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札让国散文

2021-04-17 散文

　　在为了君位而父子相疑、兄弟相残的春秋乱世，吴王寿梦与他四个儿子的权力平稳交接，就显得非常突出而非同寻常起来。出现这个特别现象，一方面在于寿梦深谋远虑，不传长而传贤；另一方面则在于这个贤者一味的辞让。不愿做握有生杀大权能够主宰他人命运并且富有四海的一国之君，难得一闻，可见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这个奇人就是吴王的四子季札。更令人称奇的是，寿梦的三个儿子都能够谨遵父王遗命，不传子而传弟地一心要把国君的宝座最终传给季扎，这对于那时乃至以后的两千年，都使人感到匪夷所思。

　　公元前561年，吴王寿梦临终前把四个儿子诸樊、馀祭、夷昧、季札叫到床前，说：“我们吴国要光大基业必须任用贤能，你们四人都是良才，但是季札更出类拔萃，所以我想把王位传给他。”季札以礼制被废不利于国家长治久安为由，坚辞不就。寿梦死后，诸樊主持国政，一年服丧期满，引古代禅让习俗让位于季札，仍不就，并因此而避走山野，耕地为生。诸樊无奈，只好收回成命，将延陵（今江苏常州）封给季札，从此，季札被称为“延陵季子”。

　　十三年后，诸樊病重，临死前对二弟馀祭、三弟夷昧说：“你们都得用兄终弟及的方式将王位最后传给季札，实现父亲的遗愿。”馀祭继位十七年去世，夷昧继位，四年，将死，要把王位传给季札，季札仍然坚决推辞，说：“我平生最想做的是实行贤人的为人之道：‘洁身清行，仰高履尚，唯仁是处’，富贵于我如过眼烟云。”再一次逃回延陵。公元前527年，群臣无法，立夷昧之子僚为王。

　　后来便是诸樊之子公子光在从楚国逃到吴国的伍子胥的出谋划策下，以勇士专诸用鱼腹藏剑的办法成功刺死在位十二年的吴王僚，光继位自称吴王阖闾。季札深以这样争权夺利的杀戮为耻，却也无可奈何。公元前515年，他到吴都承认了阖闾的政权，又到僚的墓前哭祭，从此再也没有来吴都，老死葬于延陵。孔子亲自为他题碑：“吴延陵季子之墓”，表示自己深深的崇敬。

　　在封建专制社会，君权至高无上，一句话最能概括：“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为了夺位，至亲反目，君臣水火。汉景帝时的七国之乱，唐高祖时的玄武门之变，宋太宗的烛光斧影，明世祖的靖难之役，清康熙时的九王夺嫡等等，都是争权所致。柏杨在他的《中国人史纲》一书中用图表的方式，列举了短短的春秋时期仅逐君杀君事件就有一百零九起，其它的权力争夺就更是如恒河沙数不胜枚举了。所以争权夺利是自古以来层出不穷不断上演的活剧。或以阴谋而成，或以武力夺取，或以计策赢得……而每一次权力更替，基本上有一场血腥。“宁为鸡头，勿为牛后”是我们最牢固的民族心理；“学而优则仕”，拥有权力是人生最成功的标志；“一人得道，鸡犬飞升”，权力所带来的好处与连锁效应不可胜数。所以凡是能够有机会去攫取与获得，就前赴后继、争先恐后，哪怕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因此，季札在权力这个巨大的诱惑面前能屡屡拒斥，的确是一个“异数”，很是难得。我知道，他不做国君确实是出自真心的，他就是希望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他是个艺术家，对于诗歌音乐舞蹈有着痴迷的爱好与研究的志向；他不愿参与政治，所以才一再辞位，不为所动，他是坚定的。从追求个体生命的自由的角度来讲，他的辞让有其发自本心的自由精神意义，值得尊重。如果我再善意地把季札的辞位理解为想给后人强化像许由、伯牙、叔齐等先人那种清洁的精神，也应算是用心良苦的行为。他想通过自己的行为树立一个标杆，使后世之君、后世之人能够清醒，并不是执政当权才是人生最值得追求的目标。

　　尽管他这种行为无可厚非，而且精神可嘉，但是从另外的角度苛刻地要求他，我还是要对他进行也许尖刻的“口诛笔伐”。

　　首先，他的辞位可谓不忠不孝。何为孝？孟懿子问孝，孔子说：“无违”。而季札是再三地违背父兄之命。父兄均为国君，违君就是不忠于君；吴国百姓也希望他成为领头人，他坚决不干，也是不忠于“民”。

　　其次，他的辞位不是大仁大义之举。一次子贡问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辞让显然不是圣举，仁者爱人，为大众谋利益与幸福才是大爱，才是大仁。季札是完全有“济众”的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的。一方面他贤能，深得父兄们的信赖，父兄之所以一心一意要将王位传给他，就是因为他更有能力将吴国治理好；另一方面他深得吴国百姓的拥戴，他做国君是众望所归，人心所向。有了这样的上下一心，吴国被治理得国强民富当是指日可待的。可是他偏偏不愿出力，不愿劳心费神，不愿为天下先，不愿像尧舜禹那样不辞辛苦，以天下为己任。孟子答齐宣王曰：“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季札“不王”，完全是“不为”之举，是没有担当的表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何况他是吴王的儿子，他理所当然地肩负着使国家强大百姓安乐的责任。他是辜负了父兄与吴国臣民的期望与信赖的。

　　再次，他的辞位也无“礼”，即不讲礼制。他坚决推辞的理由是礼制被废不利于国，一开始不能不说是有些见识。无数历史事实表明，王位继承如果没有交接好班，就会导致祸乱。可是，等到三哥夷昧要传位于他的时候，他就不应该再推辞而不知变通了。因为兄终弟及的'王位继承已经成了事实，他此时的推脱，无异是对父兄让位行为的否定，是无礼之极的。

　　最后，他的辞位还很不智。父亲因为他而推翻礼制，兄终弟及，但轮到他却戛然终止，这样自然会在王位继承上发生争端。《史记。吴太伯世家》记公子光“常以为吾父兄弟四人，当传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国，光父先立，即不传季子，光当立。”公子光对专诸也是这样说的：“我真王嗣，当立，吾欲求之。”结果发生兄弟相残的局面，虽是他很不愿看到的，也意想不到的，但却是他的辞位所致，他难辞其咎，应该对此负有很大的责任。

　　后来又有了进行过“胡服骑射”改革的赵武灵王让位，使季札的辞位无独有偶。赵武灵王是一个有为之君，他实行的变革一度使赵国强大起来，可是因为感情作祟，突发奇想地在自己还活着的时候，就将王位禅让给了自己宠爱的小儿子，结果不仅改革终止，还出现了内乱，自己也困死于沙丘，从而使赵国丧失了与强秦一争高低的历史机遇。

　　该当仁不让的季子的让国行为，既没有影响到随后的侄子，也没有影响到后人，而且没有在中国人的思想道德、文化心理上打上烙印，实在是因为权力的诱惑太大，人不能不迷恋它。

　　不过，倒是季札挂剑，为后人提供了一个浪漫主义式的诚信的范例，对中国人的影响更为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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