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身体上好的记者，虽然我从没有上过大医院，从来没有遭遇过给大夫塞红包的事，但，我比普通老百姓更痛恶这种风气，因为我是个记者，我并不因为自己身体好，暂时求不上大医院的大夫而姑息他们（当然是指部分那样的人），我还写过一篇杂文，猛烈地抨击过。
事情终于轮到我了。但，那是我自愿的。
妻子十月怀胎，一夜肚痛，我和母亲急忙把她送进了一家不大不小的医院。正是熟睡时分的产科大夫被值班人员叫醒，接收了我们，这是个并不怎么漂亮，但挺有内涵的姑娘，她揉着睡眼，叫我出示工作证办理住院手续，我的工作证暴露了我的记者身份，她抬眼看了看我，笑了笑。我妻子被她扶进检查室，又遇到了一个意外——居然和大夫是老家县城同一条街上的邻居，只是不相识而已。这样一来，气氛就变得格外亲密起来，令那些值班护士瞠目结舌。我本来准备体会一回“入院初，看脸色，住院后，捡气受”的滋味的，看来没机会了。
当日上午，女儿呱呱落地，产房门一开，我和母亲迎了进去，那位大夫口里“恭喜”着把啼声正亮的儿女递给我时，我遵照母亲的吩咐，把一个100元的红包塞避了她的白大褂兜里。母亲说，接生不是看病，接生的人是上天给你送来的贵人，应该备礼相谢。
晚上，她来查房，嘘寒问暖，极为细致。她走后，我妻子从小孩的布包里发现了一个红包，并且，原封不动正是我所送的那个。这样弄得我们面面相觑，不知怎样才好。我心里想，会不会因为我的记者身份或碍于老乡的`关系不便收取呢？但这是我自愿的，并且是表示谢意的红包，哪怕是再廉洁的医生都不应该推辞呀，换句话来说，推辞了这个红包，并不一定就能证明你的廉洁呀，不是来投“试金石”的，我只是一个产妇的亲属，一个新生儿的父亲，送上的是诚挚的感激。
在医院的第二天晚上，大夫照例来查房，手把手教我的妻子给小孩喂奶。此情此景，令第一次进医院陪媳妇生产的母亲十分感动。母亲示意我把红包给她，然后守在病房的门口，等大夫一出门，母亲就拉住了她，一番推搡，我听见了大夫的话：好，阿婆，我领了。
红包送出去了，母亲象完成了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走路生风，坐下来她就夸这医院的医生、护士、卫生条件多么好。
第三天下午，我们出院，我把东西物件搬上了车，才扶我妻子下楼，待我们要上车时，大失笑吟吟地追出来，逗了一会母亲怀抱里的小丫头，然后把一个红包塞到她的襁褓里，说：阿姨给，阿姨给……红包又原封不动地回到我们手上。
这件事只愿意这样去想：本来她可以按往常惯例，心安理得收下我们的红包，但她考虑了几层关系，经过权衡，还是决定不收。但是，我不免又对自己这个想法感到汗颜，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之嫌。事情原本应该是这样的：这位大夫历来就没有收受红包习惯，我和妻子的双重身份让她十分为难，难就难在怎么拒绝这个问题上，她怕因为她的拒绝会造成我们另外的想法，所以一个红包就这样被退来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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