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从记事起便与番薯打交道，是吃着番薯长大的。十七八岁参军到部队，当水兵过“海灶生活”，美味佳肴，唇齿留香。回地方进广播电视文化部门工作，又赶上改革开放，生活迭起嬗变，好日子也“与时俱进”。但不管是在贫寒的岁月，还是衣食无忧的时代，曾经作为特定历史时期农家半年粮的番薯，一直没有退出我记忆的屏幕。
故乡的村名叫番园，那个地方土地肥沃，种的“关公红”、“小叶仔”、“日本薯”等番薯品种质优量高，人民公社化时期就闻名遐迩。每年清明前后，番薯便陆续进入收获期，挖番署也就成了农家人收获希望的“开春曲”。那时的田洋里，人们来回穿梭，嘈杂而又热闹。番薯地里也藏着我们童年的欢乐，小时候，我与村里的孩子们也常常到番薯地里去嬉耍。我们有时拿薯蔓当拔河绳；有时玩“打仗”游戏；有时用薯蔓“加工”圆圈，挂在自己的脖子上当“项链”。
番薯“上春”，鲜番薯粥也开始进入农家人的“生活圈”。这里的农家妇女格外的忙碌和辛苦，她们为了不误白天生产队“出工”。每天总是伴着晨鸡啼唱，就要开始操持一家人的早饭、午饭。当时农村尚无电灯照明，农妇们便点着小煤油灯，持刀拿砧，将昨天晚上洗净的番薯摆在竹制的簸箕里逐个剁碎，叮咚声此起彼伏的，犹如弹奏一首美妙的晨曲，给黎明前的乡村凭添了不少的生气。
番薯“上春”，番薯的加工贮藏是一项费心血、“多科目”的综合工程。加工前夜，家家户户都十分注意收听县、公社有线广播站的“天气预报”。如果天气正常，乡亲们凌晨二、三点就开始起床加工。微弱的煤油灯下，在刨薯板上，妇女们刨薯的手像长着眼睛似的，有条不紊刷刷地刨薯，像操纵一台熟练的机器，绝对不会出半点差错。天快亮的时候，农家人手提肩挑将刨好的`薯片撒到沙滩坡地里晒。日落西山又是一派繁忙景象，农家人“全民动手”，纷纷拿着箩筐到坡地里把晒干的薯片收回来，逐片选择分类，第二天再晒，然后，打成碎片，放在缸里收藏。
番薯“上春”，孩子们最开心。早晨上学的路上，他们用稻草芯串连着番薯，提在手里，边走边吃，有说有笑，春风满面。“农家包子”成了孩子们上学路上的“营养餐”，一道特别的风景。
做番薯粥，我的母亲很有一套，做饭的前一天晚上，她总是精心挑选硕大的饱满的番薯洗得干干净净，次日早上做粥前还要用小刀去掉番薯皮，接着用铜刨刨成细长状，再加工截短，然后把浸湿的大米舂碎一起煮。这样煮出来的粥均匀，粘性好、口感香，稀稠适中，味道美。长大后当了劳动力，在炎热的夏天从田间劳动归来，吃着母亲为我们精心熬的番薯粥，解渴解困，疲劳顿消，犹如咀嚼仙境甘旨，“爽”透全身。收成好的年景，母亲还会将番薯磨成番薯泥，过滤加工成番薯粉，番薯滓用于喂猪。番薯粉则贮藏作为我们肚子饿时制作粉汤的“备用品”。
改革开放前，农村实行“工分挂帅”，搞“穷过渡”。我家也与许许多多生活在农村的人一样贫困，一样过着“苦日子”。因此，母亲常常在公家农活收工后，顺便在地里扯上几把番薯叶带回家，炒给我们兄弟姐妹做为下饭的菜。说来也怪，也许我从小爱吃番薯的缘故，“有这碗酒垫底”，我从孩提时代直至今天都很少生病。
前几天，母亲从乡下给我带来的十余斤番薯鲜和一袋番薯干，心中情不自禁泛起一种温馨愉悦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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