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象牙雕刻技法完备,手法多样,圆雕、浅浮雕、高浮雕、镂雕,在象牙雕刻中得以普遍运用。
圆雕,一般采用整段象牙为雕料,雕刻成立体的造型。这种表现手法要求雕刻者有娴熟的技艺和丰富的想象及创造能力。一般一些桌案摆件和人物类雕像采用这种表现手法。清代的圆雕人物,风格稍显繁琐,已比较注重衣褶的刻划,更增加质感。牙雕“持经观音”,手持经卷,闭目而坐,其形容仪范体现出观音菩萨的清净端庄、慈悲的道德风范。坐像虽小,但雕像特别注重衣饰的刻划、线条明显增多,刀法流畅但稍欠浑厚,与明代牙雕人物风格迥然不同。
浮雕,是在平板材上表面立体的层次的雕刻方式,在造型上有明显的前后层次关系和半立体效果。浮雕是一种应用范围较广的造型形式,有浅浮雕与高浮雕之分。浅浮雕是阳纹雕刻低于高浮雕而又高于薄地阳文雕刻法,属于平面雕刻,但具有明显的层次感,大多数的象牙雕刻都有运用此法。高浮雕,是介于圆雕和平面雕之间,属一种半立体的雕刻形式,具有较强的空间感。如牙雕渔樵图笔筒,用高浮雕法作山水、渔樵、牧童,画面呈立体形于平面之上,浮雕效果十分突出。
明清以来,竹刻艺术极其繁荣,竹刻技法被较多地运用于牙雕工艺,再加上部分名竹艺人加入牙雕工艺之中,更加丰富了牙雕工艺的技术。如竹刻的毛雕法被运用到牙雕工艺,朱家*先生认为明代象牙器物,如文具、酒筹等,画上雕刻文字,图画多用毛雕法。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岁寒三友”纹笔筒就是毛雕法雕竹、梅、兰、石,阴纹细刻如毫发,画面紧凑而不拥挤。又刻行楷七言诗一首:“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白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另有天地非人间”,充满着文人味。而“松荫策杖图”笔筒则仿竹雕铲地法,将花纹以外的刮去,使主纹微微高于平面然后在上面作雕饰,这种刻法被称为薄地阳文、“减底法”。这属于阳刻但又结合阴刻的技法完成。例如刻人物时,先以此法作出轮廓,再在轮廓面上以阳刻的手法刻出面目等。
早在元代时,象牙雕刻普遍使用透雕技法。透雕,在平板材料上按设计图样进行拉花镂刻,再结合浮雕手法进行雕刻,形成剔透玲珑之美。透雕成熟为镂雕的重现基定了基础。
镂雕一般要综合运用拔镂,透雕技法才可实现。镂雕的技法宋代已有,适合于象牙球的雕刻,象牙球古称“鬼工球”,乾隆时期象牙球已发展到镂雕十三层了。镂雕工艺极其复杂,需要艺人有着高超的技术与素质才能完成。制作象牙球工序:先经锯工开料,次由车工车成圆球,再车成里外自由转动的若干层,由雕工在“板面”的牙球最外一层雕刻花纹,凿工把里层逐层凿成精细的各种图案,最后转磨光亮,配上牙球座子,成为成品。牙球工艺在清代获得了大发展,这种技艺发端于广州,是广州象牙雕刻中常用的手法。
至清代,镂空雕不仅仅用于象牙球的加工与制作,还被广泛运用于其他牙雕摆件的装饰。而同时,镂雕与浮雕结合运用,成为清代小件器物雕刻的特征。如这件镂雕方盒,盖及盒四边镂雕透空锦地,中间开光部分,浮雕人物花卉纹饰。底板由极薄的牙片镶上,四足上饰有兽面纹,既具有富丽华贵的气质,又体现出雅逸清新的风貌,非名匠数月之功不能完成。
清代,牙雕工艺水平已十分高超,技法已十分完备,但也造就了清代牙雕逐渐走向繁复的趋向。制作装饰精细而略带琐碎,这是清代牙雕工艺的总体趋向,虽雕工精细华丽,但又略带繁杂,发展至近代尤为突出。譬如透雕人物塔式瓶,由多层组成宝塔形,顶端为圆钮形式屋顶,揭盖为空腔,两侧各附一兽首衔环耳,内凹底,另附加海梅木嵌银丝底座。瓶圆身透雕六层,除三层为暗八仙花纹外,其余数层为人物,其中有八仙和十八罗汉等,人物多达百余人,神情动态,皆不相同,在每层主纹之间,以回纹、菱形纹或莲瓣纹间隔,使画面层次逐渐厚重。
另有一项独特的技艺——象牙编织,在清代获得较大的发展,它是将象牙劈丝,磨光后再行编织而成作品。象牙劈丝技艺,在汉代就有,从此一直没有间断过。劈丝是编织中最为关键的一道工序,它利用象牙细纹的纹理和具有韧性的特点,将象牙浸泡在特制的药液中,待其软化后,劈成厚薄宽窄均匀的薄片,牙片薄弱如纸,呈半透明状,再将牙片打磨光滑呈现出洁白光泽,再行编织,品种有象牙席、宫扇等。由于气候条件的限制,北方很少采用这项技术,广州遂成为象牙编织的主要生产地。此项技术耗工费时,制作难度极大制成品价值相当昂贵。至雍正朝,雍正皇帝有感于它的制作劳民伤财,而其功用只是为了奢侈斗富,乃下令禁止制作牙丝制品,从此,这项工艺逐步衰落,直到失传。象牙具有良好的恒温性能,比起竹,草等材料制成的席小,更为凉爽宜人。象牙编织席,现存世二张,均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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