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创作之路散文

2021-04-25 散文

　　从小听了不少故事，上小学又读了不少课外读物，因此对文字有了兴趣，所以，上初中时就有了创作欲望。

　　大约是1957年上初二时，一次作文课，老师让写一篇自命题作文，我就把村里一位失去一条腿的荣誉军人和一位姑娘自由恋爱，遭到家庭强烈反对，最终终成眷属的素材，写成了近万字的小说《义山和苗子》，一本作文本全用完还加了附页。老师说，这是他当语文老师以来看到学生最长的作文。

　　还有一次能称得上“创作”的是1958年的“七一”诗歌朗颂会。“七一”前夕，学校发出通知，为了庆祝建党37周年，学校决定在7月1日全校举办一场“庆‘七一’诗歌朗颂会”，要求师生踊跃参加。

　　通知发出后，各年级的班主任都召开了班务会，发动学生创作诗歌参赛，并把这次活动提到这是对党感恩的政治高度来认识。我们一级三班的班主任董瑞洲老师，还特地叮嘱我：要努力写出一首好诗，为班级增光。

　　那段时间，课余和早晚自习时，同学们都在苦思苦想搞创作，都想一展身手。当然我也不例外，同样陷入创作的思索中。写啥呢？

　　我想到：这年的6月，我们学校按大炼钢铁指挥部的指令，停课到南海淘过铁砂，运铁砂我又到过炼铁厂，那炉烟滚滚，人喊马叫的气象，让我这个没见过世面的农村孩子大开了眼界！

　　想到了这些，我决定用诗歌的形式把这段生活及感受抒发出来。经过几天的思考推敲，我终于创作出长篇叙事诗《吼叫吧，海啸！》。

　　朗颂会选在“七一”的晚上。那晚，月朗星稀，微风轻拂，是个难得的好天气。那时学校没有大礼堂，近千名师生坐在操场上，三盏汽灯照得操场瓦亮瓦亮。正式开场前，各班互相拉歌，你班唱过他班唱，会场已是一片热烈。“庆‘七一’诗歌朗颂会”正式开始后，被选中的近40名同学按顺序陆续登场，个个精神饱满激情昂扬，其诗文充满了对党的感激与颂扬，博得了台下阵阵掌声。但其诗歌大都很短，只八句或十几句。也有较长的叙事诗，都是历数从党的诞生后率领全国人民经过的革命历程。但是这些诗歌，几乎是千篇一律，使人有抄袭感。只有我是把党的伟大与英明融进了南海淘铁砂与大炼钢铁场面的感受之中。年代已久，已记不清具体的诗句了，只记得每节开头都是：“吼叫吧，海啸！请你大声宣告——”，每节读完，都赢得一片掌声，当全诗朗颂完后，台下是掌声雷动，真如吼叫的海啸，经久不息！由此激动得我夜不能寐。

　　事后，我这首长诗还被学校板报组抄在黑板上，向全校展示了很长一段时间。使我的“作品”第一次有了不少读者。

　　真正开始创作是我到了北大荒当了渔工以后的1962年。一天，弟弟拿着一张《佳木斯日报》，把他写的一篇题为《徒工日记》的豆腐块大小的文章，卖弄地让我看，于是引起了我也想试试的念头。不想歪打正着，我写的第一篇反映渔村妇女生活的小小说《妻子的秘密》，就被《合江农垦报》副刊采用了。初试的成功，像热锅上撒了把咸盐，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下网划船归来，在网房子里，伴着昏暗的马提灯我不停地写着，又有《王大婶》、《渔工的夜晚》及两首小诗等陆续发表，但大多数稿子都石沉大海。那时我就领教了创作的个中滋味。不久“文革”开始了，霜打雪压，文学这朵花朵枯萎凋零，我也解除了案头之苦。

　　那时，家庭经济又比较困难，我在修造厂当车工，上夜班。有了时间得上山搞副业，采中药、采猴头蘑菇、拣橡子；冬天摘冬青、拣烧柴，能抽出搞创作的时间实在不多。晚上搞创作，又受居住条件的限制。每当夜晚，一家六口躺满一炕，哪有个可供创作的清静地方？所以，那时我写稿子，大多是在被窝里趴在枕头上写的.。

　　就是在被窝里搞创作也要受到限制。冬、春、秋问题不大，因为家人已养成了在灯光下照睡不误的习惯。但一到夏季就不行了，因为北大荒的蚊子小咬多，亮灯时间一长，讨厌的小咬会无孔不入，飞满一屋，搅得全家不得安生。所以，那时我最讨厌夏天。

　　记得1982年夏天，我构思了一篇小小说，“腹稿”都打好了，就是没有机会写下来。一天晚饭时，我把小说的内容对妻子讲了一遍，她听后说：“这篇东西挺有趣的，你应该写下来。”其实我等的就是她的这句话，便故意为难地说：“可进小咬怎么办？”她想了想说：“豁出今个晚上了，不过你得抓紧点。”

　　那天晚上我写到半夜时，抬头一看，我的天！雪白的天棚上爬满了黑压压的小咬。看看被小咬咬得不住滚动的孩子，我真有点过意不去了。妻子终于爬起来说：“快别写了，咬得人实在没法睡了。”我还有个结尾没有写完得坚持一下，便说：“听人家说，端盆水用笤帚一划拉，小咬就掉在盆里了。来，咱试试。”于是，我端着水盆，妻子就在天棚上划拉开了。一不小心，我把盆里的凉水，触到了炽热的灯泡上，只听“嘭”地一声！水花四溅，灯泡爆炸了！黑暗中，孩子哭，大人叫，乱作一团。好在没伤着人，只是虚惊一场。

　　妻子一个劲地叨咕：“不要再写了，咱又不是创作的料，再穷也不差那点稀汤寡水的稿费。”

　　我也扪心自问：已是半百之年了，遭这个罪，何苦呢？

　　多年来，我就是这样悔而不改，苦巴苦熬地坚持创作下去，在编辑老师的精心指导下，也发表了一些东西，也自觉好像摸到了点创作的门路，便鼓足劲儿想继续大干下去。

　　沉梦终于惊醒。

　　1990年初春，我刚刚放下手中起草的《场长工作报告》，便应邀参加《北大荒文学》编辑部在佳木斯市举办的笔会。参加这次笔会的作者中，属我年龄最大，因此倍受编辑们的优待，特地给我一间清静的办公室，让我潜心写作，出盘“好菜”。我也丝毫不敢怠慢，足不出户，整整把自己禁闭了三天。可三天后当我重新拿起苦思苦想创作的所谓小说时，我吃惊地发现，那完全是一堆语言垃圾。惶感、苦痛中，我终于大彻大悟了：艺术的圣殿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插足的，像我等之辈，在圣殿门前溜达的份儿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心情反而舒畅了，无忧无虑地逛了一天大街。

　　编辑老师听说我遇到了困难，过来劝我：写不下去不要硬写，硬写写不出好作品，先把素材放下，焖一焖，等成熟了再写。

　　心想：焖什么焖，我下定决心知难而退，从此洗手不干了。

　　可是，文学的魅力就在于，只要你沾了它的边，苦也好喜也罢，你只能永远臣服于它。笔会归来，饭后茶余，我仍然像被一根无形的绳子牵引着，走进己是今非昔比的办公室，创作着、痛苦着。当年那篇我写不下去的小说素材，我一“焖”就焖了9年，终于在1999年写成了4万字的中篇小说《西伯利亚风暴》，发在当年《北大荒文学》第四期上。

　　可更多的时间是，烟缸里的烟蒂小山似的堆集起来，面前的稿纸却是一尘不染。

　　苦恼中，有时偶然抬起头来，瞅瞅墙上那面题词：“依依似君子/无地不相宜”的悬镜，竹影婆娑间（镜中有竹的配景）显现出一个秃顶、满脸皱纹且一副受苦受难者的形象。

　　我真不敢相信，那就是我。

　　时至今日，已人到古稀，我仍在创作着，痛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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