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不喜欢奶奶。因为她忒偏心。二妹是她的心头肉，我呢，手心手背都不是，就是家里那条大黑狗嘴里啃得光溜溜的肉骨头。
长大后，对于她的那种偏心，我有了新的诠释。二妹是两岁便离开爸妈送回老家的，是奶奶亲手带大的，偏疼一些自然无可厚非。可我那时嫉妒心膨胀得比谁都大，哪里有容忍的胸怀？
十岁那年，奶奶带着二妹从老家来看我们。妹妹身上穿着一件大红家做布衫。大红的底儿上有许多小动物，穿在身上可漂亮啦。看得我心里冒火，恨不得立马把它扒下来套自己身上。这个偏心的老奶奶哟，好几年来一趟，就不兴也替我做件新衣裳？看着妹妹不时地抻抻衣摆，一副得意样儿，心里那股气呀。不行，老大我何时被人这么忽视过？就连爸爸的勤务员都一脸正经地称我是“司令员家的小姐”呢。
机会来了，晚上，妹妹早早地睡了，奶奶赶了一天的路也乏了，揉一会儿她那对比巴掌大不了多少的小脚也睡了。等到祖孙俩发出细碎的鼾声，我悄悄地爬起身，像一只耗子溜进隔壁房间，找出保姆用的剪刀，拿过那件白日里出尽风头的花衣服，就着窗外的路灯光，端详着该从哪儿下手。对，不能让她们一下子发现。
我把衣服下摆的六个角剪了三个，然后放回原处，钻进被窝的那一刹那，我似乎听到藏在肚子里的那个坏蛋丫头发出窃笑：哼哼，让你显摆，让你得意！
第二天，奶奶发现衣服不对劲，仔细瞅，才看清我的杰作。这老太太也够坏的，直接就告到首脑面前。爸爸是不管后宫事的。生杀大权掌握在妈妈手里。用不着严刑逼供，妈妈只用严厉的眼光扫了我一分钟，下一分钟，我的脑袋已经向脚面致默哀了。
那天，妈妈把我往里屋拽，尽管我倔强的两手抠住门边，拖着屁股打坠，还是被拖了进去。扎扎实实地挨了一顿鸡毛掸子。细细的竹杆儿抽在只穿一条单裤的腿上、屁股上，火辣辣地疼，疼得我嚎叫得像杀猪。妈妈，您真下得了狠手，您到底是不是我亲妈呀？
妈妈边抽边骂：“打死你个坏丫头，从小就这么坏心眼，你跟谁学的？”
这是妈妈打我最狠的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我在炼狱里受苦受难，偏偏外间屋那个老太太敲着房门喊：“别打了，小孩子懂什么？浮皮蹭痒地打两下也就算了。”
她那话儿不仅没有止住妈妈的“毒手”，反而如火上浇油。妈妈恨恨地说：“不行，我今天非去她一层皮，让她长点记性。”
我悲哀且气愤地想：都是你这老太太，又做人又做鬼，你心里巴不得妈妈把我打死，好让你那宝贝孙女扶正做老大是吧？
从此，我和奶奶暗暗地飙上劲。但妈妈的那顿暴揍却真地让我长了记性。直到今天，我再没使过坏心眼儿。
在我眼里，妈妈是万能的，她竟然将那件衣服修改得天衣无缝。她把另三个角也剪了，修成圆的，然后将整件衣服得所有边角、袖口、领口都镶上黑色的滚边，比原来的还漂亮洋气。
虽然我心里还醋醋的，但我再不敢对那件衣服动手脚了。那场暴揍给我留下了后遗症，每当想动歪心思时，总要用手去摸摸屁股。
文革前，爸爸病退，带着我们回到老家，住在二叔家里。不久，我们的新房子落成便搬了过去，同时，也接了一直跟随二叔生活的奶奶一同过去。
现在，我们姐弟和爸爸妈妈，以及爸爸的妈妈都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热热闹闹得一大家子。可我总觉得自己和奶奶之间隔着一层玻璃。我们看得到对方，但当伸出手去时，碰触得不是温热的躯体，而是那块冰冷没人味的玻璃。
奶奶似乎也对我保持着距离。比如，她总是喊二妹三妹去沟边抬水，放任我优哉游哉。秋后，大田里刨完红薯后，那块地对外“放门”，允许大家去捡拾刨挖地里漏下的红薯。每次“放门”，地里满是挎着柳筐的大男小女，黑压压的人头。
天还黑漆漆的，奶奶就掂着小脚走到我们窗子下喊：“平子，小三，西南湖地里放门了，麻溜起来拾山芋去。”两个妹妹睡梦中被喊醒，不敢违拗，嘟嘟囔囔地爬起来，背上柳筐，拿起抓钩，顶着星月去了西南湖。
我把脑袋朝被子里缩缩：反正你喊得是她们俩，我睡我的觉。
太阳升起的时候，两个妹妹黄鼠狼拖鸡似的吃力地背着柳筐回来了。奶奶急忙迎上去，帮她们卸下筐子。看着那两大半筐完整与不完整大大小小的红薯，赞许地点点头，又开始了唠叨：“这么长得夜，少睡一会不行？看这一会儿拾了这么多。大的人吃，小的烀熟够猪吃几天的呢。”说着，有意无意地瞄了我一眼。
我知道她是说给我听。说吧，说吧，话儿不会黏身上，谁让你偏心不疼我呢？
凭心说，奶奶这辈子也挺不容易的。不到四十岁爷爷就去世了，她拉扯着两个孩子，孤儿寡母没少受族人的白眼。她算得上是个女汉子，有一年村子里很多人得了一种怪病，害大疮起不了床。麦收后，地里的.玉蜀黍和黄麻要间苗，要除草，可是家家户户没人能做，地里的草长得盖住了苗苗。奶奶硬撑起身子，搬了个小板凳坐在地里，一点点往前挪着薅草。那一季，许多人家几乎种子都没收上来，唯有我们家闹了个小丰收。
爷爷年轻轻的离世，撇下奶奶和爸爸、二叔。村上远房族人幸灾乐祸地说：“这一家人眼看要绝喽。”可是，奶奶硬是支撑起了这个家。她把爸爸送去私塾读书，爸爸十几岁便在乡里工作，后来去了外地。她给不愿上学的二叔寻了一个能干的童养媳，后来圆房，生了六个孩子。奶奶帮着二叔做家务、带孩子，这个家人丁越来越旺，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反倒是那个族人四个儿子有一对半打了光棍。
奶奶也有对我眼光柔和的时候。十五岁时，我们姐仨跟着堂姑姑学做针线，我们悟性很快，不久就能做各种式样的鞋子。那阵子，做针线活上了瘾，我们三个除了各自做自己穿的鞋，每年分别给爸妈和两个弟弟各做一双，这样他们就有三双新鞋了。至于奶奶的三寸金莲我承包了来。我给奶奶做了好几双小脚布鞋。有一双用鸭蛋青的布料做的鞋面，鞋帮子上细丝线绣着橘黄色的菊花，鞋底子用细棉绳针针相扣纳的“万”字不断头花纹，可漂亮啦。奶奶拿在手里稀罕得不得了。口口声声说要留着当寿鞋穿。
我还给奶奶裁剪缝制了偏大襟的蓝布褂子，黑卡其布的大腰裤，奶奶笑得合不拢嘴说：“大鬼丫头的手还真巧，做得很不错呢。”
奶奶一生简朴勤劳，她带大了二妹和二叔家的六个孩子。她的性格刚强，很少有和颜悦色的时候。让她能流露出一些母爱的，只有爸爸和二叔。我不止一次看到她望向他们的眼光是柔和的、母性的。眼光似一只缓缓伸出的手，轻轻地拂过爸爸的脸，从发梢直到那双大脚。
我想，奶奶心里也是柔弱细腻和温存的，她之所以要给自己戴上一副冷冰冰让人敬而远之的面具，与她曾经无助、独自挑起本应是男人肩上的担子；与她受族中小人的欺凌是分不开的。她要养大儿子，要戒备着来自各方面的侵扰，她要撑起那片天，要向大家证明她绝不是一个懦弱无能的女人。所以，她几乎封存了微笑和温柔，变得那么强势。
她做到了自己想做的事。
她劳碌一生，但她除了做姑娘时的乳名，和旧社会许多女人一样，只在自己的姓氏前冠上丈夫的姓，没有属于自己的名字。
其实，奶奶骨子里的那种倔强与傲气，已经潜移默化得和着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渗进儿孙的骨髓生根发芽。父亲和我们姐弟，哪一个没有承传得到？也许，这就是家族之魂吧。
清明给奶奶和二叔上坟，脑子里清晰地呈现出奶奶那张总是板着的脸和二叔的外八字脚。想起他们在世时的许多值得回味的故事。
站在奶奶墓前，我默默地对她说：奶奶，原谅我那时的少不更事，原谅我不止一次地惹您生气。无论我曾经怎样地对你，其实，我心里还是爱您的，因为我爱爸爸，而您，是爸爸的亲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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