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我回到花屋场时,曾当过村委会会计的高春庭跟我聊起,花屋场以前有800多口人,现在只有不到500口人了。对于这样一个极为偏僻的山村,人口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似乎不仅有目共睹,而且都心照不宣。
在很多农村,老年人在坚守,小孩子在留守,年轻人则来来往往,曾经充满烟火的村庄,在新楼矗立中渐渐沉寂虚空。那时,我就在想,像花屋场这样的村庄,究竟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花屋场作为我的根,谁都无以抗拒农村正在经历的巨大变迁,只是不知以后,花屋场又能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我对花屋场的依恋,不说无忧无虑的童年,也不说青涩懵懂的少年,十几二十年的青春岁月,使那个村庄的山山水水、春种秋收、乡俗俚语都浸入了我的血液。
在我以一个成年人无奈而不断回望着离开这个村庄以后的多年,我才恍然明白了像花屋场这样一些村庄的精神:在每一个离开故乡的人心中,自己生长的那片土地,都可以因为一个细微的个体,随着岁月生长为一代人的眷念。一个人的村庄也可以成为我们的村庄,成为当下城市生活中,鲜活而又陌生的另一种生活底蕴。相比城市社区的摩登俊逸,山里村庄的质朴近于羞涩,像一个刚刚成年的姑娘。
自从离开花屋场,我已在都市中生活了十多年,无论得意或失意,我都无法摆脱梦中那种浓郁的乡土情结。当我把花屋场这个村庄和父亲母亲连接起来,由此上溯到祖祖辈辈,便无法把自己与那片乡土生生剥裂。当我在城市里拎回一袋米、买回一把菜、割上半斤排骨,我就不能不想到乡村,不能不想起花屋场这样一个地方,生活中的一切,哪能与村庄从此就恩断义绝。
当我从一座城市到达另一座城市的途中,我还要特意看看别处的村庄,看它们是不是也像花屋场那样安静而无助。我看到的这些村庄,作为一种千百年的现实存在,它们迎来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自由,却在无徭无赋中渐渐丧失了自己。城市正在不断扩大,村庄却在不断缩小,城市和村庄这样一个跷跷板,在反复的博弈中终于失去了平衡,以荒芜宣告了传统农业文明的无奈。
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潜藏于山石褶皱之间的村庄,忽然没有了自给自足,无端地躁动而缥缈起来,仿佛挣扎着跌进了现实的深渊。像花屋场这样的村庄,也有了无数回环的公路,有了模仿着城里的楼房,有了城里有的村里也能有的很多物质,在这种满足中也有了几十年来少有的集体失神。除了还保留着稀有的一点淳朴,大山连绵不断,农田永远是斜坡形状,花屋场世世代代延续着刀耕火种,整个村庄习惯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知道,这样的地形,无法适应机械化集约耕种。然而,个体的耕作,早已在村庄的外围就被市场经济大潮带来的集约经营淘汰,种一亩两亩地的粮食,可以养活自己,却供不起孩子上学,看不起老人生的病,走不起节节高的人情,修不起像样的新房。村民们如果一代又一代地活着,心里会有些什么样的憋屈?
在花屋场,我曾一个一个地问留在村里的他们:你们怎样想象自己的将来?他们一个一个地摇头:不知道。再摇摇头:没想过,不敢想。听到他们沉重而无奈的叹息,我心里就无比酸涩。作为城市之源,村庄怎么就成了弃父弃母,在曾经的无限生机中走向了自生自灭。花屋场深深地刺痛了我,村庄深深地刺痛了我,独处的时候,我就常常想起村庄,仿佛看到自己的影子在村庄里孤独行走,看到那褐色的土地中我的祖先、我的父辈鲜血干涸的影子,而我热血中流淌的情感,不由自主地向着村庄,向着我血中流淌着的村庄中的广袤土地!我们是不是无以回避村庄,即使我们已经三代不是农民,也越不过村庄给生命的最初定义。
就是在那年,我惊讶地看到了一小块一小块荒芜的土地。在这样一个散居的村庄,由于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出,曾经能为一道田坎而旷日纠纷的农田,蓦然失去了神圣的地位,精耕细作没有了,整齐的田垄也没有了,曾经被地膜覆盖着的条纹壮观,成为一段短暂的历史,刚刚苏醒的土地显得粗糙而狼狈。地是渐进式荒芜的,起初,是离房子最远的那块地,由套种的四季渐渐只种两季,到只种一季,然后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一季也不种了。荒草和杂树借机疯长,过一个春天,就盖住了土地全部的褐,变成草丛,又变成树丛。
现在,看到我熟悉的一块块土地,短短的时间就完成了退耕还林,我不由想起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生产队为了再多一块地,集全队之力,在陡峭的老虎洞前开荒垦地,在岩缝间种下一株株玉米——在承包的时候,这些开垦出来的劣等土地眨眼就又变成了山林。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一块块梯田,长满一人多高的树和草,我心里就涌起淡淡的哀伤,丝毫没有因为不需要种地而欣喜。
去年回乡,我在村里走了一趟,发现我少年时期捉泥鳅挖鳝鱼的水田几乎没人耕种了,有的改了旱地,有的直接荒芜。弟弟春喜解释说:水田早就不种了,如今一个人加一头牛耕种水田每天要三百元,一亩水田起码要两天,拿这两天六百元直接去买大米,一个人一年都吃不完了!春喜的话让我无语,我只能默默地看着土地,我在想:城市化也好,商业化也好,如果离开了这些广袤的土地,究竟能够走出多远?
前年,我连续几次回到花屋场。当我坐在摩托车上从一家小店面前缓缓路过,我看到了一些我曾经熟悉的儿时朋友。现在,我更像是一个陌生的进入者,他们坐在马路边打着麻将,随意瞥了一眼,注意力就回到了手中的麻将上。他们,有几个是接近五十岁的单身者,还有几个是没有理想也没有负担的人,他们偶尔出去打几天工,在家种一点门前屋后的地,大部分时间就在麻将的推来搡去中过着日子。不需要知道省长是谁,也不需要知道村长是谁,在自在的生活中找的乐趣。让我无比惊讶的是,那些年纪更大一些的人,在孤寂中所找到的寄托,居然是年轻时他们不信鬼,年老的他们开始信神了。有了神,生病就不用看医生吃药,祷告就能康复,我的一个婶婶这样无辜离世。我不明白,在向无宗教传统的花屋场,虚无的神,可以在世俗肉身上找到了落脚点。可以让功利而淳朴的父老乡亲,跪下他们的双膝,低下他们高傲的头颅。
母亲告诉我说,父亲生病期间,也曾打算信过神的。所谓的神使专拣年老孤寂生病者,神就传到我父亲身上去了。父亲是村里有名的无神论者,那时虽已患病,日常生活还能自己料理。传神者也颇迂回曲折,讲了许多信神的好处,地不用种了,粮食会自己生长,如果信神病就会好,而要信神就要表示诚意,定期好酒好肉地招待神的使者。父亲说,要信神可以,但必须让我看到神的伟力。神使说,因为信神,他家晒的玉米一天涨了十斤。神使的话让父亲有点动摇,愿意信一天试试,表示晒一百斤玉米,如果晚上收粮食涨到一百零一斤,他就真信。遗憾的是,晚上称粮食的时候,不但没涨,反而少了将近三斤。父亲无比轻蔑地对神使说:信神就是见鬼,鬼都是人装的,你也不要信这个鬼神了吧!自然,父亲最终保持了无神的认识,而所谓的神使,依然到处聚会布道大肉大酒。这个人不信,神使便去寻找下一个信他的老弱病残者。
很长时间,我一直在想关于神的这个问题。我也是不信鬼神者。神如果真的存在,我倒想看看它如何存在,掐掐它的脖子看它有没有痛感。神使们的神,无非就是一个凡人的心鬼。然而,这一心鬼何以迷惑住那些父老乡亲们呢?不单单是父老乡亲们淳朴,也不是他们文化浅,以他们数十年的人生阅历,甚至可以在大学做人生这堂课的博士生导师。土地承包前后,村里还有电影还偶尔开个大会还在一起劳动,地给他们了,他们以最大的真诚和土地亲近,在这种亲近中渐渐失去了“团队”,长时间的包产到户的单干也就罢了,现在,亲近土地居然也挣不上钱了,是不是他们过于孤独?
当土地对于他们渐渐失去重要性的时候,第一块土地就开始荒芜,但他们的劳动习惯停不下来,却不能像年轻人一样出去打工,只能守着日益的空旷与孤寂,是不是他们过于无聊?
也许,起初,年轻人出去了,还留有一些幼小的孩子,还有一些孩子们隔一两个星期从学校回家一次,然而现在,村里几乎看不到孩子们了,读书的倒还有一些,这么多年的打工潮,大部分孩子随着父母进了城,开始在城里读书,或者跟在了父母身边,余下的,就是这些可能要信信神才能打发时间的老人了。也许,这也只是我的一种猜测,亲情的缺失,神使们就趁机赢得了虚位。当我独自走在村里路上,虽然有好几个神的虔诚者,我却丝毫没有感受到神的气氛,只觉得缺乏了固有的精神,尽管有吃有穿,重现爽朗的笑、重拾无限的希望,对于他们显得是那么的奢侈!
地如果不种粮食,还可以种树,这是我忽然的想法。想到这,我立即打电话和春喜商量,把实在照顾不过来的地,都种上树。春喜说,早就开始种了,种的有核桃板栗,白果树,桂花树。原来,春喜之所以要种这些树,他是有所规划的。核桃板栗,三五年就能收益,果实可储存,不像白菜那样完全受制于当季价格。白果树差不多要十年,才能开花结果,或者长到碗口般粗细,然后作为景观植物卖出去。
现在我家由父亲种植的几棵白果树,已经粗近一尺,每棵能卖八千左右,然而他是不卖的。桂花树,生长期长,有拇指般粗细时,就开始开花飘香了,再长15年20年,一棵树的价值,差不多是白果树的两倍。这样的规划,包含了五年、十年、二十年,预设了不同时段的不同希望。春喜还很年轻,当下随便做点什么生意,有个五年六年的时间,生活靠核桃板栗大致就够了。十年以后,人到中年,白果树可以卖了,在人生可能最需要花钱的'时候,因为有了一片白果林,生活可以从容不迫。二十年后,老了,哪怕什么也没有,有这些树也已经足够,香遍整个村庄的桂花林,即使价值没有几千万,至少也有几百万。我想到了那时,在村庄的人,怕是比起我这样的久居城市的人,要自信开心很多吧。
尽管我知道,在城镇化的人口迁移中,随着老一辈乡亲们最后疼痛的终止,一个曾经八百口山民的村庄,可能就只剩几十口人了,但无论如何,这个村庄依然会有人,在坚守中创造出意想不到的奇迹。春喜说,当他开始种植桂花核桃银杏树的时候,也有人跟着种了一批,还有人种了一些别的经济林木。今年七月回到故乡时,我特意去看了春喜种的树木。正是盛夏,地里一片葱茏,很让我恍惚了一阵,热风中仿佛嗅到了泥土中的汗味。山里的世界,眼有翠绿,耳有蝉鸣,鼻有泥香,身有山风,舌头仿佛就尝到了青玉米刚刚灌满的琼浆。站在田间,一种豁畅舒适弥漫我的全部感觉,这种感觉如果分开,都还是似曾熟悉的,或者是久违的,现在它们复合在一起,汇成了全新的感受。在那块地里,一行行一排排桂花树格外显眼,它们三两年间就已经长到了一米来高,厚实的叶片在清风中微微摇动,仿佛欢迎我的到来。这块地有一亩多,我望过去数了数,大约有六十多棵,每棵都长得极为旺盛。看着这些比手指还细一点的桂花树,我仿佛嗅到了经久不息的花香,在蜜蜂的嗡嗡声中越传越远。春喜说,门口的池大叔家也栽了桂花树,再往下的俊朋家,买了一批大一点的苗子,有的已经有刀把粗,在开小小的花了。而整个花屋场,几乎家家户户都栽了,只分多少。我不由得想,有个十年二十年,花屋场的桂花同时绽放时,它的香一定能越过高高的黄柏山,越过长长的清江河,越过这个偏僻的土家山村,把它的香弥漫到城市,以它纯净的香,让城里人为之心襟摇曳,心驰神往。
在春喜的另几块地里,我又看了板栗、核桃和白果树苗。让我们惊讶的是,有好几棵核桃居然已经挂上了几个青青的果实,一棵板栗树的枝头缀着几颗满是锋芒的果实,板栗正躲在里面疯长着。同行的导演朋友从没有见过板栗是长成什么样的,换着角度背景一连拍了几十个镜头。他为春喜的憧憬羡慕不已,极想买一栋已经闲置的土屋,每年都过来度假。就是在这块地里,朋友一再怂恿我讲几句话。我想了想,对着他的摄像机镜头,把我对土地的爱,把我对花屋场的爱,也把我对村庄的希望,朴实地说了出来。
我说,再过十年八年,当我那时再回到故乡,在山脚就能远远嗅到村里的花香,花屋场也许将因这花香而名。而散布到各个城市的花屋场人,说不定就能在不同的城市分辨出自己家乡的花香!今天的花屋场,虽然很多人都出去了,我相信有相当部分人还会回来,我希望他们现在就找机会再多种一些桂花树、核桃树,当他们老了回来的时候,不仅有一个殷实的老年生活,整个花屋场不再以粮食为主,而是丛林满山瓜果满地花香满村,长尾巴的松鼠在枝头跳来跃去,轻轻吸一口气,花香就沁入肺腑……城里人则如同寻得了新的桃花源,得了闲暇慕名而来,信步在花香和坚果的世界,只想多住几天。花屋场就因了这桂花的香,因了这核桃的果,也就会有了旅店,有了和城市中市民来往的自然衔接。我想,只要有了这样的村庄,村庄作为一种山河存在,作为城镇最好的兄弟、作为城镇化发展的基础,也就在现实和当下拥有了应有的股份和话语,真实分享到国家进步、社会发展的红利。而花屋场里的人,他们将为自己构建的生态而活,活出自己本真的神采,他们产生出新的梦想,将影响着乡下人、城里人,使自己成为生活中的神。
昨天夜里,我又梦见了去世的父亲。我和父亲站在屋后高高的山上,俯瞰着花屋场遍山遍野的桂花,我们相视而笑。此刻回想起来,我们的微笑,童贞般,会心,自然,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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