、张（芝）擅美，晋末二王称英。”右军书名盖世于当时，而宋齐之间书学地位最高者则推王献之。献之从父学书，天资极高，敏于革新，转师张芝，而创上下相连的草书，媚妍甚至超过其父，穷微入圣，与其父同称“二王”。南朝梁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云：“比世皆尚子敬书”，“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改变这种状况的是由于梁武帝萧衍推崇王羲之。他把当时的书学位次由“王献之——王羲之——钟繇”转变为“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在《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中，萧衍云：“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不迨”，或作“不逮”，不及之意。萧衍的地位使他的品评有特殊的感召力，因而舆论遂定。

　　历史上第一次学王羲之高潮在南朝梁，第二次则在唐。唐太宗极度推尊王羲之，不仅广为收罗王书，且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撰赞辞，评钟繇则“论其尽善，或有所疑”，论献之则贬其“翰墨之病”，论其他书家如子云、王蒙、徐偃辈皆谓“誉过其实”。通过比较，唐太宗认为右军“尽善尽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从此王羲之在书学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被确立并巩固下来。宋、元、明、清诸朝学书人，无不尊晋宗“二王”。唐代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和颜真卿、柳公权，五代杨凝式，宋代苏轼、黄庭坚、米帝、蔡襄，元代赵孟頫，明代董其昌，历代书学名家无不皈依王羲之。清代虽以碑学打破帖学的范围，但王羲之的书圣地位仍未动摇。“书圣”、“墨皇”虽有“圣化”之嫌，但世代名家、巨子，通过比较、揣摩，无不心悦诚服，推崇备至。

　　中国书史上虽推崇王羲之为“书圣”，但并不把他看作一尊凝固的圣像，而只是看作中华文化中书艺创造的“尽善尽美”的象征。事物永远是发展的、前进的，王羲之在他那一时代到达“尽善尽美”的顶峰，这一“圣像”必将召唤后来者在各自的时代去登攀新的书艺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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