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醒来，眨巴着眼睛，努力地想：我是不是还活着？
然后，闭着眼睛反复地想：我已经死了，我还活着；我还活着，我已经死了。
再睁开眼睛，看着卧室里的一切：有两面墙装满了书架，六个硕大的书架，四十八层，上面全部摆满了书。这些书是什么时候买来的，买来做什么的，我读过么？我为什么要读它？我努力地想，但是我想不明白。
一个这样的书房放着一张床，这本来就是一件很滑稽的事情。我的这套房子是一个三居室，南边的西室原是我的卧室、东室就是我的书房；北边的西室也是一个卧室，里面放着我的电脑。原来的想法是我住在卧室，儿子回来作客就住在那间有电脑的卧室。我的卧室是一张席梦思的床，电脑房里的床是一张自制的木床。谁想，儿子很快就结婚了，我的卧室就成了他的婚房，以后，我就没到这张床上睡过了，而是另买了一张席梦思的床，将它架在书房里。就这样，这间房子就不伦不类了：既是书房，又是卧室。
躺在床上，慵懒地想着这件不伦不类的事情，其实，我自己就是一个不伦不类的人，确切地说，我就是个行尸走肉，配这个房子也还合适。
人们都在匆匆忙忙地上班做事情，有的开着警车巡街，有的拿着笤帚扫街，有的.担着担子推着车子沿街叫卖，有的夹着课本去上课，有的背着书包去读书，有的在新居室切割装修，有的开着车在路上奔向一个目的地，有的打开铺面开始做生意，大家都有事做，就是我一个人没事做。
饥饿年代的我是多么的好啊，米缸里没米了，茴窖里没茴了，地里没青菜了，我就知道要到山上去寻找野菜，从早上找到傍晚，指甲大一蔸蔸的地米菜要千百棵才凑足一小碗，而要寻到这一小碗的地米菜却要大半天的工夫，我就有事做了，就没闲着了。
少年时代我是多么好啊，天还没亮就起床了，和人们抢着脸盆去打水洗脸，抢着饭勺盛饭吃，然后抢着跑在前头去担湖堤，累死累活担了一整天，天刷黑了，又抢着往驻地跑，一天到晚就没闲着。
青年时代我是多么好啊，一早上就扛着锄头去生产队做工了，早饭后不过五分钟又出工去了，手里还拿着一本书，为的是休息的时候能翻看几页，肩膀上担着一担秧，手里还要提着几只秧，一边像鹭鸶一样躬在田里插秧，一边还要吩咐下边田里的耕田人快一点平田，就这样一直做到天黑，并不觉得累，虽然一天到晚没闲着。
教书年代我是多么好啊，天还黑黑的时候我起床了，然后催命鬼一样地去催促学生起床出操，出操之后就陪着学生读书，监督学生读书，早饭后就开始上课，接待客人，接待家长，处理公务，调解纠纷；到了晚上，就在灯下备课看作业或者读点书，连轴样转并不觉得累，即使一天到晚有事做。
现在我是废人一个，而且这样的日子已经十年了。不担心饥饿了，衣食无忧了；不想着哪条湖堤要加高了；不想着哪块田要插秧了；不想着哪个学生的作业还没有做好，所有的这一切都与我无缘了。儿子也不需要我管了，他们一家人都在美国，虽然也艰难却过得还是惬意；家也不需要我管了。
我就是典型的废人一个，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我现在很明白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一个人活着要有事做，要有追求，要有方向。否则，你就是废人一个，你就是行尸走肉，你就是一个多余的人，你就是一架造粪的机器。
现在的我早上起来，打开窗户看看外面，听听鸟叫，收回目光看看一成不变的家，想着如何打发自己的一天。
时不时地愚蠢地想：我是活着还是死了；我是死了还是活着？说死了，揪一揪自己的肉身，感觉到疼痛；说活着，却无益于世界和社会，也无益于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