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世说新语》是一部：具有争议文体的书，这个我暂且不谈，只是紧着《任诞》来谈一下。篇幅短小是它适合做床头书的优势，适合随时中断性的阅读。《任诞》出自刘义庆《世说新语》第二十三门，记载了魏晋名士作达生活方式的主要表现。任诞指任性放纵，名士们主张言行不必遵守礼法，凭禀性行事，不做作，不受任何拘束，认为这样才能回归自然，才是真正的名士风流。在这种标榜下，许多人以作达为名，实际是以不加节制地纵情享乐为日的。本文将从两个方面来说：“醉里不知谁是我”和“乘兴而行，兴尽而返”。避祸自保在古代社会是很重要的生活艺术，伴君如伴虎啊!
关键词：世说新语 任诞 宝典
有人说，历史上就那么几个好时代，谁遇到了就是谁的运气。我不知道，处于魏晋时代的他们是不是认为自己的时代就是那个幸福的好时代。但无疑，我们是很幸福的人。在这个可以通过各种途径积极成名的时代，他们留名千载，就给我们提供了通往成名之路的“宝典”，我们紧紧握在手中，吃饭时谈经典，睡觉时梦经典，跟朋友、家人聊经典，在商场买经典，总之，只要坚持不懈，总会名垂史册的。因为我们有必胜宝典--《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中的篇幅其实都很短--绝对是一本非常好的床头书，不仅可以随时拿起来随时放下，还可以欣赏名士风流，获得宝贵的成名经验--有的甚至只有一句话。但是，说起来话可就长了。试以《世说新语任诞》篇为例从以下两方面略加分析。
任诞，就是人性放纵的意思。还可以说成是“率真通达，恣情任性，不拘礼俗，放达不羁”的魏晋风度，但更多的是一种在血腥恐怖的社会形态里借以避祸自保的生存方式。
一、“醉里不知谁是我”
葛洪在《抱朴子酒戒篇》中说：“夫酒醴之近味，生病之毒物，无毫分之细益， 有丘山之巨损，君子以之败德，小人以之速罪， 耽之惑之， 鲜不及祸。世之士人，亦知其然， 既莫能绝， 又不肯节，纵心口之近欲，轻召灾之根源， 似热渴之恣冷， 虽适己而身危也。小大乱丧， 亦罔非酒。”现在我们一看到酒直接的联想就是醉酒驾车、酒后失言，以酒乱性等等，然而，在历史上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酒却是风流名士的象征，那些留名的名士正是借酒而生存。且看他们与酒的关系：
“刘公荣与人饮酒，杂秽非类。人或讥之，答曰：‘胜公荣者，不可不与饮；不如公荣者，亦不可不与饮；是公荣辈者，又不可不与饮。故终日共饮而醉。’
步兵校尉缺，厨中有贮酒数百斛，阮籍乃求为步兵校尉。
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沽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数疑之，俟察，终无他意。
诸阮皆能饮酒，仲荣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
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
木匠的儿子于连去给市长当家庭教师，曾很紧张地问，自己与谁一起吃饭。这些名士出身贵族，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却以如此方式嗜酒，“刘公荣与人饮酒，杂秽非类”者有之，与猪共饮者有之， “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的不求身后名者有之，更有狂人阮公为饮酒做官，醉酒之后就睡在美貌的沽酒妇旁，他还让刘公荣站在旁边看着自己和王戎共饮，风趣地说：“胜过刘公荣的，不能不和他喝；比不上刘公荣的，不能不和他喝；唯有刘公荣，可以不和他喝酒。”这些人也蛮可爱的，所谓一物降一物，刘公荣可以以祭酒神为名让妻子准备酒肉而自己大快朵颐，却对阮籍无可奈何。“魏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变化时期”，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言，这一时期“两汉经学崩溃”思想继先秦诸子之后第二次表现出异常的活跃。而这个时代确实是有些动荡的，但也正是在这样的非常时期，即“社会日渐动荡”，“经学崩溃”，“战祸不已”，“疾病流行”时开始对自己的“生命、意义、命运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这个时代人开始“觉醒”有了自我的意识，然而所处的时代礼教被破坏的不行了，“兼善天下”是不行的了，只好“独善其身”。比如阮籍如此实在是有不得已的苦衷。《晋书阮籍传》：“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这种以醉态为常态的做法看起来有点不务正业，其实，内心有着极大的痛苦，正如他自己所说：“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衿。孤鸿号外野，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为此，借酒消愁实在是无奈之举，因而他也就理所当然地拒绝儿子阮浑加入他们的行列。鲁迅先生说：“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并且认为他们看似是礼教的破坏者，实则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为了活着，我们常常得委屈自己甚至苟且、屈辱地生存，对于我们自己所深爱的东西也只能以另外的看起来荒诞的方式来爱护甚至是缅怀。所以，这些爱喝酒的人浸淫在“杜康”的迷醉里，暂时忘掉自己，忘掉生活，忘掉所有让自己“心焦”的人人事事，正是，喝酒的理由有千千万万个，而没有一个理由是戒酒的。也许，辛弃疾的词《念奴娇赋雨岩》可以稍微注解一下这些不管饮酒的方式而只是耽溺在醉酒的状态的人们的行为和些许的心思：“近来何处有吾愁，何处还知吾乐。一点凄凉千古意，独倚西风寥廓。并寻竹泉，和云种树，唤作真闲客。此心闲处，不应长藉丘壑。
休说往事皆非，而今云是，且把清尊酌。醉里不知谁是我，非月非云非鹤。冷露风高，松梢桂子，醉了还醒却。北窗高卧，莫教啼鸟惊著。”
除此而外，即为生存而使自己处于迷醉中借以远离尘世，解脱精神，另外一个原因则是由于当时的时代盛行吃药。自从何晏开了吃“五石散”的先河之后，很多人都开始吃药，估计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学习“超女”或者明星吧。据鲁迅先生说，他们吃了这种药之后便需要散步称之为“行散”，走了之后要发热，发热之后又发冷，发冷时要吃冷食，用冷水浇身，（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吃冷饮洗冷水澡，他们还真是时髦又能折腾）但需得饮热酒。虽然他们热爱礼教，但为“名士”计，（鲁迅先生认为是“为生命计”）也就顾不得那许多了。所以可以“居丧无礼”，王佛大叹曰：“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吃药之后，不饮酒会有生命危险，形神当然要分离了。《任诞》中还有一篇，我觉得是他们饮酒的一个很重要的时代的自证。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
总之，魏晋名士如此这般，一方面是为了躲避政治上的迫害，不做司马氏的言臣，另一方面就是成为当时的名士。恐怕后者所占比重还更多些，这样正好说明魏晋不仅仅是“文学自觉的时代”更是人的“觉醒”时代。然而“由于残酷的政治清洗和身家毁灭，使他们的人生慨叹夹杂着无边的忧惧和慎重的哀伤”因而只能借着名士风流（吃药和饮酒）来使自己看起来不守礼法，洒脱不凡，“内心却更强烈地执着人生，非常痛苦”。
二、“乘兴而行，兴尽而返”
现在的我们往往急功近利，不论做什么都会权衡再三，看是否值得，然后去做。因此，很多事情因为被想得透彻，因为有着鲜明的目的性做起来就缺少了率真和乐趣，现代社会上的人都是在理智上走了很远的人，我们回头看看古人。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凌濛初曾经评论说：“读此每令人飘飘欲飞。”而我每次读它则是满心的欢喜和无限的心向往之。王子猷，即王徽之，是鼎鼎大名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在《晋书王羲之传》中记载，他“性卓荦不羁，为大司马桓温参军，蓬首散带，不综府事。又为车骑桓冲骑兵参军，冲问：‘卿署何曹？’对曰：‘似是马曹。’又问：‘管几马？’曰：‘不知马，何由知数！’又问：‘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尝从冲行，值暴雨，徽之因下马排入车中，谓曰：‘公岂得独擅一车！’冲尝谓徽之曰：‘卿在府日久，比当相料理。’徽之初不酬答，直高视，以手版柱颊云：‘西山朝来致有爽气耳。’”这样的人也许会是一位好兄长或者好朋友，但应该不太会是一位好干部。他的性格不适合，所以为官数年便辞官归隐于会稽。雪夜访戴的事情发生在归隐期间，即在山阴，他的朋友戴安道住在剡溪。山阴“崇山峻岭，茂林修竹”，而王徽之又是很喜欢竹子的，住在此处正是相得益彰。冬天的某个夜晚，下了一场雪，王徽之醒来之后对雪饮酒，“三杯两盏”之后，吟咏起左思的《招隐》诗来：“杖策招隐士，荒涂横古今。岩穴无结构，丘中有鸣琴。白雪停阴冈，丹葩曜阳林。”名士也寂寞，一个人边喝闷酒边咏诗，当不能自得其乐，所以乘舟去看自己的朋友，可是经过一夜终于到了之后却又不去见人直接回去了。这让我们这些不论做什么事情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人情何以堪啊！“乘兴而来，兴尽而返”，只能如此来说了，其他任何语言都苍白无力说不清也道不明。
《任诞》篇中，有用酒来标榜的也有率性而为的，不论哪样都是出自于自我生命的意识，他们做什么事情都是自己判断的，也许可以说成是“自由之思想和独立之精神”，因此才会穿越时代的洪流，在历史车辙的印迹中凸现出来，与我们面对面，和我们的生命共鸣。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他们潇洒飘逸的态度竟然是产生在魏晋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里，我们也需记得他们内心深深不可消除的巨大恐惧和忧患。也就是说，终其一生，他们并没有身心如一地洒脱过。但他们的方式又值得我们今天的人思考，我们的生命的意义在哪里？我们是要用各种现代化的方式不择手段地成为流星般的“红人”还是要成为经得起时间洗涤的真正的名垂青史者？《世说新语》果真是名不虚传的成名宝典啊！
参考文献：
【1】刘义庆著,朱碧莲 沈海波译注.世说新语(下册).[M].中华书局2011年5月
【2】李泽厚.美的历程.[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2009年7月
【3】鲁迅.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7月
【4】刘占召.王羲之传.[M].东方出版社2009年1月
【5】葛洪.抱朴子酒戒篇（晋）.[M].中华书库
马梅