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往事，对于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有影响的。但我不知道，我能否把这些往事回忆起来，编撰成一本书。每当我忆起一件事情时，总会联想起其他几件事情来。现在，我就说其中一件。
那是在七十年代的卢卑克，一个冬天的下午，一条陡峭的街道上结了冰，很滑，天几乎是黑的。立在每家门口的煤气路灯只能照着门前。远处传来门铃的响声，说明有人进了那幢房子。这时，一个女仆拉着一个小男孩在街上走着，这男孩就是我。街上象溜冰场一样光滑，我挣脱了她的手，顺着街面溜下去，越溜越快。就在快到十字街口的一瞬间，忽然，一位衣衫破烂的妇女从横街走出来，她手上的头巾包着什么东西，我一时刹不住脚步，冲到她身上去，她粹不及防，路又滑，被我撞倒了。我在黑暗中逃跑了。
但是，我听到盘子打碎的声音，原来那个妇女的头巾里包着一只盘子。我闯了祸！我停住脚步，心里砰砰直跳。女仆终于赶上了我。我说：“我不是有意的。”
“她今晚没饭吃了，”女仆说，“她的小儿子也没饭吃了。”
“你认识她吗，施蒂娜？”
“她可认识你呢！”施蒂娜回答。
“她会来我们家告诉爸爸妈妈吗？”
施蒂娜点点头，吓唬我。我害怕起来。
我们全家正在忙碌，因为明天过节。这个节比任何节日都隆重：举行化妆舞会。这天晚上，我没有忘记黄昏时那件蠢事，以及它带来的威胁。上床以后，我还在倾听着门铃声，担心是不是那个妇女来了。她现在没有饭吃，她的小儿子也没有饭吃。我感到很不好受。
第二天，当施蒂娜到学校接我回家时，我第一句话就是向她打听那个妇女的事。我问：她来过我们家吗？女仆想了一下，说没有来。但她又说，那个妇女肯定会来找我的。直到晚上，我还在害怕。然而，家里轻松而热烈的气氛感染了我，大家都在等待举行舞会。大厅里灯火通明，充满了花香和不寻常的气味。妈妈打扮得很漂亮：第一批客人已经来到，那是妈妈的年轻女友，还有一位从不莱梅来的小姐，她是一个人来的，住在我们家里，我总是缠着她。后来，大家都化了装，戴起假面具，但我熟悉内情，知道那个吉普赛女郎是谁扮的，那个红桃Q又是谁扮的。
现在我必须睡觉去。但我又悄悄地起了床，穿着很少的衣服，摸上楼去，化装舞会已经开始。大厅前面那些房间都空着，舞会改变了一切，我几乎认不出原来这些房间。要是有人走进来，我就赶紧躲到隔壁房间去，这样我跑遍了所有的房间。大厅里的舞会莫名其妙地吸引了我，那里金碧辉煌，传出了音乐声，脚步声，人声和温暖的香气。最后，我径直来到大厅的门背后，那是冒险的，也是值得的。我看见了被柔和的灯光照耀着的裸露的肩膀，看见了像珠宝一样闪烁的头发，看见了像生命一样发光的宝石。人们毫不疲倦地旋转着。爸爸化装成一个外国军官，头发扑了粉，腰间佩着剑，我看了很得意。妈妈化装成一个红桃Q，她靠在爸爸身边，比平时更奉承他。但是当我看到从不莱梅来的那位小姐时，就无话可说了，我只觉得她溜到一位先生的身边去，依偎着他，但愿他不知道她是谁扮的。当时我只有七岁，站在舞厅的门后看到了这一切，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
舞厅的装饰体现出一种柔和，明快的风格。我后来才知道这种风格叫“洛可可”，大约十年前才从巴黎传过来的。那些舞步，四人舞，快步舞也是动那里传来的。每个细节都是事后从拿破仑三世和美丽的欧仁妮的皇宫传出来的。他们挥霍无度，可是他们的社交风气曾经流行一时，一直流传到我们这个德国北方的.小城市。沙龙文化当时是最受人重视的。礼节后来也没有像当时那么讲究。人们常做哑谜游戏，猜谜，太太们在她们女友的扇子上面画水彩画，那些奉承她们的先生们则在扇子上写下他们的姓名。在那个世界，人们常做文字游戏。那是一种奇特的发明，我那时还不懂，后来从书上知道它的道理。在拿破仑狭窄的圈子里，往往有人说出一句话叫别人写出来。这种游戏是为了发现谁的错别字最少。这种市民的游戏也适合于当时的卢卑克。
化装舞会是豪华而高贵的，不仅迎合那些一直统治着巴黎的冒险家的癖好，而且吸引着德国的上层人物。舞会最后总是以“活的形象”结束，那是为了展览当天的美女和那些奉承她们的高贵男子。躲在门后的小男孩紧张地等待着，生怕看不到这些活的形象。
突然，门被我撞开了，有人发现了我。那是一个佣人，他叫我，说楼下有个妇女找我。他没有注意到我当时吓得脸都变白了，晃动着他的燕尾服下摆走开了。我独自站在那里，思考着该怎么办？如果我不下楼见那个妇女，谁知道她会不会直接上舞厅来，那时就糟了。我宁可自己受点委屈。
那个妇女站在灯光微弱的大门前。她的身后是一个黑暗的房间。她还像昨天那样，穿着一身破烂的衣衫，一动也不动，好像是从黑暗中突然冒出来的一座良心雕像。我越来越迟疑地走近她。我要问她对我有什么要求。可是，我说不出话来。“你打碎了我的盘子，”她很低沉地说：“我的小儿子没有饭吃了。”听了她的话，我也哽咽起来。别的小孩的遭遇感动了我。就像我现在被人叫下楼来一样难过。
我到厨房拿点吃的给她，好不好呢？
但是，厨房里到处都是女仆和佣人，我的举动瞒不了他们。于是我结结巴巴地对她说：“请您等一等。”说完我走进她身后那个黑暗的房间。那里挂着客人们的大衣，我从大衣丛中钻过去，一直钻到堆放我的玩具和书的地方。我拿着这些东西，甚至要拿那只天鹅展翅的可爱的花瓶，但是那只花瓶不是我的。我把这些东西都送给了那个妇女，她接过后放在她的篮子里，走了。我也赶快跑开，去上床睡觉了。
我睡得比昨晚更安静些。奇怪的是：第二天，当我放学回家时，发现我送出去的东西都重新摆在原来的位置上。我不能理解。我把我的心思透露给施蒂娜。起初她也表示惊讶，但很快禁不住笑了起来。她笑了以后我才怀疑了她。原来，昨天晚上，那座良心雕像，那个为了我的罪过而挨饿的小孩子的不幸的母亲就是她扮的。
事实上，也许根本没有人挨饿。天知道，那天晚上打碎的是否只是一只盘子。施蒂娜是个很好的演员，她演出了她自己导演的一幕悲剧。但我不会忘记这件事。当时我只有七岁，正沉入在表面上的繁华幸福生活的时候，曾有一次从别人拉开的帷幕背后看见了贫穷，看见了自己的过错。
这是一个印象，这不也是一次教训吗？在七十年代的卢卑克是不容易看见贫穷的。当我和奶奶一起到郊外散步时，我看见路边坐着敲石头的人，或是类似这一阶层的人，他们围着一个菜盘子吃饭。奶奶诚恳而热情地对他们说：“祝大家胃口好！”这些“大家”先是楞了一下，因为这种说话的口气是他们难得听到的。随后，他们就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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