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二审判令申请人向王某支付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属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驳回该诉讼请求。
二、二审判令支付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属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
(一)、关于残疾赔偿金与被扶养人生活费
工伤保险与侵权损害赔偿分属不同法律法规调整，据此得知，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不能等同于侵权法上的法医学伤残鉴定结论。理由有，其一，两者有本质的区别。劳动能力鉴定是职工因工致残后劳动功能障碍程度和生活自理障碍程度的等级鉴定，而法医学伤残鉴定是对人身损害程度的等级鉴定。其二，依据的鉴定标准不同。劳动能力鉴定是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会同卫生行政等部门制定的标准，法医学伤残鉴定是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等来对人身器官损伤程度进行等级鉴定。其三，鉴定主体不同。劳动能力鉴定结论是由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法医学伤残鉴定结论是由司法鉴定机构作出。
侵权损害赔偿纠纷实行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根据《解释》第25、28条规定，要求支付残疾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的前提是赔偿权利人须证明其伤残等级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程度。可从王某提交的证据材料看，并没有证明其伤残等级为五级的法医学鉴定结论。其提交的海南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的《海南省从业人员工伤劳动能力鉴定表》是劳动能力鉴定结论，属于工伤保险范畴，不能据此认定王某伤情为法医学伤残等级五级。另外，王某在一审时并没有提交任何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证据，二审询问过后，王某才提交户口簿、东方公安局四更边防派出所证明书，这显然不是新的证据，法院依法不应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规定，王某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再者，从一、二审判决关于残疾赔偿金与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说理内容看，其得出的赔偿数额并没有按照《解释》第25、28条所规定的“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来计算，而是按一级伤残或者死亡的标准进行计算。据此而得出的赔偿数额显然是错误的。
因此，二审法院将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等同于法医学伤残等级，并据此而不分伤残等级地判令申请人向王某支付残疾赔偿金与被扶养人生活费，实属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
(二)、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
在王某提交的证据材料中，并没有证明其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所规定 “存在精神损害”及“伤害后果严重”的证据材料。另外，根据该解释第10条规定看，即使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其赔偿数额也应根据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来确定。而从受诉的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以往的判例看，其判令申请人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3万元显然过高。
因此，二审判决在没有事实依据、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判令支付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是错误的。
三、二审认定王某工资标准为1011元/月并据此判令申请人向王某支付工资及经济补偿金是错误的
一审时，申请人出示了聘用员工登记表、试用同意书、试用期满考核表、员工培训及试用期满薪资调整考核实施办法、薪资结算表等证据，证明了王某在试用期满后的工资为850元/月及通过银行转帐发放工资的事实。另外，在劳动仲裁期间，为了查清王某的工资标准，海南省劳动争议仲裁委对申请人的一名员工陈某(与王某同一工种)做了一个调查笔录，该笔录证实了陈某在试用期满后的工资标准是850元/月以及通过银行转帐发放员工工资。但该委不准许申请人及代理律师复制，为此申请人在举证期限内向一审提交了调取该笔录的申请，但一审并没有依法调取。在二审期间，申请人也依法申请二审法院调取，该院同样没有调取。而根据《劳动法》第46条有关“同工同酬”的规定，上述证据足以证明王某转正后的工资标准为850元/月的事实。但二审法院却断章取义地以申请人出示的工资表没有王某的签名进而全盘否定了王某工资标准为850元/月的事实。从《海南省社会保险费征缴若干规定》第6条规定可知，申请人以1011元为基数为其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费是由地税机关核定的，据此不能证明王某的的实际工资就是1011元/月。
因此，二审判决认定王某工资标准为1011元/月并进而判令向王某支付工资及经济补偿金是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的。
综上所述，原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及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特向贵院提出再审申请，望依法裁判。
此致
XX省高级人民法院
申请人：
申请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