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悲剧优秀散文

2021-02-03 散文

  哲学家要谈论正义,相对容易:与主题保持距离,将其抽象并简化为一种理论,毫无结果地争论着权利与需要、应得与平等之间的冲突。其他主题可没那么容易谈论。

  哲学之所以追求形式化和“干瘪”,是有其隐秘动机的。人类苦难就其本性而言,绝不会是“干瘪的”。“哲学性”这一表达,通常被用以指称一种通过思想处理不幸的能力,但是,有了专业面貌的哲学却不愿面对既困难又敏感的悲剧问题,在这方面的无能已经臭名昭著。我们应如何应对疾病和令人颓废的意外?除了通常的陈腐话语和安慰之外,对于一个失去至爱或手臂或视力的人,我们哲学家能说些什么?当某个最终不可避免的悲剧发生在我们身上时,我们应如何生活,如何思考?我们全都遇到过或读到过一些杰出的圣贤,在遭受了最惨痛的不幸后,仍欣然接纳生活、应对从容,甚至不乏幽默。哲学能帮助我们做到这样吗?

  我们可能想区分悲剧和不幸,认为后者是生命不可避免的方面,而前者只属于极其高贵的人,比如“俄狄浦斯的'悲剧”或“李尔王的悲剧”。但在这里,我们心中的平等主义会冲出来,反抗这种贵族传统。但考虑到近来好几位名人过世,舆论大肆宣扬,公众纷纷哀悼,我们或许可以说,我们人类似乎未必真的认为所有苦难都是同等重要的。尽管如此,这个哲学观点仍可通过平等主义的方式得到。何为苦难——什么使人痛苦——可以说因事因人会极其不同。但是苦难本身,是每个生命的一部分,而且作为悲剧,它不仅仅是苦难了。我将表明,作为悲剧,它有其意义。什么赋予苦难以意义,这是哲学要探究的问题。

  事实上,已经没有认真的哲学专业学生阅读《生命的悲剧感》,也没法理解其对悲剧的敏感。乌纳穆诺论述的死亡、苦难和不应有的不幸等尖锐问题,实际上处于世界上所有宗教的核心,但已经完全被排除在哲学之外。人类生活的残酷事实,就是苦难不会消失,邪恶得不到救赎。我们的理性如是说。

  作为一个早期的存在主义者,乌纳穆诺采取的是一种“非理性主义的”路线,反对对苦难和邪恶的哲学问题做任何科学或“客观的”回答。他论证说,理性只能把我们导向怀疑论。它会让生活失去意义。但是,信仰虽然是理性和绝望之外的选择,却难以摆脱理性的阴影,因此它也逃不脱怀疑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无法不理性的。

  在其对这一困境的尝试性回答中,乌纳穆诺追随克尔凯郭尔,用了“信仰的跳跃”,可以说是克尔凯郭尔的“主观真理”之一种,它超越了理性和客观性。但与克尔凯郭尔不同的是,无论如何全身心地激情投入,总还有理性搅在其中。我们无法忽视或否认不可摆脱的苦难和无法救赎的邪恶这些事实,我们最终也无法看透它们。有时,乌纳穆诺认为面对这一“绝望”本身就是人类生活的意义。赋予生命以意义的,是一种反叛形式,即对理性的反叛,坚持要充满激情地相信理性无法令人我们相信的东西。生命的意义在激情中才能找到——浪漫的激情、宗教的激情、工作和游戏的激情,以及面对理性“知道”无意义的事情仍勇于献身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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