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皆为江湖，江湖造就英雄。文人亦有江湖，宦海沉浮、政见之争犹如行走江湖、身历刀光剑影。
文人自古多忧时郁愤，舍我其谁，有担当的责任与情怀。政见之坚犹如涧底之松，环境愈艰难愈守志不渝，为既定理想信念可以舍己抛家。屈原被谗，抱石投江；怀王坠马，贾谊抑亡；李陵被俘，司马仗义直言身受腐刑；七国叛乱，晁错无辜受过终至腰斩。中国文人，活的就是一口气，看中的是道德传统，虽不如荆轲刺秦轰轰烈烈，其势亦足以气贯长虹。一曲《广陵散》成千古绝唱，三千太学生为之悲恸。大义凛然，临刑不惧。“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坚守正义，不阿谀新贵，清高傲岸，在改朝换代中充当了新朝的祭品。
有时，面对环境的险恶，更多的则是变为对现实的无奈，退隐江湖则为较好的选择。于是，便有了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诗意化的农夫生活。虽不能拥有富贵之享，却能保全身心，轻松自在。谢灵运虽寄情于山水，但始终舍弃不下庙堂，终被被宋文帝（刘义隆）以“叛逆”罪名杀害。“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将刘宋王朝比作暴秦政权，并以张良、鲁仲连自比，悲剧便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千古文人侠客梦，不是侠客，也有一番豪情。厌倦弱柳莺声，向往大漠边陲，狂沙怒风。渴慕投笔从戎，勒石记功，拟把美名赢。“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不再留恋秦楼楚馆，酒宴箫笙，丈夫猛志在于四海，“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在统治者大肆开疆拓土的时代，文人上至贵族下至平民，侠骨丹心，仗剑辞国，梦幻沙场，边疆建业，笑傲江湖，扶弱济困。谁说书生百无一用，金榜题名不是唯一梦，做一个书生中的聂政，挽狂澜于既倒，留青史而垂名。士为知己者死，虽九死而犹未悔。
李白，一代诗仙，每自比于姜尚、诸葛亮那样的辅弼大臣，一生矢志不渝地追求实现“谈笑安黎元”、“终与安社稷”的理想。但诗人的性情岂能容于官场的规则，虽有“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的宏愿，还是被“赐金放还”，礼送出宫。处在“安史之乱”那样的特殊环境，不知是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还是功业之心太盛，竟怂恿李璘割据称帝，“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净胡沙。”个中心理，显而易见，终因附逆之罪，身系浔阳狱。文人的豪情有时几近于天真。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文人的江湖亦如武林，多舛而不平。暗藏刀光剑影，充斥血雨腥风 。
中唐的风雨变幻莫测，藩镇割据，宦官专政。朝在朝堂，暮走江湖。“二王”就义，“八司马”远谪荒芜，抑郁、愤懑、凄伤、沟壑难平。饱读儒学经典，致力于匡世除弊，怎奈仁人蒙难，小人窃据国柄。权力，权为利役。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不知变通，也不会变通，鹓鶵腐鼠岂能共处一堂？认准了“道”，就会义无反顾。“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到开花来；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惹事的笔端，不屈的灵魂，成就一个刘禹锡这样的诗界豪杰。
在波谲云诡的政治博弈中，即便是深谙官场之道的政界高手也可能身遭暗箭，何况是文人的赤诚，又怎能避免朝夕剧变的政治漩涡。悲情人物李商隐，一生身受“牛李党争”之苦，本人虽无意参与，却一生连逢厄运。身在江湖，又怎能做得了清白之人？文人的至情至性遭遇了政治的冷酷，一生沉郁下僚，被虐杀的心里流血。此情此状，岂是当时已惘然？活出了真性，却逃不脱江湖的阴影。
苏轼则更为洒脱，以诗人的率真直指时政的弊端，不见容于新旧两党，一生宦海沉浮，晚年被远谪儋州，远走天涯，竟能真正地过上农人的生活，乐在其中，并开拓了当地的教育、文化。
然而，亦有狡黠如庄生者，“‘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不受拘束，追求自由。“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我身即我心，飘逸而绝尘。活出真我，挥洒真性，哪管他权利纷争。权、利皆为腐鼠，身受羁绊，何若曳尾于涂中。后世文人如嵇康、阮籍、陶潜、李白、苏轼等辈，无不膜拜而影从。
文人，中国社会的精英，从小秉受“学而优则仕”的教义，始终跳动着一颗火热的干政之心，引领着时代的发展，为“义”奔走疾呼，不惜身陷囹圄，甚至舍生取义。或挣扎，或退隐。然而，亦有趋炎附势、见利忘义之徒，在时局的动荡中见风使舵、落井下石，那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小人”。
中国文人的外表是儒家，但内心永远是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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