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晓毅 费勇著
聪明的人最愚笨，
愚笨的人最聪明。
最终能走上华山之巅的，惟有郭靖一人而已。
虽然在华山论剑中，郭靖只不过是与黄药师、洪七公对得三百招而不败，其实还算
不上第一高手的。若只是单纯的比招，这一届华山论剑的胜果，倒是由逆练了“九阴真
经”的西毒欧阳锋摘得。但读者谁都不会认为欧阳锋是真正的英雄。
郭靖的为国为民，主要事迹在《神雕侠侣》里得以充分体现，“死守襄阳”里，有
着感人至深的可歌可泣。
但这种可歌可泣，却一五一十地埋伏在《射雕英雄传》里。
金庸是立意把郭靖写得最符合儒家的做人标准的：
鲁钝、木讷，吃苦、忠心等等。
外表上，他长得高大威猛，相貌英俊；内心里，他善良仁慈，诚实憨厚。
金庸说他宅心仁厚，读者也爱他行侠为善。
梁羽生笔下的大侠，是张丹枫式的名士型侠客，亦狂亦侠，能哭能歌。
金庸笔下的侠之大者，则首推郭靖，心地宽厚，胸襟广阔，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同时，他还代表了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巧若拙，大智若愚等等中国人生哲学最
高深的层面。
刚认识黄蓉那阵子，他是多么的呆笨啊。
黄蓉提议到湖上去玩，湖上风光空阔秀丽，不知是天地之在湖海呢，还是湖海之在
天地。黄蓉兴之所至，遥想起古人旧事，不由叹道：从前范大夫载西施泛于五湖，真是
聪明，老死在这里，岂不强于做那劳什子的官么？
郭靖压根不知道这个典故，便缠着黄蓉讲故事给他听。黄蓉就将范蠡怎么助越王勾
践报仇复国，怎样功成身退而与西施归隐于太湖的故事说了，又补充说伍子胥与文仲却
如何分别为吴王、越王所杀，煞是绘形绘色。
郭靖听得发呆，却不同意黄蓉的观点，他认为范蠡当然聪明，但像伍子胥与文仲那
样，到死还是为国尽忠，那是更加不易了。
黄蓉微笑，说：“不错，这叫做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
强哉矫。”郭靖又不懂，黄蓉又只得给他细细解释：“国家政局清明，你做了大官，但
不变从前的操守；国家朝政腐败，你守可杀身成仁，也不肯丢气节，这才是响当当的好
男儿大丈夫。”
在这里，金庸用的是比照法，以黄蓉的聪明慧黠、灵秀博学去对比郭靖的鲁钝憨傻、
粗朴少识。初看起来，黄蓉是见解精到，颇具雅量高致，郭靖则是不知所云，一派呆头
呆脑。但实际上，黄蓉是有口无心，郭靖则是心中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说什么就做什么。
到了蒙古大军压境之时，他们之中的差别就更为明显了。
黄蓉是作如此想的：
蒙古兵不来便罢，若是来了，咱们杀一得一个是一个，当真危急之际，咱们还有小
红马可依赖。天下事原也忧不得这许多。
郭靖却正色宣告：
这话就不是了。咱们既学了武穆遗书中的兵法，又岂能不受岳武穆“尽忠报国”四
字之教？咱俩虽人微力薄，却也要尽心竭力，为国御侮。纵然捐躯沙场，也不枉了父母
师长教养一场。
把一首《水龙吟》唱得充满了家国之悲的黄蓉，对国是的关心却如此的稀松平常，
而远非词人墨客的郭靖，却能在危难之中一力铁肩担道义。这是否有着金庸的至巧不敌
至拙的深意在？
在《射雕英雄传》中，好像谁都要比郭靖灵巧得多，包括杨康。
除了华山论剑外，《射雕英雄传》其实还有着另一个背景，那就是郭靖和杨康的同
途殊归。
这部作品的缘起，其实是全真道士丘处机与杨铁心、郭啸天不打不相识，一相识成
挚友开篇的。那时候，刚好杨夫人、郭夫人都有了身孕，便都请丘道士取名。丘处机就
给两个尚未出世的小家伙取名为“郭靖”与“杨康”，以“靖康”之名以不忘“靖康之
耻”，记取徽钦二帝被掳之辱，实在是充满了家国之痛，又不失为殷殷期望之意。
郭靖倒是真的不负众望，他远远没有杨康聪明伶俐，但他的憨厚木讷，却因了他的
纯品忠直而逢凶化吉，适逢其人。无论是江南七怪也好，全真七子也好，洪七公也好，
都是侠而有义，对大节善恶甚为分明之人。所以，郭靖虽然不如杨康幸运，从小生活在
衣食无忧当中，但却在艰苦的生活、多变的际遇中成就了他的刚正不阿，大仁大义。
杨康的幸运之中其实埋藏着不幸的根源。谁能想到，世事无常，变幻莫测竟然到了
如此荒唐的地步：复国志士的后代竟成了大金国的小王爷？
造化弄人到此也为极致了：杨铁心的妻子包惜弱因心慈体善，无意中救了大金国王
爷完颜洪烈一命。完颜洪烈生还之后，竟念念不忘包惜弱的美貌善良，不惜用种种手段
破坏了郭、杨两个家庭，把包惜弱哄骗到手。郭靖与杨康的命运便从此改写了。
成了大金国小王爷的杨康，改名为完颜康。这位当年抗金名将杨再兴的后人，居然
成了大金国的奴臣，这就够令人难受的了。更为可悲的是成了完颜康的杨康，压根就不
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优裕的生活环境养成了他的贪恋富贵、好刁喜恭、贪生怕死、奸狡
狠毒、人品低下，终因作恶多端而死于非命。
当年，丘处机心心念念的是不忘找到郭、杨两家的后辈。他不惜与江南七怪打赌，
相约找到杨与郭的遗孤并授以武艺，十八年后再来嘉兴比武，看谁高谁低。
于是，江南七怪便满世界找郭靖。终于在大漠深处，他们找到了笨小子。
那时的郭靖是多么的可怜。
江南七怪看到了他那呆拙的模样，都不禁怅然若失。
韩小莹是“一声长叹，眼圈儿不禁红了”。
朱聪说：“这孩子资质太差，不是学武的胚子。”
韩宝驹道：“他没有一点儿刚烈之性，我瞧也不成。”
只有南希仁讲了一句：“孩子很好。”
就是这么一个傻乎乎的、可怜巴巴的孩子，最后竟成了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你不
能不佩服金庸的笔下功夫。
反观杨康，为荣华富贵及权势功名所累，终于为恶成奸，人所不齿。
在写杨康和郭靖的不同时，金庸采取的其实是很传统的写法。一方面，武侠小说的
创作的确是在试图逼近古代的社会，古代社会里，善恶分晓、忠奸毕露，是人们认识生
活最直接的方式；另一方面，在传统的说教里，道德总是被强调着的：忠孝仁爱或者礼
义廉耻云云，金庸无法不受其影响。
所以，在郭靖和杨康这两个人物身上，是集中了中国人的人格理想模式及其价值判
断的基本规范与依据的。
不想刻意地把善或恶从人性中孤立出来，再用单纯的道德去一一诠释，这是金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