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生态失衡了,我尽力而为。”曹文轩在被问到他一个人如何与整个教育体制对抗时说。曹文轩说,他所宣扬的,不是整个教育体制的改变,那毕竟是不现实的,他所做的,是如何在现有教育体制下进行弥补。阅读,在曹文轩看来就是一个最好的弥补途径。阅读生态的失衡,是现在最紧要的问题。
曹文轩说,现在小孩手里不是没书的,有书,但是有很多是可读可不读的书。值得读的、需要读的、应该读的书,并不在他们手上。所以现在不是阅读不阅读的问题,是阅读生态失衡的问题。“我下去讲,就是告诉老师们,告诉孩子们,应该读什么样的书。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他们,说这样的书是值得读、应该读的,会对你的整个人生产生影响。我回忆了我的少年时代。我少年时代对鲁迅的作品非常入迷。到了初中的时候,我写作文,我就觉得鲁迅的品质、精神境界、说话的语气,顺着我的笔尖流淌到我的纸上。当时我不知道那叫什么,现在我知道了,那叫文脉。鲁迅的书是有文脉的,有文脉的东西才能够流淌。现在有很多很流行的书,那些书是没有文脉的,它不可能流淌,它没有后面流淌的状态。”
在曹文轩看来,小孩的阅读姿态是要家长和老师培养的,不是天生的,不能由着他。姿态分高低,你要培养他一种比较高的阅读姿态,就得说服他、指导他。
作为一个作品很受中小学生喜爱的作家,曹文轩时常会被问到为什么不写校园生活题材的作品。曹文轩认为,这样的观念不是孩子自己的,而是老师家长的。一个美国孩子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就像有个作者来见我,他原来是搞物业的,说现在还没有写物业的小说。我说你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文学跟物业有什么关系呢?文学跟人存在的基本状态有关系。”曹文轩说,他写作的时候,根本没想阅读对象的问题,只不过,他的题材、他的文字恰恰是适合孩子阅读的。事实说明,小孩喜欢这样的文学作品,不只是喜欢好玩的东西。
文学要有底线
让曹文轩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草房子》这样的纯文学作品自从问世以来已经印刷了50次,这让他坚信,文学还是有必须恪守的基本的东西,文学是要有文学性的,如果偏离了,受到的惩罚是,印刷了一次,就不可能再印刷了。
“我在想,文学到底应该是什么?它有没有我们应该恪守的东西,坚守的东西?当别人全部撤离那个地方的时候,我没撤离,我还站在那个地方。为什么要撤离呢?谁证明这个山头是不能待在上面的?当年托尔斯泰、鲁迅都待在这个山头,为什么就不能再待了?我就一直在问这个问题。”
让曹文轩不断思考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中国现在的文学格局。“我们现在写东西是没有底线的,我们往非常态去,把正常状态完全舍弃了。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深刻的东西在哪里呢?在非常态里面。
这样的作品能给人类带来什么?曹文轩无比困惑。当有人说曹文轩的作品太唯美、唯善的时候,曹文轩说:“我研究了几十年的文学,所谓深刻的元素我了如指掌,我出手就能写出来,这些深刻就是往死里写,往脏里写,往变态里写,不要写正常人就行了,我对那套符码系统清清楚楚。但是我不愿意那样干。也许我在这个社会受的刺激还不够,也许我还没受到足够多的人性对我的伤害。我承认人性是有问题的,但是因为我的宽容,遮掩了这些问题。我是宽容的,我能理解一些东西。”
曹文轩说,问题是这样,生活中确实有阳光的一面,为什么就只去写那灰色的天空,不能写阳光灿烂的天空呢?那不真实啊。我不反对你写灰色的天空,那你也不能反对我写阳光灿烂的天空。有人说,阳光灿烂是不真实的,这就很要命了。
曹文轩强调,文学作品必须要有底线,超越底线写人性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这已经不是我们日常生活的正常人性,是非正常的人性,这是没有意义的,是属于生理学、心理学变态方面的,跟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
现在曹文轩的创作越来越被人们重视,“当很多人往最新的东西那里奔走的时候,我没往那里跑。我在这个十年里,写的就是善的书,美的书。”
对 话
难道是我错了吗?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对善和美的强调会不会遮蔽了人性的丑恶,会不会让人麻痹?
曹文轩(一下简称“曹”):同样的一件事,看你用什么样的眼光去看,可以往恶里看,也可以往善里看。恶文化引导一个人看到的就是恶的东西。善与你对这个世界的恶有足够的认识是两回事。应该以善治恶,不能以恶治恶,以恶治恶只能又产生一个恶。
记:在你看来,文学作品的功能到底是什么?
曹:文学有反映现实的功能。到底有没有提升的功能?是让生活模仿艺术,还是让艺术模仿生活?艺术模仿生活是一种,但是是不是也应该像王尔德讲的,让生活来模仿艺术呢?要不要这一路呢?还是要的吧。不然要你们这些作家来干什么?要文化来干什么?要知识分子来干什么?这个理念在19世纪古典的那些作家们身上,在20世纪初的那些作家们身上,比如托儿斯泰、鲁迅,都是非常清楚的。我们一说健康,就想到人体的健康,有谁想到社会的健康?我现在看《世界通史》,人类社会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而美国社会健康的指数,1996年与1967年比,已经掉下去不知道多少个点了。文化在社会健康里面应该起很大的作用。我还是觉得当年鲁迅选择的路是对的,文学有对社会疗救的作用。文学诞生的那一天就是有这个功能。我们不能放弃这个功能。
记:你对现代派写作的态度会不会太偏激了?
曹:现代派的理念是好的,但是阅读效果是很差的,所以这两年我努力在抨击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东西。我批评的时候也不是在批评某一个作家或者某一个作品,我批评的是它的格局,投放在这个格局里不同侧面的力量悬殊太大了。我说的是这个问题。所以我跟那些作家都说,你们千万不要生气,你们的作品我都喜欢,我是在批评这个格局,不是在批评你们。在西方国家就很正常,传统的东西还是占主流。在美国,代表美国精神和美国文化的是什么呢?审美、崇高、悲悯、伟大、向上,全是这些元素。人家虽然不讲主旋律,但这些都是文学的基本面。
记:中国文学是怎么丧失这个基本面的呢?
曹:中国知识分子有逃脱不了的责任,就是他们干的,就是他们在这些年里无限度地放弃传统,放弃基本面,无限度地去赞扬商业化、赞扬物质的美丽,无限度的去写人性中丑恶的东西。
记:你自己是怎么来建立一个完整的维度的?
曹:我也不太清楚,这和一个人的知识背景,和一个人的定数有关。后来我有时候也想,也怀疑,也许我是错的。真的,我并不全认为我就是对的。这么多人都不这样想,就我一个人这样想,我想也许是我错了。可是我又不服气:难道是我错啦?我是那么一个钻研知识的人,那么一个钻研历史的人,那么一个钻研哲学的人,我能错吗?
记:你现在关注、焦虑的事情,已经超越作家的职责范围了。
曹:对,我已经从文学界走出来了,文学界的会议我已经不怎么开了。没意义。大家都不正经。圈子里现在是谁正经谁就虚伪。不能严肃地谈论问题啦,严肃谈论问题是虚伪的。这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语境,你不觉得很奇怪吗?走到哪儿,必须把自己打扮成不正经的形象,否则你自己也会觉得虚伪。中国的真实观发生了很大的问题,整个思想崩盘就崩在那儿,就是整个真实观的崩溃。我能有什么办法吗?我能开出什么良方妙药吗?惟一的办法就是,让大家看一些好的作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